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11篇）7月党建理论汇编（2023年）,供大家参考。
2023年7月D建理论汇编
（11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哲学阐释
建党百余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因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讨论研究的焦点。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当然不能泛泛而论，而应予以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升，特别是要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梳理。这是因为，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道理分析清楚，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逻辑阐释透彻。
总结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哲学的视域中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概括为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五个方面。其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是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坚定的初心自觉承担起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价值观上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信仰的力量。其二，要想有效践行初心使命，党就必须注重把握历史规律。如果对历史规律认识不清，便无法真正认知历史使命，更谈不上对历史使命的切实承担。只有把握历史规律，党才能洞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才能作为积极能动的历史主体，沿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推进使命的实现。就此而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要求党通过把握历史规律，在战略上掌握历史主动。其三，要想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党就必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致力于理论的创新发展。破解问题的过程就是认识或深化认识规律的过程。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没有对问题的有效破解，就不可能形成认识的突破与飞跃，也就不可能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其四，认识世界、创新理论、把握规律固然重要，但并非目的本身，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注重知行合一，更为强调对理论的实践运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对实践的高度重视是党的巨大优势。其五，必须看到，以上四个方面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有效自我革命为必要前提。一个不能进行有效自我革命的政党，谈不上承担使命、把握规律、创新理论、改造世界。综合以上分析，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逻辑框架，可以较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与论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特别是，这五个方面强调的都是原则性、战略性因素，论述的是哲学高度上的能之“道”，而不是具体层面的能之“术”，因而更具有研究意义。
一、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首先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自觉承担与践行着自身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强调自身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正如党的20D报告指出的：“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自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承担三重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的更大贡献、实现共产主义，贯穿其中的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与价值追求。其中，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的使命的现实基点，对人类的更大贡献是党的使命的空间拓展，实现共产主义则是党的使命的时间延伸。对于这三重历史使命以及贯穿其中的初心，党的20D报告都有所论述，如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沉的价值关怀与价值承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既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深厚、最为靓丽的价值底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为伟大、最为坚固的价值力量，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价值密码。自觉承担具有神圣与崇高意蕴的初心使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着眼于选票或单纯执政，不是局限于当前利益、局部利益或具体利益，而是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根本，着眼长远、着眼整体、着眼根本，服务于人民、民族与人类之利益。
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并以高度的自觉意识致力于对初心使命的践行。观诸党的文献，毛泽东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阐发的经典之作。发表于1939年12月的《纪念白求恩》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发表于1944年9月的《为人民服务》高度评价了张思德的人民情怀与牺牲精神，强调“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发表于1945年6月的《愚公移山》高度评价了愚公下定决心、毫不动摇的坚强意志，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被誉为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这些论述反映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之所以成功的价值因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类文明与先进价值观的强大示范与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A总书记对党的初心使命作了党历史上最为集中、最为系统、最为明确的阐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A总书记强调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代表”“从来不代表”的截然两分将党的代表的性质、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得淋漓尽致。
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对于中国共产党具体发挥何种作用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党组织由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使命承担的志虑忠纯者组成，进而淬化、净化党组织，对组织成员发挥有效的动员、组织、激励功能。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使得党员个体能够抛弃一切私心杂念，视为党的事业奋斗为应然。这种应然认同与价值追求所激发出的能量是无穷的，这种无穷的能量就是信仰的力量。另一方面，党员通过自觉践行初心使命，通过示范教育，能够有效地启蒙、引导、组织民众，从而最大程度地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人民群众在与党员的交往互动中，观察到、体会到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情怀与孜孜不倦的使命追求，进而产生对党的高度认同与坚定支持。综合来讲，初心使命之自觉担当使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外发挥着价值定向、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最大程度地激发党员与民众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之功能。而只有如此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党的历史使命才有可能实现。
二、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使命自觉，但其所担负的使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认定，而是基于历史规律的揭示。正是基于历史规律，党的使命才是真实的，党也才能更好地认知与践行使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不断续写辉煌，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注重把握规律，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在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牢牢地把握了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注重把握规律，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因，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规律，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与未来的必然前景，遵循历史规律有助于把握历史主动。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道。天道，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既高于现实世界而又在其内发挥作用的、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规律与原则。现实统治的正当性、现实秩序的合法性皆来自于对天道的遵循，天道即规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因与中国哲学的思维传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高度强调学习哲学，强调对规律的认知与利用，规律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核心范畴。
认知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展现出强大的自信。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中心任务与不同社会主要矛盾探索、认知与运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规律的过程。只有把握了规律，才能做到弱时不失望、不气馁，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时不忘形、不自负，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才能在战略层面避免被动、化解风险、应对挑战、利用机遇、把握主动、有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正是因为重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才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才得以建立，中国发展才得以开启新纪元。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的讲话中，毛泽东集中谈到了把握规律与趋势基础上的领导与预见问题，所论极为深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
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在毛泽东看来，领导之为领导者在于其有预见之能，而此预见之能来自于其对规律的认识与把握。领导与预见的辩证关系是从具体实践中抽象出的理论一般，表明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思考问题，在规律层面把握问题，在战略角度解决问题。正因如此，其论述对于党在领导中避免盲目性、发挥主动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正是因为把握住了基于规律的历史主动，毛泽东对“我们的事业”充满自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A总书记一直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大历史观，强调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强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强调把握历史主动。党的20D报告对此也有鲜明的体现。具体而言，这种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上，强调“两个结合”，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三，在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20D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根本性质、鲜明特色、本质要求、宏伟蓝图、重大原则的论述深刻而系统，都是规律层面的认识。其四，强调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五大规律性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其五，在党的建设上，提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强调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综合来看，党的20D报告通篇体现着系统深刻的哲学思维，体现着对规律的高度重视，体现着对真理的自觉探索，体现着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识规律、明大道，使中国共产党真正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社会的深处，其战略与行为合乎于道、明乎于时、应乎于民。因为中国共产党切实把握住了历史主动，所以其领导具有正当性，其治理具有有效性，彰显出强大的历史自信。
三、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
既然使命的实现以对规律的认识与实践为前提，只有基于规律才能掌握主动，那么规律如何认识与把握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中，中国共产党认识与把握规律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在破解重大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借鉴、吸纳、探索、总结、提升，融会萃取，深化理解、综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特别是改造世界的理论旨趣与价值定位决定的。确实，只有切实解决问题，才能将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与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落到实处，才不会把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变成脱离实践的抽象理念与纯粹口号。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问题的强烈关注与执着探索，马克思创造出了伟大的理论体系，揭示了深刻的历史规律。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问题的不断探索与解答史，一部中国共产DS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的伟大奋斗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传承了这种突出的问题意识，并努力探索、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规律的认识。
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解决问题、揭示规律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由实践到理论的过程，过程中还必须充分借助已有的理论资源与经验总结。换言之，这个过程不能脱离已有的对相关规律的认识成果，是一个在既有认识成果基础上继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进而言之，破解问题所借助的既有认识成果涉及多个方面，具有综合性。
其一，破解问题需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系列理论成果，并且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党的理论的守正创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20D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其二，破解问题需要学习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群众史观，而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党的20D报告在阐述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时，明确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特别是现代社会，就客观条件而言，社会成员的自由与权利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与保障，社会的自由活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愈益增多；
就主观条件而言，社会成员的能力与素质不断提升，个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得到愈益充分的展现。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大大增强了社会成员各方面的创新创造能力，因而我们党在破解时代课题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总结、汲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经验和实践智慧。其三，破解问题需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样一种包容、吸纳、借鉴、内化，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承接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政党必须守正创新，秉持为民初心的政党必须集中人民智慧，胸怀天下的政党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以学习性思维、实践性思维、开放性思维，融通中与西、打通古与今、联系思与行，在直面问题、执着探索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赓续文化传统、创新人类文明，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真正体现了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
四、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
基于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而言，理论不仅要揭示规律、解释世界，更要付诸实践、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即使思想科学、理论正确，但如不能有效付诸实践，其主体依然无法真正承担与实现历史使命。针对于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为指导，确立了系统而彻底的实践思维。这种实践思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释放人民群众的实践潜能，重视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强调衡量理论真理性与政策有效性的实践标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这种实践思维的完整表达与充分体现。观诸历史，这种实践思维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拓展，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个突出优点和明显优势。
在认识论上，实践思维强调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确立实践的优先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特别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表明不能以意识来裁剪现实生活，而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注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维方式外，还存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思维方式。在反思与批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实践论》便是马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邓小平在总结改革经验时曾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此集中表达的意思是，不要总是用理论套实践、用本本套实际、用原则套当下、用理想套现实。进而言之，理论即使反映了规律，其具体贯彻落实也还得从实际出发。另外，现实实践极为复杂，不断发展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任何理论、样本都不具有完全的可参照性，且存在固化的可能，因此更需要强调实践的基础地位与决定作用。党的20D明确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在群众观上，实践思维强调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理论源自群众实践，又通过群众实践得以检验发展，在这样一个无限的互动循环中，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于理论的正确形成、创新发展极为重要。思想理论与大政方针往往都是原则性、宏观性的，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能动、丰富而生动的具体实践，思想理论与大政方针中蕴藏的活力与红利才能得以充分释放，党的宏伟目标与历史使命也才能得以实现。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主张一切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在方法论上，实践思维强调党的创新理论的有效贯彻落实。“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书斋中的纯学问，而是具有明确、强烈的行动取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贯反对空谈，强调实干。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把“抓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邓小平更是反对空谈，注重抓实、落实、实干。新时代，A总书记也高度重视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贯彻落实，提倡“钉钉子”的工作方法，从而极为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实践特质。
在价值论上，实践思维强调价值评价的实践标准，确立价值评价的功能导向。换言之，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实践思维要求以事实说话、以实绩服人、以实效证明，要求创新理论能够切实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人民的发展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整个世界的大同美好。“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实际上主张的就是这种实践的检验标准。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拥护。就此而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理论与政策效果的唯一标准。党的20D报告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实践的检验标准：既阐述了过去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又阐述了新时代十年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以及十六个方面的具体的历史性成就，从而有力地证明了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五、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
以上所论四个方面，不论是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还是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不论是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其能否实现并长期坚持最终都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推进自我革命，并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正如党的20D报告指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内外因关系中强调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党的自我革命注重解决党自身内部的矛盾与问题，恰恰就体现了这一哲学基本原理。只有切实解决好内部的矛盾与问题，才可以有效应对外部的风险挑战，有效利用外部的机遇条件，有效承担并实现历史使命。对于如何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学界已有诸多论述。在此，基于百余年党的自我革命的探索历程，特别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创新实践，结合党的20D报告，主要论述对几对重要关系的理解。这几对关系并不涉及具体措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点与关键，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就此而言，对于这几对关系，不能仅从一般党的建设的角度去理解，而需要运用哲学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去把握。
