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关纪新
岳端（1671-1704），是要在这里着重介绍的第二位康熙年间满族文学大家。
中国历史上，多将“天潢贵胄”的皇族叫做宗室。按照清代的制度规定，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才可以称为宗室成员。在创立和巩固清政权的历次战争中，努尔哈赤及他的皇位继承者，多借助于家族内的力量统率大军东征西讨，宗室成员亦建功极多。从清初起，朝廷即把宗室爵位定为十等，其尊贵程度依次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并以论功封爵的方式，使有军功者皆获爵位。而凡宗室之内无爵位者，便是闲散宗室。
岳端是清代“天潢贵胄”的一员。然而，他的人生道路，与清代初年绝大多数的宗室成员却有所不同。在他人热衷于鞍马征战、建功攫位的时候，他却走了一条在文学艺术上发展自我的道路，从而完成了对满族后世的某种示范作用。
岳端，又写作袁端、蕴端，字兼山，又字正子，号玉池生，别号红兰室主人、东风居士、长白十八郎等。只活了三十五年，留下的艺术业绩却令人瞩目。其传世作品，有诗集《玉池生稿》（内含《红兰集》诗八十一首、《蓼汀集》诗一百三十五首、《出塞诗》四十三首、《无题诗》三十首、《就树堂集》诗四十首、《松间草堂集》诗一百二十三首、《题画绝句》八十首、《桃坂诗余·桃坂填词》词十二首、曲九支），戏曲《扬州梦传奇》，以及绘画作品逾百幅。同时，他还选编有唐代诗人孟郊、贾岛的作品集《寒瘦集》。
岳端与康熙皇帝同宗同辈，均为努尔哈赤的曾孙。岳端的祖父阿巴太与父亲岳乐，都是明末清初骁勇善战的人物。阿巴太乃努尔哈赤第七子，亲身参加了统一女真各部、靖定漠南蒙古和进军明王朝的大小战役，因战功被封为饶余郡王。岳乐子承父业，不但在清入关后参与平定张献忠部的战斗，康熙初年又执掌“定远平寇大将军”印，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屡建功勋，被晋封为安亲王。康熙亲政之初，对岳乐倍加信赖，在诸位议政王中占居首席。凭着前辈的荫庇，岳端及其兄弟都在毫无功绩的年龄，得到了显要的爵位。自幼体弱的岳端，刚刚十五岁，就已经是“勤郡王”了。
阿巴太与岳乐父子，跟当时许多满洲贵族不同，较早认识到汉族文化的高深以及学习这种文化的必要。阿巴太很早就在征战的过程中网罗人才，让他们到家里教习子弟。岳端的启蒙老师，就是有名的湖南文人陶之典。当时，安亲王府的文风，在京师各王府间是最盛的。[1]通过陶之典、顾卓、朱襄等汉族教师的悉心传授，机敏好学的岳端，很快就迷上了汉族的古典诗歌等艺术。十五岁的他，已经能写一手格律严整、用典准确的汉文诗歌。这位少年王爷，乐得让父兄替自己应付官场事务，整天里沉醉于诗、书、画间。从努尔哈赤，到阿巴太和岳乐形成的尚武家风，至此出现了扭转和变异。
岳端十八岁时，家庭有了大变故，政治上受到挫折的父亲被派去漠北蒙古地方。文弱的岳端也不得不跨上战马，陪同六十四岁的父亲。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远行办差，在当时写下的诗歌中，少见戎装的英姿抖擞的精神，却满是厌倦旅途的牢骚：“落照大荒红，无林四望通。雁迷沉暮霭，犬误逐惊蓬。草秃人炊粪，天昏鬼哭风。他乡难作客，况是此乡中。”（《漠北》）在一些吊古之作中，还表达了反战倾向，是清初满族将士普遍追求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价值观中的另类声音。
塞北驻防两个多月，他们回到京城。父亲因劳累过度而死，岳端随后也从郡王降为贝子。这使他渐渐明白，皇权是冷酷的，名利场并非自己的乐园，只有回到艺术的世界里，才能找到精神的慰藉。
