摘要：毛泽东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博览中国经典，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情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便是他经常阅读和引用之典籍。传统文化中的兵学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周易·师卦》专门谈兵论战，其所凸显的主旨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争的正义性”“统帅的贤明性”“军队的纪律性”“因地制宜采用正确战术歼灭敌人”等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之间具有较大的融通性。
关键词：《周易·师卦》；
毛泽东；
军事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1;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0-0026-04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矛盾运动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它还是我军的治军之本、强军之魂、克敌之道，引领着无数中华儿女一步步地迈进了新中国的大门，至今仍熠熠生辉于我国现当代军事思想的宝库中。刘继贤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由军事哲学、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国防建设五部分内容构成”，“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成为创新军事理论和正确指导军事实践的科学指南；
在中国及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和重要作用。”［2］
宏博精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与革命斗争的实践息息相关，而且还与毛泽东自身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国内外名作佳篇无所不涉，并对其中众多书篇的内容做了圈点勾画式的批注。在毛泽东生平所读著作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占据重要部分，且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经典《周易》
毛泽东一生熟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自然而然地受到它们的导引之效。这些文化典籍中就囊括有“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
毛泽东自幼便接受了六年的私塾教育，研读四书、五经，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3］1这其中的四书、五经理应包括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并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作有题名为《讲堂录》的课堂记录和读书笔记，至今保存下来的有四十七页。其中记有‘四书、‘五经的言论不少。如：‘天地交，曰泰。语出《易经》中的《泰》卦《象》辞。”［3］81937年，毛泽东在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曾写道：“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4］这其中的“乾坤”二字也出自《周易》一书。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讲话时就曾引用《周易》中的语句来阐明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5］321再者，毛泽东，字润之，“润之”二字或出自于《周易·系辞上》中的“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和《周易·说卦传》中的“雨以润之”一句。此外，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年政治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引用的成语典故也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周易》，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深刻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讲：“《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以援《易》以为说。”［6］《周易》虽是一部卜占之书，但却记载了许多军事相关的内容。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周易》“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桎梏，向着人文化、哲理化的方向迅速发展，其在军事活动中的意义已不仅仅是一个占卜问吉的手段，而是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在日趋频繁、激烈的战事中给予人们切实的指导”［7］，凸显出丰富而深刻的军事思想。
《周易》中囊括有不少中国传统的兵学思想，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就是中国传统的兵学思想。《师卦》作为《周易》中专讲传统兵学思想的一卦，颇具代表性，与毛泽东宏博精深的军事思想息息相关。
二、《周易·师卦》内容及解读
《师卦》作为《周易》中的第七卦，列于《讼卦》之后，两者之间可谓是续接相生的关系。《周易·序卦传》曰：“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8］95讼争起于众人之间的矛盾，当矛盾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时，众人只能诉诸于武力，大到出师征伐。
《师卦》卦象是，内卦（下卦）为坎，外卦（上卦）为坤，下坎上坤，地在水上，内险外顺，看似平静的表象下实则暗流涌动，寄意为兵凶战危，剑拔弩张，呈现出大战一触即发之势。此外，阳爻居于下卦中位且为一，五阴爻顺应而序，一阳统五阴，为统众之象，适与“师，众也”相呼应。
《周易·师卦》的内容如下：
“师：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8］25
《师卦》的首句在申明“师出有道”“正义的战争”可以免受咎害。“初六”在讲“军队纪律的重要性”；
“九二”在讲“统帅的贤明性”；
“六三”在申明“战争结果的凶险”；
“六四”在讲要进行战术性的反思与总结，适时改变战术；
“六五”在讲“适时反击”“适时自卫”的同时，再次重申“统帅的贤明性”；
“上六”在讲“战事胜利后，君王所采取的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举措”，反映出“贤明君王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师卦》是在强调军事行动中战争的正义性、统帅的贤明性、军纪的严明性及因地制宜采用正确战术歼灭敌人等内容。
三、《周易·师卦》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融通性
《周易·师卦》所阐发的内容与毛泽东的几点军事思想是交相呼应、相互融会贯通的：一是强调战争的正义性；
二是强调统帅的贤明性；
三是强调军纪的严明性；
四是强调军队要因地制宜采用正确战术歼灭敌人。
（一）战争的正义性