在原则上，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并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将之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使命的伟大、任务的艰巨、形势的严峻既使得高度民主成为必需，也使得高度集中成为必要。在规范意义上，民主集中制在应该民主的地方高度民主，在应该集中地方的高度集中，是一种无比理想的制度。然而，在现实运行中，民主集中制又充满张力，就此而言，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对其进一步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完善除了要有效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外，还要注重解决好权力集中过度、缺乏制约的问题。其一，必须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中进一步健全民主法治。“民主集中制建设不是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它的沉浮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状况息息相关。当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时，以党内民主为基本前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就有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大环境，它也必将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上快速前进。”其二，扎实推进改革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增强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对自主性与自治能力，借此有效对冲、抵御、减少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其三，健全、规范集中运行的制度机制，保证集体领导与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特别是加大对领导班子和组织“一把手”的监督制约。鉴于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努力深化对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在战略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是针对党组织与党员内在的观念认识，制度治党是针对党组织与党员外在的规范约束，两者一内一外形成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合力。注重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员个体志愿加入党组织，因而必须以党的思想来检视并要求自身，为实现党的使命而不懈奋斗，这就相当于党员个体自觉自愿地与党组织订立了一份使命型契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也正是因为始终注重思想建党，以之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做到了理想信念上的无比坚定与无坚不摧。党的20D报告指出要坚持不懈地用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尤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更需要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与惩戒、动员与规范功能。党的20D报告特别强调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
在力量上，政党主体与人民主体相结合。自我革命尽管是针对党自身的，却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来完成，而必须要发挥人民与政党两个主体的力量。所谓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两个主体的关系。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党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更好地实现为民之初心，党不能偏离初心使命进行自我革命。而人民的外部参与对于政党的自我革命也发挥着相应的刺激、驱动、助力、监督、制约等功能。并且，党的自我革命的效果最终也要由人民来评价。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仅仅依靠人民的外部参与还无法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之所以如此说，一是因为没有党的有效的自我革命，没有党对于外部参与和监督制约的有效回应，外部的参与就无法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与力量；
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对于初心使命的宣告是主动的，对于人民的代表角色是自己选择的，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做好自己的建设，推进自我革命，从而切实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综合来讲，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而言，对于党的自我革命而言，政党主体与人民主体同样必需。因此，党的20D报告既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又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在效果上，革除弊病与有效赋能相结合。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当然需要有效革除党自身存在的、影响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各种积弊，比如党的20D报告提出的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等。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同样需要致力于提高党自身攻坚克难、完成使命的能力。针对于此，党的20D报告提出，“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要想切实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党的自我革命就必须实现除弊与赋能的有机结合，非如此不足以承担使命。近年来，党反复强调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其实就是力求达到革除弊病与有效赋能的有机结合。
以上在哲学视域中从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当然，任何理论的总结、概括总是难以全面。特别是随着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在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斗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必将创造与积累更多的成功经验，因而对其在哲学层面的梳理提升也必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此而言，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与尝试，相关的研究具有开放性。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历史观
A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历史观是人们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对历史观基本问题予以科学解答，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历史观，对于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相统一
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既体现为内在的、客观的、本质的联系，又展示为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但社会历史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人们在顺应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可以游离于现代化潮流之外，否则就会被历史潮流所抛弃。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现代化艰辛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因找不到正确道路而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团结领导中国人民主动而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懈探索，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推进与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是顺应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的战略之举，又是自觉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现代化的主动作为，是在实践基础上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的有机统一。
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时，社会进步又是社会系统各要素以一定形式和结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涉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其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分别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分别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推动着社会历史不断进步。
经济现代化始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基石，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是实现宏伟奋斗目标的保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条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为社会全面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的协调发展。党的20D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战略安排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与根本，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顺利实现。
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相统一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普遍性是历史发展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特殊性是历史发展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历史的特殊性就没有历史的普遍性，历史的特殊性也离不开历史的普遍性。
现代化作为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呈现出普遍性、共通性的特征：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从使用简单、传统的技能到运用先进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的转变；
在经济方面，实现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政治方面，表现为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变，从倚重“人治”到突出“法治”的转变；
在文化方面，表现为从神圣化、一元化向世俗化、多元化转变；
在社会生活方面，表现为从封闭性社会到流动性社会的转变；
等等。但这种历史普遍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无疑具有不同特点和表现形式，展现出历史特殊性。A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出人类现代化的共性，又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党的20D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结合不仅克服与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严重弊端，把现代化之路引向光明前景，而且以不争的事实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实现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为人类追求与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项。
人民主体地位与党的坚强领导相统一
能否正确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否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汇聚起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才能汲取推动社会进步的深厚智慧，才能获得推动社会进步的民意基础。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要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必须对其进行充分动员与有效组织，由先进阶级及其政党予以领导，以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来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党的20D报告提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当作目标追求，把听取人民的智慧与意见作为重要条件，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核心要义，把接受人民的评判与检验当作基本遵循，把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奉为价值追求。A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主体地位的最高政治力量。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确保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偏离航向、不丧失灵魂、不犯颠覆性错误；
党的领导推动改革创新，勇于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及辉煌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底气、骨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在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人民主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力量源泉、价值追求，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领导力量与政治保证，科学把握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相统一的规律性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有力保障。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A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基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形成具有揭示事物本质的深刻性、展示事物内在联系的原理性、预见事物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改变现实的实效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深化规律性认识，应从理论、文化、历史和现实维度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发机制，学深悟透A总书记对党的理论创新的阐释与要求。
在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中进行理论创新。A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民选择，既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具有真理性与科学性，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超越其生发时代的人类思想精华，其价值追求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成为党把握规律、创新理论的强大思想武器。
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进行理论创新，要在“守正”层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根本，在“创新”层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时代，并由此深刻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过程，也是用中国和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并由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进行理论创新。文化关乎国运兴衰，是培育理论的深厚土壤、涵养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A总书记强调，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进行理论创新，就是植根本国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上枝繁叶茂，是因为两者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民为邦本”的价值观、“为政以德”的政治观等方面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由此激活其革新的内生动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是党理论创新的前提和文化自信的根基。
在踔厉奋发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理论创新。A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一部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理论创新史，党从成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不懈探索中开拓创新，形成体系化和学理化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体系化”体现在作为整体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系统性、有机性和开放性的理论体系，构成该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别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次“新的飞跃”，体现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学理化”体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回答何以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何以迈入和建设社会主义、何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党的理论创新历程，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时代性，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行”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揭示了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行动指南而非教条的理论创新之学理。
在新时代的实践需要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是时代声音和实践先导，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和实践性。新时代以来，出现许多迫切需要通过理论创新来回答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使新时代成为需要理论而且也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
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十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主要内容，是其体系化和学理化的主要标志。“十个明确”从战略上明确往哪走，具有方向性；
“十四个坚持”从路径上明确如何走，具有实践性。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充分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现程度，以及理论对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新征程上，“两个大局”深度互动，党统揽“四个伟大”的使命更加严峻和复杂。只有应时而动，不断提出具有全局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新理念及新论断，才能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焕发更强大的真理力量。
实践无止境，党的理论创新无止境。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彰显“为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好”，是党理论创新的经验，也是党理论创新的要求。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和问题导向，不断创新体系化和学理化的科学理论，才能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A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A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
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这些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了文化繁荣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新的文化使命内含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任务，这就要求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我们党一直重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新时代人民的文化需求旺盛增长，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2万亿元。这为发展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了动力和活力。
新的文化使命内含以文化繁荣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20D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主义中国处处充满着昂扬向上的力量。
建设文化强国
一个国家是否强盛，文化强不强是一个重要方面。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我们的先人们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也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仅产生了老子、孔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而且创作了很多伟大的文艺作品。实践证明，文化兴盛始终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20D报告把“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强国既有一般文化强国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身国情的显著特色。就共同特征而言，文化强国具有文化供给能力强、文化产品质量高、公共文化服务完善、文化制度健全、文化法治体系运转良好等因素。就鲜明特征而言，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是生机勃勃的，是体现普惠性、公平性的。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把握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增强公共文化建设能力。公共文化是事关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应大力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加大各方面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提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二是要增强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多的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在这一过程中，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消费模式等，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发展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努力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新时代新征程，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整体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最深沉的力量，文化的影响力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建设文化强国，要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力、影响力、引领力，使文化建设与各个领域的工作紧密结合，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涵。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党的20D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有很大进展。例如，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我们建设农业强国不可多得的历史馈赠和宝贵财富。我们在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过程中，要善于从农耕文明中汲取养分，同时又通过建设农业强国赓续农耕文明，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润泽乡土大地，实现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建设和美乡村。
第二，更加充分地激发亿万人民群众的文明创造力。中国人民是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出气吞山河的强大力量。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改造着大自然的地貌，使板结的土壤变肥沃、沙漠变绿洲，而且改造着经济社会的地貌，使贫瘠的山村变成振兴的乡村。在新时代，14亿多人追逐现代化的动能澎湃，14亿多人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强烈，这一切让中国社会每天都发生着美好的变化。可以说，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主体，也是精神文明发展的主体，更是创造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方式的主体。