岳端完全沉浸在风雅浪漫的书斋氛围中，每日苦吟，半夜里突然想出好的诗句，也要马上起身记下。为画出一张称心的画作，能挥毫泼墨直到四更天。他在艺术上的精进，得到中原文化界的赞许。许多汉族的文人名士，都和他交上了朋友。岳端没有架子，常带着自己的作品四处讨教。他的友人里面，既有名动一时的大作家，也有地位卑微又满腹才华的落魄文人，他们结成诗社，饮酒唱和，切磋文章。当时，正值戏剧家孔尚任在京做国子监博士，孔邸是岳端常去的地方，二人的友情也十分深厚。孔尚任的母亲过生日，大家去祝寿。按照规矩，岳端是不可以出现在这种场合的，他差人送去了一幅亲笔所绘作品，并题写了情深意永的诗：“孔君与我交，诗文兼道义。孔君不挟长，我亦不挟贵。贤母屈古稀，华筵腾鼓吹。同人共称觞，独我不能至。画此长春花，取此长春意。”（《题长春花寿孔尚任母》）
对贫寒的汉族文人，岳端倾力相助。他的朋友、广东诗人林凤冈滞留北京时，得知父亲亡故，因无路费奔丧而苦恼，岳端迅即赠款，又以诗送行。袁士旦客死京城，岳端“捐三十金，棺衾始备”。一次在饮酒时，听说沈方舟已别乡多年，因无盘缠不能回去跟妻小团聚，他又慷慨解囊。
1698年，岳端二十八岁的时候，连贝子爵位也被剥夺了。《大清实录》记录着康熙的谕旨：“固山贝子袁瑞，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著黜革。”[2]可见，岳端不关心官场政务，不去有关公务部门行走，却整日里跟与朝廷无关的汉族文化人过于密切地交往，终于惹恼了康熙。至于他是否卷进了什么有关汉族文人的案子，已难确考。
岳端被一降到底，成了皇族中顶没身份的“闲散宗室”，这无疑是极丢面子的事情。可是，岳端却以鲜明而决绝的态度，冷对着这场严重打击。他通过诗作高傲地表示：“野处忘城市，狂夫今更狂。酒兵终日练，诗债一生偿！”（《春日园居寄怀表弟素庵芬昆季》）果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头望一眼那令他厌倦的名利场，而将全部身心献给艺术圣殿。
比较一下纳兰性德与岳端的文化遭遇，也许是有意义的。性德的时候，满族需要像他这样的在短时间内高度涉猎汉族文化的文坛急先锋，康熙也对他表现出嘉许和宽容。但是，比性德年幼十六岁的岳端，却因为同样热衷于汉族文化而被废黜。康熙何以如此地褒贬不一呢？仅就文化层面来看，性德出现时正是满族上层提倡满人汲取汉族文化之际，其文学活动不但给本民族同胞树了标杆，也令汉族文坛耆宿们对满人艺术创造力折服，均有利于实施康熙前期的民族文化方略。岳端虽距性德之际未久，满人中尤其是宗室子弟们，迷恋汉族的文学艺术多了起来，这又让康熙为宗室风气的迅速变异感到担忧与震惊。而且，性德保持着文武兼备的特点，马上功夫骑射本领样样了得，他的文学造诣是在这样的底色上修炼的，所以皇上还算放心。而岳端则不然，他毫不“尚武”却一味“尚文”，康熙当然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一张一弛的缰绳掌握在帝王手中，性德跟岳端，都无法知道何时该张何时该弛，这恐怕也是在文化上一骑绝尘的性德生前“惴惴有临履之忧”的另一重缘由吧？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都发生过或隐或显的矛盾冲突。这是封建社会内在关系演变的本质性体现。清朝建立之后，宗室贵宦之间展开的你争我斗，也是贯穿于始终的。以往的朝代，因多设立外藩，分封各地的外藩王与朝堂争权夺利，会采取异地举事刀兵相向的方式。清代吸取了这一教训，摒弃设立外藩王则例，所有王公爵爷们只允许在京师内辟地设府享受“天恩”，却无半点居住封地拥兵坐大的可能。这也决定了清统治集团内部的诸多斗争，往往只能在不显山露水的暗地里运行。
岳端父子的政坛失势，同样也有权力集团内斗的暗底。安亲王岳乐的岳父是清初辅政大臣之一索尼，他的妻兄乃索尼之子、康熙朝权臣索额图。索额图与明珠，曾是当时水火不容的两派朋党的首脑。[3]而索额图又搅进了支持废太子胤礽的活动，引得康熙大不满。从安亲王岳乐的贬黜致死到岳端的一步步出局，实际上均与彻底扫除索额图一党有内在联系。否则，岳端“各处俱不行走，但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的事情再大，也不会一降到底。
