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大学党史论文摘要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0/123$J/&2KLMNOPQR&ST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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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归属存在争议，主要集中在其应属于政治学科、历史学科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抑或建立独立的一级学科。但这些主张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着暂时无法解决的理论逻辑问题，尤其在现实的学科调整和实践发展过程中，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逐渐被其他增设的学科所分流。在此情势下，如何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从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研究领域来看，它是一门介于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既有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又有服务当下的现实性。因此，未来的党史研究应遵循整体性的科学原则，结合其跨学科特点开展一体化研究，实现党史学科的整合与拓展。所谓一体化研究就是把与党史相关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视为一个整体，在寻找出学科之间结合点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体化研究既涉及党的历史的纵向梳理与研究，也涉及中共作为政党的政治学领域的政党研究，同时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党建研究，是一个既包含历史又涉及现实、科学性和现实性并存的全面互动与交融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党史研究要结合中国传统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具体研究方法，实现党史研究的一体化创新。在学科功能上，中共党史一直承担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宣传工作，还承担着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研究工作以及党完善自身建设的研究工作，这种功能的一体化有利于党史学科的统一规划和统筹安排，实现“大党史”的工作格局和学科的有效整合。总之，无论党史学科如何归属、分流，其学理性研究并不因此而改变，未来的党史研究更需在“分”与“统”的张力下，明确党史学科的方向和目标，２０１９年第７期吴志军摘自继续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与革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全文约１１０００字）3UV7WGXYZ[&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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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和三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军队和党政干部的婚姻实施限制措施，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后来被称为“二八五团”的限制性规定，即各根据地对干部和军人结婚条件所做限制的简称，８岁、达到５年党龄、担任团级及以包括年满２上干部等。中共中央没有为此颁布统一规定，多由各根据地自行决定，具体条件各地不完全一致。这种限制简易直接，达到了让整个军队和干部群体相对稳定的效果，普通士兵、基层干部以及与他们发生密切联系的中下级军官、干部在婚姻问题上处于同一状态，让整个队伍形成同甘共苦的感觉。应该说，对军队实施一定程度的婚姻管控，与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伸展的方向相对应，只是共产党人把这一方向推向了其他政治力量所无法想象的深度。这当然与共产党的集体主义、效率优先、官兵平等的思路及强大的执行力无法分开，深刻地影响了２０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历史走向。中共对于婚姻的限制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即在达到限制干部婚恋、保持革命阵营战斗力目标的同时，还让整个群体保持严明纪律，侵犯妇女现象少发。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干部群体对党的意志的自觉认同和接受大大减少了规制性措施落实的障碍，而经过灌输和教化不断刻印在头脑里的思想资源，也可能发挥了超出后人估计的作用。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慎独”具有自我克制和修行的意义，那么中共的道德教化则将之连接到崇高的革命事业，并有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相伴，形成完整的大我替代小我的解说路径。这样的路径，需要一个完整的内外环境予以支撑，不可能随意复制，但在当年其顺利运转时所激起的能力，的确·１２７·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指示了那一个时代运行难以阻遏的历史趋向。（吴志军摘自《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１０００字）全文约３3\]Y^_G;;`abc,DdefY3gfhiGjk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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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延安文艺体制的重心在于思想和立场的一致性，其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之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整个延安时期文化人的思想和作风的改造，不是向内转的，而是设置了一个外在的参照系，即“群众”。“群众”的位置并不从属于获取知识的过程之中，但它始终在场。相对于马列经典，它的位置是中国的实际经验；相对于实际的调查研究，它的位置是破除实证意义的“现实”，提出了行动的方向。这一位置的设定，使得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学习和工作作风改造，变成了一个主体成长的过程。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个人与自我的关系，都被置于与“群众”的关系之中。在这个设定里，“群众”的位置是灵活的，它略微突破了原有的固化的阶级分析框架，既保留了阶级成分的分析，又将其转变为政治分析。换言之，它重新界定了什么是共产党员，不仅依托于形式上的规范条例（如党员登记、，而且更侧重于精神实质，党费、处罚条例等）即做好与群众有关的工作就是合格的党员，这是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优胜于国民党之处。“群众”处在政党的行政组织外部，他们不直接参加党的活动，但在党的建设上又被转变到政党关系的内部，转化为每个党员成长的必要的“他者”。革命主体在成长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断重构与“群众”的关系，进而真正完成党组织的建构。准此而论，政党的组织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与每个共产党员、革命主体的成长过程同构的。由此可见，“群众”在作家“自我”转变为“他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基础。这是将文化人纳入政党运作的过程，也是政党扩大自身边界并重建组织形态的·１２８·过程。换言之，在当时的解决方案中，文化人的组织问题被置于党的组织重构的命题之中。在这个命题中，知识分子的设定并不是进入官僚体制，而是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吴志军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全文约１２０００字）5lmnopqrs378GYAtuv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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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白话文渐次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五四”语言变革的划时代意义也愈益被漠视和磨损，特别是在网络媒介异常发达的今天，图像和影像的精彩纷呈更进一步挤压了文字语言的生存空间。当今天提起“五四”的时候，更多想起的是思想启蒙、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话题，而不再重视这些话题之所以产生、传播的重要基点和原点———白话文。然而，当我们回首“五四”以来的百年历程，会发现语言变革和思想文化变革始终处于一种相伴相生的复杂关系，即便是在读图越来越成为主流趋势的当下，文字语言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语言本身并无特别意义，它必须附着在、作用于、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才能产生特殊价值。就此来看，“五四”的“文白之争”不仅仅是一场语言冲突，更是一场激烈的文化对抗，白话文观念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现代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问题，是借助语言改造思想的问题。当人们对一切问题都有了新的意见和观点，必然需要采用新的文体和语言来传达。总之，“五四”国民性的改造和思想的觉醒就是从一场语言变革开始的。事实上，从“文白之争”到３０年代的“大众语”、４０年代延安提倡的文艺形式“民族化”、十七年文学的“红色叙事”、８０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实验”再到当下网络时代语言的视觉化转向等不同时代的语言变革背后，都是语言自身建设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一种碰撞。百年历程表明，重大的思想文化变革一定都伴随着语言的变革，而语言的更新和发展也一定能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重新回到语言、认识语言，是重新审视“五四”的重要方式。（吴志军摘自《江西师范０１９年第１期，全文约９０００字）大学学报》２中共党史研究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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