第三，秉持开放包容，在吸收借鉴中培育现代文明。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天竺、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一次次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中华文明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古往今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过去，我们在开放包容中涵养了中华文明；
未来，我们必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与胸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对历史最好的继承，也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项综合性理论创新工程，涉及马克思主义作用空间、时间变化和各种关系协调，需要多方面条件支撑，历史基础、群众基础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党的20D报告强调，“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是什么，如何理解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规律的认识。
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永恒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过程，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目标取决于时代、实践和人民的理论需要。党的20D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来自人民是指理论的渊源，为了人民是指理论的取向，造福人民是指理论的归宿。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是顺应人民理论诉求、满足人民理论需要的过程。
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实践要发挥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作用，实现预期的实践目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缺少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甚至步入误区，导致历史发展的曲折。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实践的转化，基于科学理论指导才能准确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髓和实践要求，将党的正确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实践，是人民的集体意志和联合行动，是各方力量的凝聚，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各方力量、形成集体行动，使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由“独唱”变成“合唱”。人民主体性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人民主体性的发挥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基础之上。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参与国家治理既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彰显人民国家主体地位的需要。人民基于全面覆盖、有机衔接的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通过多样畅通的民主渠道，有序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同样需要科学理论指导。基于科学理论，人民才能生成主体意识，准确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特征、功能与发展态势，提升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治理水平，从而有效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发挥人民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全体人民的期待和诉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并非单纯的物质生活富裕。党的20D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精神富有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缺少理论涵养难有精神富有可言。创造人民群众理解、认同的理论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包含人的现代化，其中理论素养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和思想指引。理论思维关系国家、民族的整体素养，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个性、品德、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心理素质的共同提高，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体现。理论素养、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有其特殊性，大众化的理论才能满足人民的理论诉求。人民群众不是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有其理论接受习惯和欣赏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深奥难懂，要求人民群众全面系统理解和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时代主题、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走进大众，为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和认可。人民群众理论诉求的通俗性、实用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性。
人民之问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20D报告提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回答人民之问，解答人民的理论困惑，回应人民的理论关切。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完善和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何成为现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如何选择。人民之问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诉求，实际上也是时代之问，回答人民之问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
理论需求决定理论创造，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必要，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力之源。
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竭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升华，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20D报告指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在书斋、想象中实现的，而是基于实践经验、实践智慧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建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方法都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有了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创立并不断完善和发展，并在社会实践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
人的实践活动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既有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空间，又不可避免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如何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供选择，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供借鉴。人民群众的实践都是创造性实践，遇到的多是难题，探索的多是未知，实践的过程是解决各种难题、探索各种未知的过程，解决难题、探索未知既推动了实践发展、提升了实践能力，也积累了实践经验、实践智慧，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来源。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进行总结、升华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毛泽东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原料”或者“半成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对这些“原料”或者“半成品”进行加工，进而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邓小平在论及改革开放时指出：“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事实上，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少政策、举措的出台和理论、制度的建构，是总结升华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结果。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
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蕴含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之中，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总结升华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要求眼睛向下、深入群众实践，善于发现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实践智慧。A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这是总结升华人民群众智慧的思想基础。甘当“小学生”，才能放下身段深入群众，倾听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
人民群众的实践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产生，人民群众的实践涵盖社会生产生活的各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创造性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各方面的思想资源。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的实践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部分成为驾驭技术、操控技术的实践，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人民群众实践智慧的多样性，促成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拓展性和开放性。
人民群众总是在既定历史条件、时代条件下通过自主活动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随心所欲创造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人民群众实践的创造性受时代条件的制约，无法超越时代提供的空间、设定的限度；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实践能紧贴时代脉搏、感知时代气息、把握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时代发展趋势是什么，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理论，理论怎样才能适应时代诉求，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人民群众的实践是认识时代、把握时代的重要途径，认清时代潮流、时代发展趋势，也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坐标。
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民群众的实践随着时代主题、历史任务的变化而发展。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嬗变，革命、建设、改革历史任务的演进，促使人民群众的实践成为不断创造、不断超越的过程，人民群众实践智慧的积累逐渐丰富，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竭源泉。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可能，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之源。
人民群众的文化积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厚底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A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人民群众实践创造、实践积累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根基。
党的20D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贯通”“融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彰显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文化积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地位。
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通过文化创造形成新的文化积累的过程，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实践创造的文化积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根植在中国人民内心，潜移默化影响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精神标识。人类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主要借鉴了西方文化的精华，三大理论来源都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对于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吸收并不充分，这既是历史的遗憾，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既能夯实马克思主义的东方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底色，又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关键在于找到二者相通、契合的地方，以此作为“贯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如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兼容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些相通和契合，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成为可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形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既有利于赢得人民群众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和认同，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渗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支配人民的言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不是通过有组织的教化养成的，而是通过代际传承感知、领悟和践行的。比如，与人为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言而有信的道德规范，干一行爱一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实干精神，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关系，都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融通”。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既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增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
在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底蕴时，不应忽略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文化资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营造文化氛围、创造文化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生成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A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019 年 5 月，A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回顾历史、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这里首次面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文明自信”的概念。文化与文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从时间上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出现文明；
从内容上看，文化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文明主要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
从性质上看，文化有积极和消极、正面和负面之分，文明是指进步的状态，是人类不断从蒙昧向开化、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向文雅的发展过程。文化自信是基于历史自信产生的，文明自信是在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基础上产生的，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也是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逻辑必然。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的生成，意味着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历史地位、当代价值的认知和肯定，有利于增强“贯通”“融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和文明支撑。
经过长期文化创造和文化积累，人民群众形成了与自己生产生活相适应的文化偏好和文化消费习惯。比如，人民群众易于接受通俗易懂、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理论，由此促使马克思主义由高深走向通俗、由小众走向大众。人民群众的文化偏好和文化消费习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参照。人民群众惯于从已有观念、取向和表达出发判断、评价新事物，由已知来判断、接受未知，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赋予传统表达新的内涵或实现传统观念的意义转换成为必要。
人民群众的文化积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植根于深厚文化土壤，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人民群众的实践评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参照
理论创造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只有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作用，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人民群众的评价。人民群众的实践评价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参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回答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系列问题，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但仍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要发挥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作用，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精神的力量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魅力才能彰显出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符合国情、适应实践的需要，能否指导实践、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去检验，人民群众的实践体验、实践感受和实践效果，是评价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尺度。评价是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活动，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自觉或不自觉从自身需要、利益或经验出发进行评价，评价结果直接受到个人、群体偏好、利益、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评价结果与客观实际存在一定距离，影响评价的信度和价值。就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而言，既要关注个体、群体的实践感受，更要关注社会整体的实践感受，特别是要结合实践效果进行评价；
既要关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个人、群体生存发展的意义，更要认清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
既要关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意义，更要关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意义，看其是否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
既要关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体观点，更要揭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评价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尺度，才能准确判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效果。
事实最有说服力，人民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通过实践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成为现实。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群众实践所带来的改造世界、改变世界的效果，使人民群众能直接感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魅力，增进对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可由理论的接受者和实践者，变成理论的诠释者和传播者。人民群众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诠释和传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减少传播过程的中间环节，增强传播效果。
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和评价，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向深入，促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通过实践检验和评价，既可认清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优势，也可明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创新和拓展。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无止境的，原有的问题解决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演进，新的问题又将出现，需要继续进行探索和创新，实践的反复性决定评价的持续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言，人民群众的评价既是理论创新的终点，又是理论创新的起点，由此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的延续性。
人民群众的实践评价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受了检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力量。
总之，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实践智慧、文化积累和实践评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体现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主体自觉和主体担当，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力量。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要求人民群众清醒认识自身的主体地位，强化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更多实践经验、实践智慧。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要求理论工作者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诉求、深入人民实践、尊重人民创造、升华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并通过广泛的社会传播，成为人民的行动指南和实践遵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及其世界意义