朋党政治与朋党纷争，是历代上层习见的现象。到乾隆朝曹雪芹笔下，这一现象被形象地描写成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护官符”故事，堪称封建社会的绝妙写照。清代“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情形，并非是到了雍正朝雪芹等家族败落之际才出现。岳乐、岳端家族由起初“赫赫炎炎”而仅支撑了几十年便迅速倒运，也不过是此类场面较早的开端之一而已。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主要有三类：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三者交相呈现，无时或已。以往的读者，多只重视反映前两类矛盾的作品，以为那样的文学反映才有思想意义。反映第三类矛盾的作品，往往既缺乏，也不大被人们重视。清代的满族是统治民族，不少满族文化人都属于统治阶级。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一些利益集团利益家族胜出，另一些利益集团利益家族落败，那些败落集团和家族中出来的文人，对此类现实的摹写与感发，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
满族高层没落家族的许多文人，都是勇敢的。一部满族文学史中，有好多对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观察和体会深刻而尖锐的好作品，有的完全就是自己身世的写照。这是从前的文学留存中并不多见的。尤其是其中有的作者，就来自于爱新觉罗种姓。
清初，满人大多沉浸于创业建功的梦想之中，满洲上层特别是宗室近支，更是没有几人不想功标史乘的。岳端虽自幼体弱，青少年时期也未必没做过类似的幻梦。有他的《玉池生稿》诗为证。其一云：“李君有宝刀，索我为长歌。几番下笔难，其奈宝刀何。信手抽刀不见刀，匣中流出一泓水。迎风忽觉古血腥，使我雄心顿然起。起舞落日辉，人在电光里。人在电光里，其刀妙如此。”（《宝刀歌为李先春赋》）其二云：“旌旆飘荡去不停，少年为将赴边庭。当思祖、父功名重，仰赖朝廷社稷灵。碛路奔风嘶叱拨，山城覆雪按清萍。临歧话别无多事，惟望燕然早勒铭。”（《送十九弟占随征》）
至高威严的皇权，扑灭了岳端心头曾有的热衷功名的星火，使他走向一条彻底尚文的道路，恐怕也是别无选择的事。
岳端的人生转型，有其潜在的规律。在清代满族书面文学流变的这方平台上，继岳端之后，还将一再演绎出相似的剧目。
落为一介“闲散”的岳端，虽仍然享有荣华生活，但他看世界的心态变了。他从另一个视角中窥到了世事的不易与艰险。他的作品中，开始出现多首以《行路难》为题的诗歌。之一：
行路难，行路难，山有万仞之巑屼，水有千丈之波澜。上有豺狼踞，下有蛟龙蟠，况有林木森森百里宽。日光月光射不入，老魅夜叫清燐寒。人从此中来，焉得常平安！行路难，行路难。此间之山非嵽嵲，此间水浅清而澈。朝骑金勒马，暮棹沙棠枻。鬼魅不到龙虎绝，坦然大路无凹凸。此中之难不可说。
之二：
樽有旨酒须尽欢，案有佳肴且饱餐。听我抵节鼓此曲，曲终恐君忧思攒。今古人生寄一世，人世艰危千万端。天梯石栈行蜀道，米珠薪桂居长安。居大不易行路难。乘桴浮海波浪宽，凌风奋飞无羽翰。
之三：
劝君莫之晋，晋国不容廉洁人。贪天之徒常自保，介子登山遭火焚。劝君莫之楚，楚国放逐正直客。谗谀之辈日竞进，屈子入江遭水溺。其余他国亦皆然，胡为远游不言旋？君乎君乎！莫视己贤。请看亚圣孟夫子，不遇鲁侯空怨天。
像岳端这样的失势贵族，面临百不如意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任何作为可以施展。在一首题为《竞渡曲》的诗歌中，他藉屈原爱国不成而愤然投江的事，抒发了对险恶丛生的人生反感从而消极选择退入酒乡的慨叹：
才人自古多酒徒，独醒只有屈大夫。屈大夫，尔将胡为乎？不从渔父谏，甘受朝臣诬。我虽知此是寓言，终投湘江何其冤！湘江万丈波涛恶，中有鼋鼍蛟龙与鲸鳄。直将大夫身，横争肆吞嚼。君不见，今人造龙舟，喧腾鼓吹吊中流，犹为大夫沉角黍，水族依然争不休。吁嗟乎！世途不可处，水底不可留。我劝大夫一杯酒，庶几醉乡还可游。