毛泽东对战争的性质有着清晰独彻的认识，“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9］475-476在谈到国内中国共产党对战争性质的看法时，他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9］475-476。此外，毛泽东还对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做了较为详尽论述，“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我们今天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不但战争本身的性质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的。”［10］对于国内外革命战争的性质，毛泽东始终坚信正义而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必然能够战胜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的正义性”恰与《周易·师卦》中“师贞”“无咎”的意蕴交相辉映。师出有道、秉持正义的人民军队定能将兵凶之象化险为夷，吉祥而无所咎害。
（二）统帅的贤明性
一支战必克、攻必胜的军队中必然有着一些治军有方、道高德重的军队统帅。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此次改编，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成为他此后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实践的宝贵财富，为国内革命战争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军事领导干部。在“三湾改编”所实行的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中，最核心的就是“如何搞好官兵之间的关系”问题。针对该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官兵一致”的原则。在阐述“官兵一致”原则时，他讲到“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11］934。优秀的军队统帅也包括作战指挥员，他们不仅应具备有与士兵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的德行操守，还应当具备丰富而优秀的军事作战经验，不仅“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而且“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12］173。这就需要他们“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12］175以及“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运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12］178。毛泽东不仅要求军队领导者要尊重士兵、爱护士兵，还要求他们要懂得运用战争规律指挥各类军团作战等。毛泽东所强调的“统帅应当具备的贤明性”颇与《周易·师卦》中“师：贞，丈人吉”“在师中，吉”“长子帅师”而“贞”所表达的意蕴相契合。贤明的军队统帅领军征伐，上传下达，团结一致，历尽艰辛，取得胜利，荣膺表彰。
（三）军纪的严明性
毛泽东认为革命斗争的胜利离不开军队严明的纪律。人民军队只有“加强纪律性”，才能使“革命无不胜”［5］194。无论是组建人民军队还是领导人民军队投身于革命实践，毛泽东在强调人民军队应自觉加强自身纪律性的同时还对人民军队做了一系列与“加强纪律”主题相关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谈到中共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时，毛泽东认为“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
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13］209-210，“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是具有自觉的纪律性。”［11］1039同时，毛泽东还对革命军队在投身军事行动前的工作做了明确要求，“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14］1154此外，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还提出了“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打土豪要归公”［14］1241。1929年之后，为适应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势，毛泽东对先前“三大纪律”的内容进行了更改，即为“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14］1242。此后，人民军队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斗争实践中，都积极躬身践行着毛泽东人民军队纪律管理的思想。《周易·师卦》中“师出以律”“失律凶”的内容颇与毛泽东所强调的“军纪严明的重要性”军事思想如出一辙。严明的军纪是人民军队强大凝聚力的重要保证，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四）因地制宜采用正确战术歼灭敌人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挥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9］406。在军事斗争中，当己方处于劣势时，要识得保存自身实力，选择暂时性的撤退，以待时变。毛泽东是深谙如此道理的。“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12］202毛泽东认为，“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12］206统观战局，当战场局势对人民军队不利时，人民军队则会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选择战略性退却，诱敌深入，待时而动，为军事反攻做足准备。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过与朱德等人军事思想层面的交流，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2］104的十六字游击战要诀，为此后游击战、运动战在我国战场上的广泛实际运用提供了启发式的指导。在军事作战指挥中，毛泽东巧妙充分地发挥了游击战、运动战的优势，统观全局，步步为营，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以退为进，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带领人民军队取得了無数次大大小小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所强调的“战略退却”以及“游击战”“运动战”等“因地制宜采用正确战术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颇与《周易·师卦》中“师左次，无咎”“田有禽，利执言，无咎”的内容相契合。
结语
《周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囊括有不少兵家思想的内容。《师卦》作为《周易》中专讲传统兵家思想的一卦，颇具代表性。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部分内容与《周易·师卦》所凸显的主旨具有一定的融通性，两者之间可谓是同质同格、交相辉映。这或说明毛泽东的部分军事思想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周易》的承袭。探究《周易·师卦》与毛泽东军事思想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启迪人们深入学习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还可以为当下我国国防和军事现代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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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珩（1991—），男，汉族，山东菏泽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易学文化。
（责任编辑：张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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