A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文化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是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延续的核心基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构造，文化构建的内在结构表现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呈现出物质、政治和精神三个层次，对以物质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共同体具有统摄功能、超越功能和再生产功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拓展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渠道，有利于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基础上发掘共同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在多维度的人文合作中增进不同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通过推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扶持，不断开拓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交流空间，塑造全新的世界文明体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共识的达成。
一、内涵：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的融合
文化构建是一项富有弹性且较为隐性的工程。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接轨与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目的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实化和时代化；
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文化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应对和发展，在传承国内传统文化与迎接外来文明冲击的理论交错中，在多元文化交互并存的基础上以文化互鉴替代文明冲突，指明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多元国家文化形态进步的共同诉求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展现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
文化主体性是传承本国文化、延续民族精神和融入世界文明舞台的理论前提，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程度，是展现民族文化自信心强弱的标志之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吸收借鉴前人关于文化构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主体性”概念，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体现了文化构建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统一。所谓“自主的适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挖掘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契合要素，以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将文化的共通因素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主题中，依据自身的基础实现文化构建。第二，当本国文化无法找到与现代性相契合的要素时，则需要在应对冲击与挑战中以互通互鉴的文化交流理念主动学习外来文化的资源优势，在互动中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以实现重建。然而，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主动或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其首要前提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与坚守文化根基是文化构建统一过程的两个渐行渐盛的方面，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对其文化秉持自觉与自信的态度，才能扎根自身生长的文化沃土以守护其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文化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中国文化通过不断开放和完善交流机制以优化自身文化的建构方式，能够自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和自信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定性，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准确定位二者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深刻领会和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确立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意识和主体自觉，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执着坚守。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高度肯定。在新时代，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出了贯通古今、博采中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也是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成果。文化主体性其次表现为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自觉状态和主动意识。这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实质上是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国文化总体上处于一种传统文化衰微，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伴随工业社会滋生的新文化因素有待整理和调整的文化重建状态”。近代中国因遭受西方野蛮侵略而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醒悟，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拿来主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在时代转型的过程中几经浮沉、艰难前行。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文化积极寻求与西方现代文化对话的机遇，更是在文明对话中汲取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成果，促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破解中国文化构建的主体性危机中坚定文化自觉自信。
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需要在自觉反思和高度认可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扬弃纷繁复杂的外来文化，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展现文化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坚守文化主体性不是盲目固守自身的本土文化，而是把握文化在全球化演进中的生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本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面临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外来社会思潮的冲击，中国本土文化需要主动适应和应对现代化裹挟而来的理论洪流，在百舸争流的文化理论中建构文化的主体性，以其强大的文化根基在借鉴外来文化和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文化多样性由特定时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类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不同的形式加以展现、传承和发扬，如借助科技的方式对文化进行创造、生产和消费，这成为当今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表征。不同的国家、民族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差异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时空条件下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而构成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在沉淀和发展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成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为世界文明注入新活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由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逐渐演变为全球范围内多重主体的交错共存，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文化发展失衡的状况逐渐转变为多元平衡共进的态势，为各国之间增进文化共同体意识、促进平等交流互鉴的文化实践提供现实可能，在推进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要求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平等关系。首先，必须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化模式”集中凸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推动各国在对话中深度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存在合理性，这要求各个国家在文化构建中需要充分发掘并展示自身优越性，以此明辨和阻断外来文化对自身的同质化意图。A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必须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尊重其他异质的文化形态，如此才能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中展现勃勃生机，获得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可能空间，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衍进步。其次，要着力构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关系。构建平等交流的文化平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理论工程，需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促进文化交流认知观念的转变，在文化的交流交往中拓展文化多样性的存续和发展路径，形塑“和而不同”、并行并育的文化景观，认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而不是企图以自身的霸权地位垄断文化市场，扼杀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否则将会导致单向度的、毫无生机和色彩的霸权文明。随着文化构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推进，认识与尊重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促进和强化各国之间达成合作共赢的共识，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认可的全球关系原则，甚至成为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化多样性的构建是立足本国、放眼全球的文化整合过程，应当将其置于本民族的发展和整个时代的长河中进行考察，既做到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尊重他国的文化形态，又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更新和完善现有文化存在样态，以新鲜的血液创新文化的多样性表达。
文化主导性是多元文化交融及其实践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文化特性，文化主导性因素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文化的发展与转型。其一，文化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社会思想发展的统领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文化，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观念意识和文化氛围塑造的领导地位。其二，文化主导性体现为方向性引导，在多样、具体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主导性文化能够引领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发展未来，推动社会发展环境的优化和规范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并使其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以获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真实权利。就国家的文化构建和文明形态的形成而言，文化的发展必须注重对传统的传承与对现代的拓展，人类文明的演变历史在文化的创造中不断得到进步。
文化主导性与加强意识形态领导具有关联性。安东尼奥·葛兰西曾提倡“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两方面，其“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葛兰西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巩固和实施，并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文化的主体，将市民社会的大众日常生活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认为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操纵”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被统治阶级参与并自觉服从的思想塑造过程。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主体的实践和文化都不能脱离其意识形态背景和因素。社会实践的具体性决定了文化主导及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这意味着任何倡导普适性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欺骗性的理论特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中，文化主体性、文化多样性、文化主导性三者相统一的自觉状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进程之中。文化主体性强调文化的根源和基础，体现文化构建的自觉性和身份认同；
文化多样性反映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客观表征，彰显文化构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主导性揭明文化的领导地位和主要方向，凸显文化构建的规范性和引导性，三者相互统一、有机融合，共同彰显出文化构建的唯物史观内涵。
二、层次：物质、政治和精神的互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从横向维度看,文化构建包括三个层次,即作为根本前提的物质层次、作为坚实后盾的政治层次以及作为核心关切的精神层次，这三者之于文化构建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文化构建的层级结构。其中，物质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精神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智识方略，三个层面的推进环环相扣，服务于文化构建的整体过程。
其一，物质层次是文化构建的基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能够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搭建平台。人们在思想、精神层面的交往取决于并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文化构建虽然表征为精神层面的塑形和发展，但其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的物质性是保障其政治和精神力量得以昭显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前提视为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确认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文明生成的实践基础。现实的人能够在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将自身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力量，为推动文化发展奠定现实基础、储蓄内在动力和构筑多维特性，进而促使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作为历史进程的根基性存在得以凸显。
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构建的统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民族国家在时代发展中所展现的文化样态和文明程度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正如美国当代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原则正引导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资本主义的文化构建在物质层面与文化层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物质层面的极大扩张和普遍存在的社会剥削现实，与资产阶级大力倡导的“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的要求之间产生了严重背离。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渗透的同一性逻辑使得全球多元的“文化间性”遭受冲击8，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造成了各民族文化之间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只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虚伪外衣，其存在基础依然是资本增殖逻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通过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缔造资本主义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合法性地位的同时消解了其他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信，资本衍生的这种对立关系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暴露弊端并终将引致资本主义文化走向衰败。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在提供基础和动力的前提下，能够促使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激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二，文化构建的政治层次以国家作为强大支撑、以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作为保障，为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规范引导。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体现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等。政治层面的建设本身能够形成特定的文化力量，对文化整体的发展具有导向和维护的功能，并在组织、指导文化构建上塑造稳定的心理态势和精神面貌，直接助力于文化整体合力的形成。通过政治层面的发展和完善，文化构建日益具备了强大的支撑力量。
文化构建离不开“强大国家”作为坚实后盾。国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化构建的政治载体。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文化构建提供了民主政治的土壤，促进文化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从而强化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政治认同的增强是一项系统工程，关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团结统一的实践要求，包含对社会政治秩序和国家合法性高度认可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价值。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不仅关切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且涉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提升并坚定人们对国家发展道路与文化构建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认识，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此外，文化构建离不开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构成宏观层面的框架结构，而政治体系则细化为各项生活准则，规范个体行为、保障个体权利。唯有健全的政治制度才能创设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活空间，从而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是一项宏大的历史工程，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压力，为文化构建奠定开放、有序、合理的环境。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组织机制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真实权利。文化构建的基本秩序及文化格局的塑造需要依靠国家政治力量的维系，即通过政治力量保障不同领域的文化主体充分表达自身的发展诉求，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拓展文化构建的多维关系和丰富内容。只有建立科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保障公平正义的政治体系，才能为文化构建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及时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发展观念。
其三，精神层次是文化构建的核心内容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智识方略。文化构建的精神层次指向现代人精神家园的构筑。按照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现代社会总体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现代社会在带来物质财富极大充裕的同时，也引发了精神世界的极度匮乏，人们在对物质的追逐和依赖中产生“物化”现象。精神生活的“物化”既体现在外在的感性世界，表现为纯粹依靠物欲、感官的刺激来找寻暂时的快乐，也体现在内心世界的虚无化，即人们的精神生活丧失了意义和价值，呈现出空虚、焦虑、苦闷等状态。海德格尔认为，“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原因在于现代人遗忘了自身之于世界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指认具有前瞻性和警示性，进一步昭示建构精神家园对个人找回存在本身，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性。
文化构建的精神层次体现为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民族的独立发展需要遵循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塑造独特的核心价值体系。与西方强调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权利的“普世性”不同，中国的文化构建彰显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而非将本民族的核心价值推广至世界范围并强制要求其他国家认可和实行。对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有利于形成本民族精神发展的合力，进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强调物质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也肯定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尽管理论产生于实践，源于实践的需求，但是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的物质发展，预见时代的发展趋势，指导现实世界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精神层面建构。任何时代都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源于所处时代，但可能超越时代。文化构建的精神层次并不追求绝对的引领力量，而是与文化构建同步呈现为动态的展开过程，这也反映文化构建的创新发展内蕴的蓬勃生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现实背景下，精神层次的内涵呈现出差异性，同样会对社会发展形成一定的推动力。文化构建的精神层面既可以作为其建构的内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物质层面的建构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从全面发展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是一个由物质、政治和精神三个层面共同发展与互补完善的有机过程。物质层面是文化构建的前提，凭借发达的生产力为文化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根基；
政治层面是文化构建的保障，依靠建立强大的国家、制度、法律等为文化构建提供有力保障和政治平台；
精神层面是文化构建的旨归，通过筑牢人们精神家园以及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来助力文化构建，同时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将展示更加深刻的自觉境界和丰富的实践路径，为解决全球范围的文化构建和文明庚续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三、功能：统摄、超越和再生产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对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具有统摄功能、超越功能和再生产功能，体现了文化构建在引导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创造新的文明成果以及塑造全球价值共识等方面的有益作用。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呈现为共同体对社会个体行为的引领，使得个体能够自觉认同和主动遵守共同体的价值规范；