他把人世上甚而连鱼龙居住的水底，全然看成是纷攘争利的世界，感觉一个清白的人是再也无处可逃的，如果有，也就只剩下一处酩酊醉乡了。逐渐，他迷上了老庄的道家思想，类似这首《题老子画》诗意的作品多了起来：“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闻有关尹喜，相随去不还。一朝无紫气，万古空青山。所著一卷书，长留在人间。上有五千言，其外无文字。所以贤达人，名成皆避世。我生千载后，颇有相随意。青牛不复来，红颜日憔悴。今日披画图，想见当年事。他凡与古今，绝似天壤异。捉笔常太息，聊以写吾意。”
岳端一味避世的人生哲学，对后来遭遇仿佛的清宗室子弟选择隐居都市近酒习文的生活方式，有着显见的影响。
一般认为，康熙朝京师满洲家庭都是畅通民族母语的。岳端虽未留下他说写满语满文的资料，逆料他在这方面仍葆有相当能力。清初满人们乍一别离白山黑水的东北故土，民族心理和民族情趣总要寻找自己的表达。岳端有个别号“长白十八郎”，十八指的是他在家族内的大排行，而“长白”则显然带有怀乡怀土的意思。有清一代，进而直到当代，满洲苗裔离开东北乡土的许多人，还都习惯在自己的署名前面冠以“长白”二字，“长白十八郎”大约是最早这样做的人士之一。
岳端的作品，从选题到立意，再到艺术风格，都可以找到许多北方民族精神文化的固有特征。《玉池生稿》里面，像《长白山歌》《紫骝马》《塞上行》一应饱含北地民族元素的诗题仍然不少，稍加细读，便可察觉满人审美的内在蕴含。一首《咏庭前草》写道：“不耘庭际草，任共石阶齐。雨过丛丛绿，风来叶叶低。烟浓迷粉蝶，根软托香泥。野色当窗见，心同野外栖。”满洲的先民从来就是与大自然相依偎的，入得关内，他们每每被牢笼于都市乃至家庭的圈子里，不能跟林莽山川亲近，煞是不自在。岳端索性任凭庭院里的草儿疯长，以便满足贴近自然的习性。
清代旗人不论地位多高，没有上峰差遣是不可以擅离驻地的。岳端除了随年迈的父亲去了一趟漠北苦寒之地办差外，再也没有过离开京城的机会。对于热爱大自然的他来说，是挺惨的事。他的作品中有两首写到中华名胜巫山的诗，让人读来悲从中生。其中一首《巫山》是：“云雨巫山十二峰，昔人因梦识仙容。今人亦有相思梦，知在巫山第几重？”诗人不敢轻言自己何时有幸亲睹巫山仙容，只好推说昔人也不过是在梦中得见。而自己今日终于相思巫山而致成梦，却又一时难以辨别梦中场景到底是巫山十二峰中的第几峰！在又一首《无题》中他吟出：“巫山十二最高峰，只有宵来此地逢……”其“宵来”者，不还是夜里，不还是要到梦中才能去相逢么？
幸亏世代的满人们，早已有过偌多亲近自然的体验，有过偌多放飞艺术想象的历练，当他们困守愁城的时候，才有可能充分张开神思的双翼，去拥抱幻想中的艺术王国。
岳端的诗歌风格，伴随着他短暂一生前后截然不同的遭遇，由前期的清新俊逸转向后期的冲淡超然。这里再援引他的几首不同韵味的作品，以见其艺术造诣上的超凡脱俗：
秋风落日平沙晚，身倦马疲前路远。四野苍茫不见人，碧天如覆琉璃碗。
——《中途口占》
漠南斜路落红曛，风叠沙纹学水纹。去日野花犹烂漫，归时病叶乱纷纭。老蛇升树缠虬干，孤雁摩天负鹤云。尚在秦关千里外，故乡音信杳难闻。
——《漠南》
曾闻诗胆大如天，请看狂生画亦然。乱点葡萄十数个，只求神似不求圆。
——《画葡萄》
狂夫作画未曾难，一瞬工夫数笔完。单写鱼儿不写水，诗中自信有波澜。
——《画鱼》
长堤一望夕辉斜，芳树枝枝待暮鸦。西岭生云将作雨，东风无力不飞花。娇鸾细啭留清昼，孤鹜徐飞带晚霞。野客独扶藜杖远，柳荫深处觅人家。
——《春郊晚眺次韵》
他的诗，曾深为文坛推崇，姜宸英、陶之典、顾贞观、蒋景祁、沈德潜、王源等康熙年间文化人，都写下了对岳端诗艺备加肯定的文章。戴名世在所撰《〈蓼汀集〉序》中谈到：“红兰主人以诗雄数年”，证实了岳端诗歌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与纳兰性德相比，岳端是有他另外一种风格的。性德和他均来自满洲上层，都有很高的文化天赋，都属于从自我民族文化走出来的头一批文化远足者，凭借努力，二人又分别登上了同一时代汉文写作艺术的高层次。他们不可避免地，都受到满族时尚的激励，却因社会为各自留下的进退空间不同，走向了不尽一致的艺术方位。性德毕生文武兼习，满、汉学养兼备，朝野身份两栖，以至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造成某种程度上心灵的摇曳不居和作品的意向闪烁，从而平添了饮水词作的内在魅力。岳端则不同，他虽有先前的宗室爵位，却因自幼羸弱疏于修武，像个文人坯子，连续的贬黜夺爵，叫他彻底弃置了功名上的非分之想，而艺术上也渐入中原文化之“佳境”，减少了双重文化之间的那种张力。由是，性德突出体现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在岳端的笔底，变成偶尔为之了。不过，如果以为岳端的创作就此而没有了满人特质，也不尽然。他的作品清新、俊朗、飘逸，对自然景观的摹写极富想象力表达力，亦体现出北地民族初登文坛的个性风采。他的诗歌语言平易晓畅，不为惊人之言却每有新奇之意，也与满民族的艺术格调吻合。还应看到，在清代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通过文学曲写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岳端堪称“第一人”，而其身后，这项独到的路数，却成了清代满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纳兰性德与岳端，同时同城的两个满洲人，彼此素昧平生却又从互异的路径一起登上了中原文学艺术的巅峰。偶然乎？必然乎？
像纳兰性德的多才多艺一样，岳端也在艺术领域的多范畴有其建树。《玉池生稿》内存有他填写的词十二首，曲十二支，这里各录其一：
云气漫天失晓色，中庭浥遍莓苔。愁人独坐北窗开。空濛如薄雾，散漫似轻埃。
暗记前番曾有约，连朝泥泞盈街。何堪事事若星乖。病令新作少，雨阻故人来。
——【临江仙·对雨】
叹双星已愿难酬。除却今宵，欲见无由。早难道把欢会都丢，来应人家无厌之求。算将来书传差谬，多因为世尚虚浮。笑那騃女痴牛，常抱离愁。他既有回天之力，竟何不自保绸缪？
——【折桂令】
岳端还擅长音律，根据唐人小说《杜子春》故事，编写过戏曲剧本《扬州梦传奇》。这部作品在当时曾搬上戏曲舞台，得到观众的赞誉。尤其难得的是，两位杰出的戏曲家孔尚任与洪升，也都对《扬州梦传奇》的创作给予了热情褒奖，甚至将它与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相比拟。《扬州梦传奇》所铺演的是豪门子弟挥霍败家与世态炎凉，以及主人公历尽人世跌宕终于斩断尘缘一心求道的故事，带有作者自身对社会现实的体会。
岳端的绘画，也在清代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的评画名著《画徵录》，认为岳端“画山水潇洒纵逸，类八大山人，墨兰得元人之秀致”。
岳端，是满族文化史上较早出现的视文学艺术为性命、殚精竭虑苦心孤诣而为之的一位“奇人”。近代学者邓之诚撰《清诗纪事》，说他“是固一代宗潢之秀。后来无及之者。即较之江南耆宿，亦足自树一帜也”。
注：
[1]昭梿在《啸亭杂录》（“红兰主人”条）中说：“崇德癸未时，饶余王曾率军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至者。安王因以命教其诸子弟。故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盛。”饶余亲王即阿巴太，崇德癸未是1643年，当时岳端还未出生；
其父安亲王一直实行请汉儒教习子弟的计划。岳端的哥哥玛尔浑、弟弟吴而占以及一位被称为六郡主的妹妹，均以文名传之于世；
玛尔浑选编的《宸萼集》，还是清代最早留存宗室诗作的作品集。
[2]引自《大清实录》。
[3]纳兰性德与岳端是同时代同城居住的满族两大文学才子，却无任何材料证实他们彼此有过接触，原因也在于此。岳端辞世后，曾与性德有着深厚情谊的文坛宿儒顾贞观，受朋友之托，来为岳端之《红兰集》作序，一开头就是：“贞观三载前曾一游都亭，即闻东风居士学问之勤，礼贤爱士之笃。虽未获见，心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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