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创新，在价值目标上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表明文化成果能够不断创新并持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第一，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意味着共同体能够引领和规范社会个体行为，促使其自觉认同和主动遵守共同体的相关价值规范。文化的统摄功能的发挥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个体在形成行为规范的过程中达成价值共识，逐渐理清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日益增强社会个体对共同体的价值认可度，关注人类文化的共同根基和整体生态格局，推动文化本身的原则、价值等共通性生成为文化建设的统一力量。人类在文化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共同价值，体现了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辩证统一的关系。无论是地域性的文化交往活动，还是全球性价值共识的形成，都以不同民族国家获得独立、自主的价值主体地位为基础。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正是为了维护和彰显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促使人类在进行文化交流中意识到共同存在的必然性和共同发展的现实性，推动不同民族能够独立自主地创造自身价值，在追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贡献多样思维和多种路径，从而发挥共同价值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共同体对个体价值规范和行为养成的统一与引导，二是个体对共同体价值理念的自觉认同和主动践履，二者之间双向建构且相互统一。
文化构建承担着对社会个体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引领责任，通过塑造共同的价值体系、规章制度以实现对社会个体的教化和规范作用。文化构建在发挥对社会个体的价值规范和引领功能时，要确保其自身文化构建的科学性、有效性、大众性，文化主体的自由表达和差异性共存是文化交往的价值诉求，这就需要赋予文化以“主体间性”的理论对话。文化构建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诉求，体现社会发展的前进目标，引导社会大众齐心协力谋发展，最终促进个体与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和有机融合。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不仅体现在共同体价值理念对个体的统一和规范过程，也体现为个体认同共同体的价值规范、积极践履其文化思想的实践过程。中华文明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灿若星河的文明成果。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认同感和自豪感已经融为国家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合力。人们自觉扮演推动社会发展的“正面角色”，并在不自觉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的统一中促进了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国家文明水平的提升。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有效凝聚了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共识，统一了社会个体的价值规范，创造了更为包容开放的文明场域，逐步塑造出更加有利于保持人类创造性智慧的思想文化，使得人类成为文化构建的核心引领，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为民族合力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契机。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能够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行深刻总结和精神升华，为把握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奠定认识论基础，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将文化建设置于世界历史视野当中，推动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立足全人类的广度和高度来谋划文化构建的创新出路。
第二，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创新，其核心内涵是实现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根本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化本身蕴含超越性的意义指向，这种超越性的意义不仅渗透于社会思想、意识和情感等精神资源之中，而且意在阐发文化在与社会结合过程中生成的观念体系和价值取向，并能审视社会实践的价值关系和实际效用。
在现实表现维度，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直接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创新。人类文化从不局限于自身领域的单向度发展，而是在不断与其他领域形成的整体关系中实现对自身现状的超越，以多样类型和方式存在于历史之中。文化构建的超越性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和指引，它力图改变现存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和不合理的价值观念，从精神层面批判现实世界存在的非正义和不自由境遇，要求建构适合本国、本民族人民利益和代表其立场的价值观念及思想体系，引导社会朝向正确和谐的道路发展。
在核心内涵维度，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注重实现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文化超越的主体是人，是马克思视域中的“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是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文化的存在及其功能随着人与社会存在的变化而转变。人类在社会生存中的实践和所获得的知识是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辨的统一，文化的超越性正是体现了这一过程。一方面，个体在实践活动中必然会直接地与自然、他人以及社会发生关联，由此形成一定的感性知识体系；
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满足于一般的感性知识，而试图追求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人们通过文化的教导和熏陶以提升自身的理论境界，促进自身理性思辨能力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文化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发展，这是文化构建的超越性所要达到的深层次目标。
在价值愿景维度，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显现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人的生存发展不仅要立足当下的物质生产，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空间，而且要探索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文化构建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充分释放人的劳动创造潜力，而且在推动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同时，提升不同国家和个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因此，文化构建的超越性活动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标准和价值立场。实现文化超越功能的主体是人类自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超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意义。
第三，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表明文化成果能够不断得到创新并持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思想境界。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的需求便成为更高层次的追求，而随着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助推动力。“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的内涵渗透于文化的演进，文化的繁荣又促进社会的进步。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以超越社会发展的视角创造引领文化走向的发展成果，同时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涵养和反哺社会，满足人民群众高尚的文化诉求，实现对人民群众进行理论熏陶的功效。
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维系着社会的长治久安，作为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统一。任何文化形态的成果都体现为一定的作品形式，而文化构建必然在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融合中实现文化成果的传承、发展和再生产。法国学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一书中将“再生产”作为重要的研究概念，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概念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重点强调了意识形态在生产关系再生产领域中的作用。法国著名社会学者皮埃·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他将文化再生产运用于教育领域，指出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的灌输工作……不用求助于外界压力，尤其是身体方面的强制，便能生产和再生产它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整合”。布迪厄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出发，指出先天赋予和后天获得共同作用于文化的再生产，其中，文化资本起到主要作用，由于文化资本根本受制于经济资本，因而文化再生产反映了资本推动社会化进程的必然性。西方学者以文化再生产为切入口，分析当今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制度建设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性，为解读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提供了理论借鉴。
四、文化构建与世界文明体的形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蕴“建构性效应”的价值观，其具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诸多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旨在塑造一个全新的体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世界文明体。
世界文明体的建立不是意指一种文明战胜或俘获另一种文明，而是以包容的姿态综合一切文明的优势。A总书记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是中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方面的要求，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立足人类长远发展视角，对构筑新型世界文明体的智识展望。在21世纪，各地区、民族间的交往和互动日益频繁，彼此间的摩擦和冲突也逐步升级，唯有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共处精神，达成“命运休戚与共、发展紧密相连”的价值共识，才能既有利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发展稳定，也有利于推动世界的整体前进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文明体，显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所具有的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壁垒的有效破除。“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具有绝对优势和“普适性”，迫使非西方的民族文化接受西方现代化的同质化改造。“文化中心主义”表面上似乎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营造繁荣的文化市场，实则隐含着巨大的文化风险，容易在增强文化商品化的生产过程中消解文化内在的价值性与多样性。西方大国一直秉持“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思维模式，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世界的最优文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企图以西方文化“统摄”和“同化”其他文化，并抵制、排斥与其他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黑格尔宣称只有在西方世界，“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诸多西方学者和政客从不同视角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普适性”，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文化领域的殖民和压制在新形势下实现对非西方国家的宰制和渗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应对西方大国推行“文化中心主义”的现实对策，其强调文明本身构成世界文明共同体准入成员的决定性准则，促使各主体国家平等地参与世界治理。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中国积极阐释和发扬“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理念，有力回击了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状态威胁的狭隘观点。
对不同地区间文明冲突化解举措的科学分析。在各种形式的冲突和对立中，文明的冲突成为影响世界和平、改变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层原因，“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全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但文明的类型、结构及其发展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形式，这是文明本身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结果，也是文明交流与冲突的内在必然。全球化进程在时空上的压缩，模糊了世界的边界，在引发文明冲突的同时凸显了文明交流的重要性，展现出文明冲突的结果终将走向文明共存和深入融合的规律。面对客观存在的文明冲突，我们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全人类的呼声，基于人类整体发展利益展开文明对话和相互交流，由此才能有效化解矛盾与冲突。从整个人类发展的一般性趋势看，文明的冲突背后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观念的差异，文明冲突的彻底根除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正义“管理者”共同努力。任何搁置文明冲突或是采取强权、霸权政策压制其他文明的做法，都是拒绝对话的排斥模式，终将在阻碍世界前进的步伐中自食其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提倡“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
要交流，不要取代”，其旨在打造一种新型的跨文明交流模式，以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文明冲突，根本动摇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心地位，缓和局部乃至有可能整体爆发的国家间冲突，在国际交流中提供中国的有效方案和价值观念，为人类文明整体发展贡献有益智慧和现实方略。
对人类整体文明发展方向的全新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对未来新发展秩序的重构和对人类整体利益发展的宏观把握，其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理念，正视并积极应对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挑战，致力于以文明对话的理念塑造文化公共场域，以文明互鉴的方式寻求文化层面的智慧互通，聚焦打造不同文化相互尊重，以及跨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的包容性发展的世界文明新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首先体现为对他国文明的尊重，坚持“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尊重和认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不同文明，在尊重他国文化发展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主张达成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文化交流和融合在推进全球化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强调各国应当在相互交往中坚持本民族文化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以对抗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推动各国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消解因文化形态和发展路径的差异性而产生的隔阂及负面影响，彰显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高度坚定文化自信与促进文化交流的内在张力。中国积极展开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促使不同主体国家在交流中能够自由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充分描绘自身独特的文化色彩，并在交流中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主动建立与他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对话中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也体现为对世界上优秀文明的有益借鉴，是中西方历史性地由传统走向创新的必然选择，其坚决反对“文化中心论”的狭隘见解，主张在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从而促进不同文明在相互碰撞与交流中迸发全新的文明火花，营造和谐积极的世界文明态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自身独特的主体内涵、表达层次和功能价值，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内在结构，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凝聚价值共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构建作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应对人类文明发展困境和解决当前世界不同程度文明冲突时所展现出的智识气度与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在凸显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同时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世界人民呼声，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具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新境界的里程碑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全球治理难题、增进人类整体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描绘了国际秩序的美好图景，标识了大国外交的未来方向，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打开了两制并存的历史空间，匡正了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叙事主题，同时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普遍交往理论的叙事主题，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新的形态、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
一、全球治理思维的范式转换
全球治理困境是21世纪人类遭遇的世界性场景。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超越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西方-非西方”的前提预设，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为优化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从同质思维向多元思维、线性思维向复杂思维、主客二分思维向主体间性思维的历史性转换。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冲破了洲际的边界，开拓了世界市场，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社会生产总过程在全球组织，形成全球共同市场和世界普遍交往，并产生与之配套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因此，全球化可以分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与“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层面，即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全球治理体系）”。二者相互匹配，世界才能有序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适应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服务于西方大资本的全球增殖战略。进入21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终结，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开启，世界市场主体走向多元化，重构全球化秩序、共享全球化利益成为各民族国家的普遍期待。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化陷入“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背反的总体性危机。改革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全球化20时代的必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历史性转换。
第一，从同质思维转向多元思维。传统的共同体大都属于“同质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要么以共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为选择标准，要么以共同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为依归，“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比如，北约、华约、欧盟、G7都是“同质”国家间的合作。奥巴马在为北约的合法性辩护时指出，北约是北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共同体。这种“同质性”思维是冷战的思维基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根源，是诸多国际纷争的罪魁祸首，是少数大国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重要武器。今天，面对全球性问题，同质性共同体无法单独应对跨区域、跨文化的复杂情况，国际社会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方能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单一种族或文化同质性的实体，也不是某种价值观共同体。它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价值观外交，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包容性”是其基本特征。A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全新概念的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时间、空间或身份的想法之上”；
在这里，没有“文化例外”，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排除，没有党同伐异，没有团团伙伙，没有意识形态隔阂。可见，这与北约、华约等同质共同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搞团伙，不是不要团结，而是不要异化了的团结，不要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以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机械团结”；
我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团结，一种建立在尊重差异和个性基础上的团结，涂尔干称之为“有机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元主体代替同质性主体，以全球治理代替西方治理，以共同治理代替大国治理，实现了治理思维的重大转变。
第二，从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思维。现行国际体系给我们呈现的是清晰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状态，线性思维主导国际秩序的运作机制。全球治理从中心出发向边缘展开，整个世界被置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序列之中。共同体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呈“金字塔”结构，共同体内部事务遵循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传导机制，核心国家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安全体系和法治体系，边缘国家除了顺从中心的意志之外别无选择。自16世纪以来，这种基于大国掌控世界而设计的线性治理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麦克卢汉写道：“直到不久前，我们的制度和安排，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安排，都只有一个单向的模式……沉迷于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当今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政治上通过联合国，在经济上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安全上通过北约和结盟机制，在法治上通过国际公约掌控了主要的世界权力。显然，这种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的线性思维与21世纪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化趋势是相背离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全球治理模式和权力格局的重大转变——从垂直的线性治理模式转向“全球共治”模式，从中心-边缘二分的线性思维转向多中心、网格化的复杂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理解国际体系，这是对单向线性思维的超越。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从复杂性的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存在唯一的中心，不存在等级化的主从结构，也不存在固化的“中心-边缘”格局，各成员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多中心的网格秩序，每个成员都是网格上的一个“节点”，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体内部事物的处理遵循“平等”原则和“民主”机制，遵循多中心自主自治原则，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强权思维既缺乏国际道义的基础，在现实中也行不通。A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行动原则。
第三，从主客二分思维转向主体间性思维。在传统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以“我”或“我们”为中心，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使用“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方式来谈论、思考和处理国际事务。世界被刻板地分为“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盟友与敌人”“民主与专制”“西方与非西方”简单对立的两极，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处于紧张的状态。这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关，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由于主体力量对比悬殊，共同体、国际组织、跨国机构常常沦为核心国家操弄的工具，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的和谐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假象的和谐，“小我”湮没于“大我”之中，“大我”凌驾于“小我”之上，对立、对抗是国际社会的常态。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交往主体，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客二分思维，共同体成员第一次使用“我们”的方式来谈论、思考和处理国际事务，这是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跃迁。不同国家都将对方“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主权国家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出于自我中心意识并把“他者”对象化的欲望，也不是出于对共同体中“他者”的单向依附，而是出于共同体成员间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在这里，“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这是对主客二分、主从依附的国际旧秩序的否定；
在这里，“小我”支撑“大我”，每个民族国家的自由发展构成共同体发展的条件；
在这里，“大我”成就“小我”，共同体的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在这里，共同体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与“小我”相对立的抽象物，民族国家也不是自绝于共同体之外、与“大我”相对立的“唯一者”。“小我”与“大我”之间，秩序与自主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走向和解，人类社会迎来和谐共生的新时代。
二、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
世界需要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秩序观。西方大国主导建构的现行世界秩序，对于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国家来说是“真实的”共同体，对于边缘国家来说则是完全虚幻的东西，是通往美好世界之路上新的桎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秩序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是“新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世界历史构想。该方案不仅是一种批判性的道德理想，更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秩序方案，旨在突破传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惯性，消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打破西方大国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终结单极力量操控的霸权世界秩序，追求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建构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归根结底，该方案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筑，改革现行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要求，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世界。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现行国际共同体秩序的瓦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
1864年，《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1945年，《联合国宪章》明确了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
1955年，万隆会议形成了“和平相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倡导“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等等。这些国际公约、准则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原则基础，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理想很美好，但现实终归不是理想。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早已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全球共同体”发展道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等级差序结构固化，人类构建正义秩序的世界图景已逐渐暗淡。
现行国际秩序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和依附型世界体系，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嵌入“世界市场”的表现形式。这套世界体系的最终操控者是跨国大资本，在资本的动力机制下，世界普遍交往逐渐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资本和财产越来越集聚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了少数资产者对多数无产者的统治、中心国家对边缘地带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全球性共同体不过是立足于‘市民社会’视域的‘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也被称为“神圣资本同盟”。这种共同体信奉的是单边主义、霸权旨向的地位观，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利益观，西方中心、文明优越的文明观，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观，抱团结盟、自我至上的安全观。这种全球性的“资本共同体”，如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虚假的”“冒充的”共同体，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人类普遍利益，把自身的价值伪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只有对于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国家来说是存在的，对于绝大多数依附型国家、边缘国家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而且是新的桎梏。邓小平早在1988 年 12 月会见印度总理甘地时就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现行国际共同体秩序的瓦解与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全部的问题在于人类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国际安全体系积重难返，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国际社会迫切要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把准问题，方能“开方”。重建国际秩序的出路何在？中国方案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哲学立场，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筑，将“西方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改造升级为“共同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要求，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球秩序观的继承，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扬弃，是对中国共产党韬光养晦世界观、和谐世界观的发展，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批判性反思，是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国际秩序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方向是消解而不是延续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打破而不是固化西方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是终结而不是维护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主导的霸权秩序，是改革而不是继承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构起网格化、多中心的新世界。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秩序中，各个国家才能获得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世界社会实体或实体性的世界体系，也不是按照统一的国际章程结成的“现代国家联合体”，更不是一种国际统一战线、国际政治组织。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蕴涵着一整套世界秩序重建的文化观念，为国际秩序的理性建构注入了中国元素。一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地位观。地球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不是国家角力的竞技场，不是高低贵贱的裁判所。我们反对中心-边缘结构，反对依附世界体系，致力于建设一个身份正义的世界。二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观。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联合起来共谋和平、共同发展的问题。要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就必须改变与民族国家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国际旧秩序，创造使民族国家合作共赢成为可能的共同体环境；
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和丛林法则，将扭曲的国际关系重新扭转过来，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全正义的世界。三是合作共赢、包容互惠的发展观。各国同处一个世界，反对赢者通吃、丛林法则的资本逻辑，解决全球性剥夺和不平等的问题，致力于建设一个发展正义的世界。四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观。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长短、特色之别。反对文明优越论，反对单一文明一统天下，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正义的世界。五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观。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与自然自古以来是生命共同体，彻底扭转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对抗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致力于建设一个生态正义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蕴涵的中国理念，重拾被西方搁置的全球正义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引领国际秩序重构的“文化隐喻”和方向标。作为文化隐喻，这些核心概念既反衬了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也建构了世人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新框架。通过这个框架，人们开始了解，正义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什么样、不应该是什么样，世界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应该避免走上什么样的不归路，哪些国际交往行为是正义的、哪些行为是应当规避的，现存国际秩序为什么不合理、我们应该建构什么样的正义世界，如此等等。这些文化隐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出场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隐喻的建构性功能，配合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力推动，国际政治的“现实”将以某种特定方式或快或慢地被建构出来，未来国际秩序的变迁有理由被看作这些隐喻的再描述过程，即隐喻的现实化过程。
当然，作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现行世界秩序结构的改革调整、改造升级指明了方向，而不意味着颠覆现行世界体系，另搞一套。现行世界体系通过改革完善依然可以焕发新的生命，比如联合国、WTO依然有其合法性，它还处于青壮年时期；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可以通过权力重组、规则调整达到服务全球的目的。当然，某些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组织，比如北约、G7，在后西方语境下注定要走下神坛，直至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如果西方国家能够正视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的事实，能够正视“后西方时代”正在降临的事实，在“后西方”语境中可能不会被边缘化，改变的仅仅是发挥作用的方式。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不是“规则的破坏者”“秩序的颠覆者”，相反，“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正成为全球治理改革中最活跃的动力和国际体系变革中最具建设性的因素。中国不承认少数国家主张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认可“强权即公理”的霸道逻辑，不赞同个别大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国际交往之道，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反对从一己之私出发任意解构或定义国际秩序，反对公器私用肆意践踏国际体系、操弄国际规则。
三、开创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后西方”“后冷战”“后秩序”时代的新文明形态，旨在解构资本逻辑操控的人类文明，压缩西方中心论统治世界的历史空间，压制普世主义价值观的越界冲动，阻隔西方文明“对抗”“利己”“扩张”基因全球蔓延，阻断现行国际秩序中的非正义遗产世代传承，为匡扶全球正义、建设公正合理的新世界树立了文明标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观意义上的元理论创造，是中国创生的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是为中国所把握到的世界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标识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率先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成功创造了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和人类文明的西方形态，因而成为世界的中心，“西方中心论”从此成为主导全球的意识形态。一直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始终认为，始于欧洲的现代文明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世界各国如果想走上文明大道，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今后的任务就是向西方靠拢，成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然而，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由“地域性”伪装起来的“普世性”，西方集团冒充全世界的代表，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这种狭隘的人类文明建构路线注定要在多极化的世界力量冲击下遭遇破产。
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并没有在西方中心论的“尽善尽美”中终结，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底色的人类文明正面临危机，重建人类文明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在21世纪，西方中心论在主导全球几个世纪之后遭遇了滑铁卢。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美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已经上升为当今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今天，单一的西方文明不可能继续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和希望的本源”，单一的中华文明或别的什么文明也不可能是新型全球化时代的“解决办法”。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遵循“美美与共”的原则，秉持“自美其美”的自信，怀抱“美人之美”的胸襟，向人类贡献普遍认可的文化信息，达成普遍遵循的国际交往理性，重构与世界大变局、全球主义大方向相匹配的人类新文明。
重构人类新文明，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当今世界共同难题。“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对19世纪世界的描述似乎仍然适用于当代。相较于过去，今天的世界大踏步前进了，但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在上升，全球进入风险时代。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林林总总，概括起来无外乎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世界赤字是表象，其背后是文明理念，其本原在哲学。非正义的世界根源于非正义的文明。世界赤字的产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密切相关。因此，消解世界赤字，有必要从文明的角度、哲学的高度来筹划，建构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凝聚全球共识的人类新文明。
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人类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重构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元哲学层面的人类文明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这样一个观念：人类是一个共命运的大家庭，我们不仅认同本土共同体，也认同全球共同体；
每个国家都是作为独立的文化价值主体而存在，也是作为人类文明重构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本民族的文化信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价值上来说，就是培育“共同的公善”观念，全人类致力于实现“公善”而联合为一体；
从行动上来说，就是以此为牵引，走向理想的正义世界。
作为一种与西方中心论本质对立的新文明类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全球治理上，超越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建设良政善治的世界；
在全球发展上，超越线性进化、梯度发展的发展理性，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致力于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在文明交流上，超越西方中心、文明优越的文明理性，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致力于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
在世界安全上，超越自我至上、抱团结盟的安全理性，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在国际合作上，超越以邻为壑、亲疏划界的交往理性，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致力于建设命运与共的世界；
在国际关系上，超越中心边缘、主从依附的关系理性，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建设公正合理的世界；
在义利关系上，超越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经济理性，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致力于建设合作共赢的世界；
在价值观上，超越普世主义、中心主义的价值理性，中止多样化世界的同质化态势，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建设和而不同的世界；
在大国关系上，超越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的权力理性，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在制度选择上，超越世界趋同、历史终结的制度理性，倡导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制度观，致力于建设和谐共生的世界；
在生态环境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等等。
中国是人类新文明的主要建构力量。在西方中心论统治的世界中，创生更高水准的人类文明，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是中华民族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尔指出，“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在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推动下，人类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西方文明的权重在减弱，“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新兴市场国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
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盲从时期、畏惧时期已经结束，自立时期、反驳时期已经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成为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西方中心论的解体也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文明将进入新老交替、新旧纠缠、深度博弈、此消彼长的新阶段。我们有信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在引领世界秩序未来走向、重塑世界历史未来样态上发挥更大作用。
四、两制共存范式的当代构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原则精神，打开了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两制和平共处、人类和谐共生的历史空间，为建构“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的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略，为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假的共同体”、通向“真正的共同体”开辟了道路，为超越封闭狭隘的“自由联合体”、搭建开阔的“世界大舞台”拓展了空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自主性、建构性世界观，重构了“两个彻底决裂”到来之前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重新规划了世界历史“东升西降”阶段两制长期共存、良性竞争的世界图景，重新塑造了“西强东弱”格局下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生态，是真正站在全人类高度思考世界未来走向的“建构性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两制交往理论上的元哲学创造，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
国与国之间的理性交往何以可能？启蒙思想家休谟、卢梭建构了“契约论”的交往范式，国家之间通过订立契约规范交往行为，建构国际共同体秩序。黑格尔不赞同“契约论”的交往范式，他认为，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契约，“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主体间的关系，它们彼此订约，但同时凌驾于这些约定之上”。也就是说，由于缺乏超越国家之上的执法机器和最高权威，契约必定沦为一纸空文，世界历史因而陷入“立约-废约”“建群-退群”的循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间交往的主导原则并非契约精神，而是实力原则，贸易与战争成为国际交往的两种主要范式；
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交往的主导范式也并非“契约论”范式，而是“宗主国-殖民地”范式，西方大帝国建构了覆盖全球的帝国殖民体系，形成了不对等的普遍交往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殖民体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核心-边缘”的国际交往范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力量是最主要的国家力量，各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均衡的，形成金字塔型的国际权力结构。西方大国凭借资本力量盘踞世界体系中央，边缘国家居于依附地位，形成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交往关系。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共存的时代。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注定要在全球体系内长期和平共处，更无从规划两制国家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世界逐渐分割为两大阵营，世界交往以集团划界，形成了“冷战”交往范式。苏联解体以后，冷战结束，世界重回“核心-边缘”的等级秩序和国际交往范式。西方凭借资本力量再次主导了人类的交往活动，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21世纪，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秩序，如何拓展两制国家交往空间，如何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现两制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是当今时代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今天依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导世界历史的时代，归根结底，依然处在马克思所论断的“两个决不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从低谷中复兴的重大转变，尽管“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尽管“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优势和机遇在我们一边，但从基本面来看，世界上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竞争博弈仍处于白热化阶段，远未到一决胜负的时候，两种力量对比的拐点并未到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两种制度胜败存废的条件尚不具备。一方面，当前乃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西方，“西强东弱”的国际政治格局仍将持续，“两个必然”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世界历史进入了“东升西降”的新周期，“西强东弱”格局松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两个必然”的结局不会改变。面向未来，在“两个彻底决裂”实现之前，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重构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有责任规划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世界图景。
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范式？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世界交往范式的颠覆性重构，为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良性竞争提供了新方案、打开了新空间。自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人类开始形成世界意义上的交往共同体。但资本逻辑驱动的交往共同体具有侵略性、扩张性、零和性，资本主义全球化构筑的是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无法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时代境遇决定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在探讨两制国家相处之道时，其理论态度主要是批判性、解构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引导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生建构性转向，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合理规划两制国家交往关系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A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今天，世界的经济基础是两种生产关系、两种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并存、竞相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公有制在局部发挥主体作用；
世界的制度基础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长期并存、比拼发展，资本主义不断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空间，社会主义逐步释放其优越性；
世界的思想基础是两个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长期并存、竞争博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优势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证明其真理性；
世界的价值观基础是两种文明、两种价值观长期并存、相互竞争，普世主义价值观继续维持优势地位、占领有利地形，全人类共同价值将逐步凝聚起各国共识、争夺道德高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两种生产关系、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共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语境。两制国家是根本对立的，但又有和平竞争、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一面。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在一国之内同时并存，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共治。试图超越发展阶段，摆脱两制共存的社会历史条件，试图在二者之间做单选题，谋求建构由单一经济基础、单一社会制度、单一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共同体是断不可行的，最坏的情形是两败俱伤，“世界历史”走向终结。在现阶段，处理好两制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中国这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这个最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避免跌入“冷战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走上冲突对抗、国强必霸的老路，唯一可能的选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革命性重构，独辟蹊径地找到一条超越两制国家对立对抗的新路径，开启了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历史新纪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伟大创造，是人类交往共同体的新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基本精神，深刻洞察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大势，重构了世界历史“东升西降”阶段两种制度、两个主义、两条道路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重塑了人类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新生态。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为了调和两制国家的矛盾，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为了开创世界永久和平的两制国家交往新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在缺乏国际组织保障和制度安排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论思维左右全球重大议题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艰巨的世纪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现实、从理想蓝图转化为全球行动方案，世界历史从“英语时代”“美语时代”真正进入“世界语时代”，仍然任重道远。
五、引领世界历史的行动纲领
世界历史是一个大的过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任务纲领。西方开创了世界历史，西方的土地征服战略、利益攫取战略、文化殖民战略、制度输出战略、和平演变战略、颜色革命战略均一度升级为世界性的行动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匡正“后西方”时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目标方向，遏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历史逆流，矫正现时代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再全球化”时代实现世界发展共赢、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和谐共处的共同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冲破遏阻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逆流为前提，以世界普遍交往的充分发展为条件，将在世界普遍交往的提质升级中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观意义上的元哲学创造，是对世界历史阶段性目标和纲领的颠覆性重构，是对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图景的全新构想，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叙事主题和全球视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崭新境界。
自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历史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世界历史，周边国家交往不可逆转地扩大为世界普遍交往，单一国家问题也随之扩散为人类共同难题，单一民族或国家已无力独自应对不确定的世界，只有联合起来制定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人类才有希望和未来。西方开创了世界历史，同时也主宰和塑造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文明通过普遍交往在世界范围扩张与复制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世界普遍交往由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土地征服、利益攫取、制度输出、文化殖民上升为世界性行动纲领的历史。这样的世界历史该终结了，这样的世界纲领该终止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属性、西方属性趋于弱化，公共需求属性、共同利益属性趋于强化，世界历史需要确立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新的纲领。从当前阶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后西方”时代全人类的共同纲领，是全球性的共同事业；
从长远来看，“真正的共同体”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最终目标，是“两个彻底决裂”时代全人类的最高纲领。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和谐共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走下去，终将通往“真正的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人类向何处去”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共同难题。面对“世界之问”，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再全球化”阶段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共同使命、共同目标，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纲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当下，是针对现阶段人类共同难题、回答“世界之问”而提出的行动纲领，是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生态、安全等领域的具体实际出发，所作出的科学预判和顶层设计。作为“中国药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多种优越性：它处理问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契合人类历史进程的指导性理念和纲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无产阶级时代’还没有到来，而且条件尚不具备……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目标。”今天，人类社会尚处在阶级关系中，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现时代的唯一选择，才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和普遍期待，也才能凝聚起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和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纲领，旨在于普遍交往中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实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了全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并未均衡地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世界市场体系、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危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文化殖民、制度霸权等六大问题依然危及人类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克服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危机，“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力求促进人类在真正的‘普遍交往’中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图景奠定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行动计划，具体展开和外化为“六大行动方案”：以消解发展赤字为目标、旨在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全球发展倡议、新型全球化方案；
以消解治理赤字为目标、旨在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以消解信任赤字为目标、旨在增进全球信任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
以消解和平赤字为目标、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全球安全倡议、新型大国关系格局；
以消解文化霸权为目标、旨在重构人类文明格局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全球文明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消解制度霸权为目标、旨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这六大方案为建构世界普遍交往的新格局和世界历史的新图景指明了方向。
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受到了来自西方逆全球化动向的干扰，受到了西方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遏阻，受到了孤立主义、冷战思维的阻挠以及“国际民主联盟”的价值观围堵，但全球社会并没有退出“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国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普遍交往体系，世界普遍交往的大趋势没有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传统国际交往格局，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共赢、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和谐共处的普遍交往纲领，是迈向世界普遍交往新秩序的阶段性目标和美好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这一方案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总钥匙”，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和最终走向，是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大步。现阶段，我们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推动世界历史向着更高阶段挺进创造条件、积蓄力量，为建成“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出场，必将载入世界历史史册和人类解放史册，但这不是人类进步的终点。它没有终结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人类解放事业依然在路上，世界历史不会止步于“共同命运”。只有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世界历史才进入自由王国，人类才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建成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必须说明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来自中国，是中国倡议的世界纲领，但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纲领，我们不会打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幌子给世界带节奏；
不意味着中国将自己单方面的主张强加于他国，我们不会谋求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整个世界；
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将殖民于整个世界，我们反对西方中心论不是为了走向东方中心论。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超越，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方略，是中国创生的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是中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和平共处的历史空间，匡正了现时代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是世界普遍交往范式的当代重建，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共同纲领。一句话，唯有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才能打开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正确道路。
深入学习领会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A总书记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D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从十三个方面对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作了系统阐述。我们要坚持以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充分认识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时代答卷，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是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重要思想展现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指引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A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等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讲出了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形成了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D建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的新篇章，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D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科学指引百年大党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正风肃纪激浊扬清，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经过艰苦努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对世界政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之治开创新局面、推动中国之治形成新气象，我们党和国家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发展态势，创造了世界政DS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成功经验。这一重要思想，以高度历史自觉为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政D建设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注入强大理论信心、必胜决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这一重要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学习借鉴，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引领力的重要来源。国际社会掀起“向东看、学中国”的热潮。世界观察中国的视角从重点关注建设成就，拓展到重点关注这些成就取得的政治原因和“制度秘诀”。
深入把握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
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一个科学系统、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涵盖党的建设方方面面，内涵十分丰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十三个坚持”系统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我们要以此为遵循，深入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A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这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性，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关系。
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A总书记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鲜明宣示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有效路径。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A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清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和关键举措。
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A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深刻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
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A总书记指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这科学揭示了我们党历经挫折不断奋起、历经磨难淬火成钢的制胜密码。
坚持严密党的组织体系。A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并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和党的力量的坚实依托。
坚持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A总书记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关、廉洁关”。这明确了新时代怎样才是好干部、怎样成为好干部、怎样选用好干部的基本原则，明确了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根本标准和重要原则。
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A总书记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这明确了做好人才工作的根本保证，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坚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A总书记指出：“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这确立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的目标思路。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A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这展现了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一以贯之、与时俱进、标本兼治的战略考量。
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A总书记指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这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制约的一条新路。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A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D建设党”。这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
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A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抓好D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这深刻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使得管党治党千头万绪的工作有了强有力的抓手。
把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要把D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坚持以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确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全面深入学习。要深入开展学习贯彻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把深入学习贯彻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跟进学习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通过持之以恒的全面深入学习，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深化研究阐释。要坚持“两个结合”，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的研究基础上，讲清楚“十三个坚持”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立论依据、内在逻辑，推进对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在理论上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观点，积极推进党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推动贯彻落实。把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特别要以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全国D建研究会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发挥好高端智库作用，整合资源、激发活力，形成研究宣传阐释A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强大合力。各级D建研究机构和广大D建研究工作者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找准结合点，围绕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为推动实践基础上的D建理论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用心把握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
党的20D报告高屋建瓴、高度凝炼地提出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的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把握好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成为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不断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注重守正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历史、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永葆青春、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起点、逻辑起点、价值起点。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历史观、发展观，着力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娴熟运用并高度概括“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把走自己的路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坚持守正创新，既坚守正道又敢于说新话、干新事、创新举，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生动演绎破解中国问题的伟大实践。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壮丽开辟，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开启，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人民迈步的中国道路，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正如A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高度概括了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刻回答。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两个大局”，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充分彰显了“六个必须坚持”的一以贯之、融会贯通，呈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的中国，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从5000多年璀璨文明中承继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价值观上非常契合。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胸怀天下，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
注重理论修养，坚持和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党的20D报告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内涵和实践意义。我们只有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才能深刻学习领会党的20D精神，在面对各种矛盾问题和重大风险挑战时始终做到方向明确、头脑清醒、应对有方、行动有力。
恪守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承党的根本宗旨，高奏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壮美凯歌。党的十八大以来，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成为新时代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立场，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论基点、逻辑起点，也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点、逻辑起点。
秉承思想理论观点。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与不变，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历史观、发展观等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相结合，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为成功开创新时代、成功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光辉的思想理论引领。
善用科学思想方法。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六个必须坚持”，既有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怀天下的本体论立场，又有坚持自信自立、坚持问题导向的认识论原则，更有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呈现，是这一科学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全面展现。我们要从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凝心聚力促发展，驰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作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注重学以致用，彰显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伟大魅力
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我们要坚持学以致用，掌握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善于用心用力用好这把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
与真理同行，矢志不渝笃行崇高真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卷中，一代代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动人壮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自从一百多年前于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旗帜的那刻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一刻没有放下、一刻没有懈怠、一刻没有停下前进脚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我们党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党的20D郑重宣示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越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越要把理论学习作为当务之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深刻掌握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注重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成事的本领和创新创造的能力。
与人民同行，矢志不渝秉持根本宗旨。一百多年来，我们党的中心任务不断发生变化，为何能够铸就如此历史辉煌？这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与人民同行，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的执政理念。在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过程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以致用，自觉运用“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远把人民群众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体力量；
坚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永远做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
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与时代同行，矢志不渝勇立时代潮头。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把D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崇高目标。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由此，我们必须把握好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勇立时代潮头、不负历史重托，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推进创新实践。充分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充分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最大实际，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考验，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稳健前行。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撸起袖子加油干，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认识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伟大事业锻造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征程。A总书记在党的20D报告中指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伟大建党精神再次写入党的纲领性文献并贯穿全篇，意味深远。百年来，在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征程上，必须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信心足、底气足、干劲足、力量足，奋力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一、追寻“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真理光辉，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信心足
A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信念和崇高真理追求。”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放在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内涵的首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信念之基。
追求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基本遵循，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内核。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理论旗帜，加强理论指导和理论武装，坚持学思贯通、知行统一，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科学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让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坚守中国共产党理想目标。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崇高使命而奋斗的世界大党。正如A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光辉体现于建党百年征程，熔铸于伟大建党精神血脉，要用理想信念凝聚改革共识，集结信心，持之以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新征程。
二、坚定“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信仰初心，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底气足
A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这就呼唤着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葆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
牢记百年为民初心。A总书记说过：“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经受风雨历练、穿越万水千山依旧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守好江山，勿忘人民开创未来，让初心融入血脉，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新的伟业，凝心聚力，努力为人民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担当民族复兴使命。一百年来，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不断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实践，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A总书记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接近这个目标，越需要培育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使命扛在肩头，积攒底气，持之以恒为中华民族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三、锻造“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实干之力，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干劲足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容，典藏着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砥砺崇高意志品格。A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风雨却能长盛不衰，就是凭借不怕牺牲的精神品格，在无惧挑战、无私奉献中淬炼而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一以贯之砥砺“闯”的精神，锤炼永不褪色的精神标识，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奉献精神，炼就共产党人的硬脊梁、铁肩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
锤炼顽强斗争本领。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和取胜法宝。A总书记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新征程上，要继续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保持“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增强顽强斗争的过硬本领，注重策略方法，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永葆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拼搏姿态，以敢为人先、搏击潮头的拼搏干劲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铆足干劲，持之以恒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四、厚植“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力量足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是写在入党誓词里对全体党员最根本的要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砥砺奋进的动力之源，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血脉之基，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对党忠诚的本质要求是不负人民，不负人民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践行对党的赤诚忠心。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坚强政治保证。党的20D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要一以贯之坚持党的领导，永葆共产党人忠诚的政治本色，为党和人民事业贡献青春和热血，真正以实际行动与成效践行对党忠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接续谱写一篇篇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奋进华章。
崇尚扎根人民的精神境界。A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民既是现代化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也应是现代化的受益者。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涵中将“不负人民”放在最终的位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贯穿全党伟业的始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秉持为民之心、满怀爱民之情、恪守为民之责的崇高价值取向，追求在人民中生根、深耕于人民的精神境界，以实际行动诠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伟大情怀，团结一致，凝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八大优势
A总书记在党的20D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报道。为什么如此受关注？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且具有八大优势。
一是领导能力强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党的历史证明，我们党理想坚定，目光远大；
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领导力、指挥力，一心为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善作善成，无往而不胜。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必将获得非凡成功。
二是指导思想科学。科学理论能够揭示规律，预见未来，指导实践。A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20D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式现代化”方向明、视野宽、格局大、谋划远，硕果累累，举世钦羡。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三是国家制度优越。这种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在“两弹一星”、高铁、大飞机、超级计算机、航空母舰、核潜艇、载人航天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我国使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这些伟大成就都得益于我们的举国体制。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苏东剧变背景下曾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是20年后，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他在《历史的未来》一文中写道：“许多人现在倾慕中国体制，不只是因为其经济成就，还因为该国能够及时做出宏大而复杂的决策”。可见中国的制度优势何等明显！
四是深得人民拥护。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民至上”的逻辑。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民的现代化，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现代化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必然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权。
五是“两个文明”协调。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文明，一条腿是精神文明。只有两条腿相协调，国家才能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因此，A总书记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我国，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不断为党旗增色；
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以高尚精神塑造人，学英雄做英雄等爱国主义蔚然成风。中国在国际上也树立起精神文明的光辉形象，主持公道、维护正义、信守承诺、守望相助，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和信任。
六是有利生态文明。西方现代化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恩格斯曾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A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创造性提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遵循这些理念，我国严控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实行河长制湖长制、建立定期禁渔和生态补偿机制，退耕还草还湖还林。当前，我国人工林面积已经稳居世界第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不断发现新的生物种群。
七是有利世界和平。与西方列强依仗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中国从未发动侵略战争，从未占领别国领土，从未掠夺别国资源，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靠的是自信自立、群策群力，勤劳智慧，守正创新，忠诚爱国，无私奉献。中国式现代化带给世界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不是灾难，而是福音；
不是恐怖，而是希望，广为各国人民所赞赏。
八是文明形态先进。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令人羡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文化沃土，并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和谐友善，亲诚惠容，释放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魅力，为各国人民所认同、所欣赏、所向往。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述八大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要满怀信心，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此拥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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