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波，马琳楠，刘 洁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在历经全球金融危机、贸易摩擦、自然灾害等不同程度的冲击后，不同经济体呈现不同的危机应对能力和经济复苏能力。经济体在抵御外部冲击后，其经济复原到原来水平的能力称为经济韧性，政策制度、政府行为则会对经济韧性产生较大的影响，制定有差异化、针对性的发展政策，有利于增强经济韧性［1］。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破坏，多国经济出现大幅下降。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第三季度GDP增速“转负为正”，这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自身制度的优势，体现出我国抵御危机时较强的经济韧性［2-3］。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经济韧性的增强显得尤为迫切。各国不仅致力于提升国家整体经济韧性，其城市经济韧性水平也备受关注。对此，国内各城市纷纷着手韧性城市建设规划，开展韧性城市实践，并将城市经济韧性作为评价城市韧性的一个重要维度［4-5］。成都市在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建设韧性城市”，首次将“韧性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为其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更是持续性的，其决策和行为会改变城市整体的发展路径，更会直接影响城市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我国“晋升锦标赛”背景之下，地方政府会在上级政府制定的增长目标基础之上“加码”，用高绩效来拓宽自身的发展空间［6］。而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让地方政府过分依赖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造成城市资源错配［7］，影响城市产业结构［8］，从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水平。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地方政府在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会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其竞争方式也开始从“以增长而竞争”逐渐转移至“以创新而竞争”［9］。虽然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短时间内无法体现，但是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探究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学者大都从产业结构［8,10-12］方面入手，鲜有从政府角度研究的文献，没有体现出地方政府在城市经济韧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本文主要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探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进一步挖掘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为城市经济韧性的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上，通过将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经济韧性纳入同一分析体系中，厘清政府行为在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二是对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经济韧性间存在的作用机制进行梳理，深入分析其影响路径；
三是对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通过城市所在区域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为不同区域及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提供参考。
“韧性”一词始于西方，根据拉丁文词根re‑silire，是指实体或系统在遭受外部干扰或冲击时，恢复到原有形态或位置的能力。Reggiani 等（2002）［13］在研究空间经济系统时发现，“韧性”不只适用于生态系统，在经济系统中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此后，国内外学者从产业结构［8，10-12］、人力资本、创新［14］、政府质量及制度［2-3,15］等多方面对区域经济韧性进行研究。相较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城市，产业相关多样化和产业无关多样化能够通过创新驱动为城市带来经济韧性，减少危机对城市经济的冲击［14］。但在地方政府的作用下，地区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被逐渐淡化，产业结构单一的城市依旧能在政府领导人的指导下获得强大的经济韧性［10］。胡晓辉和张文忠（2018）［16］对处于产业转型困境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山东枣庄和辽宁阜新）进行调研分析，发现两座城市虽然同时遭受资源枯竭的困扰，但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趋势，这取决于当地的制度和政府决策，地方政府的不同决策反映出差异化的城市经济韧性。
城市经济韧性与地方政府之间密不可分，高质量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15］。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是GDP增长率，因此，地方政府对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不太重视，更偏向于基础性设施建设，以实现辖区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增长［17］。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采用税收优惠的方式，吸引在短期内能有显著经济成效的生产性企业［18］，而这些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并不强，多停留于简单的加工制造，并不利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探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徐现祥等（2018）［19］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设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利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刘春济和高静（2020）［7］则从要素配置的角度进行探究，发现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达成虽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会进一步引发资源错配问题。城市创业活动通过创业者的技术创新，不断孕育、演化出新的产业，通过促进地区产业升级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但是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目标的业绩考核，其政策更偏向于短期便能见效的项目，对“周期长、风险高”的创业活动扶持力度较小［20］，无法通过促进创业活动来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创新能力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城市抵御外部冲击的有力壁垒。在同等要素投入条件下，城市创新能力可以提高产出效率，为城市带来更多的生产力，起到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城市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势必会加大市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地方企业对此不断研发新产品，用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在企业创新研发过程中，新知识和新技术之间相互碰撞、融合，繁衍出新产品和新产业，对地区产业内部结构起到优化作用［21］，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而企业对创新能力的高要求，倒逼应聘者学习新技能以获得企业的青睐，同时企业也为地区培育了创新人才，创新创业者通过整合、利用各产业间的资源，优化不同要素间的配置，提高产出效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然而创新研发项目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短期内并不会有显著的经济成效，还伴随着巨大的失败风险。而我国地方政府的官员是随时调动的，任期普遍较短［22］，这与创新项目回报周期不相匹配，因此，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会将过多的资源放在创新项目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在面临业绩考核和晋升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会更偏向于投资“周期短、风险低”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利于地区科技创新的发展［18］。而地方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更多补助，不断迎合政府的投资偏好，将关注点放到生产能力提升上，忽视了创新研发能力的发挥，不利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会阻碍城市创新活动，进而抑制城市经济韧性。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23］，具有高技术的特征，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技术服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和劳动分工的方式，提升城市经济效率，促进城市经济韧性。在不同产业层次和城市规模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都会显著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且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对邻近城市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4］。在研发投入的助推之下，生产性服务业会加快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研发投入也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的门槛约束，资本的“逐利性”会让研发资本从低创新效率地区流向高创新效率地区，阻碍低创新效率地区的制造业升级［25］。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资本也受地方政府投资偏好的影响，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迫使地方政府将财政支出偏向于投资“周期短、风险低”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占原本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源，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韧性的增强。地方政府在高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下，为“周期短、回报高”的项目提供便利的政策条件，对其实施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吸引在短期内能够显著拉动经济增长的工业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属于“低端”制造业［17］，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帮助不大。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地方政府则采取高商业用地价格的方式，拉高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成本，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从而影响城市的经济韧性。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使地方政府过度关注辖区经济增长，偏离原本设定的投资战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抑制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不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进而抑制城市经济韧性。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构建以下计算公式：
其中：Resi,t为因变量，表示i市t年的城市经济韧性；
Tari,t为自变量，表示i市t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Controls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外商投资、信息化水平等影响城市经济韧性因素；
λt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μi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i,t表示随机扰动误差项。
为进一步验证H2和H3，检验创新活动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是否在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经济韧性间存在中介效应,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18］，结合式（1）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式（2）（3）用以检验H2，即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是否影响地区创新活动，进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
式（4）（5）用以检验H3，即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是否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介变量，主要使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及集聚程度两个指标来衡量。
（二）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韧性（Res）。现有文献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测算主要有一揽子指标体系法、GDP增长率和失业人数变动等。本文主要借鉴Martin 等（2012，2016）［10，26］、张振等（2021）［27］的研究方法，采用国内GDP 的变动比例来测算城市经济韧性,大于1 则表示地区经济韧性高于全国水平，小于1 则表示地区经济韧性低于全国水平。其测算方式如下：
其中：Gi,t为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实际GDP 增长率；
Gi,t-1为第i个城市在t-1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
Gn,t为全国在t时期的实际GDP 增长率；
Gn,t-1为全国在t-1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Tar）。该变量主要通过手工整理的方式，从各地级市政府在年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获取。对“大约”“左右”“确保”等修饰词表示具体目标的，直接采用具体数字作为该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
对有区间范围的，则取区间的均值。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①城市创新能力（Innova‑tion）。在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选择上，国内学者一般采取专利数量。由于我国的专利类型被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大类，发明专利较后两者更能体现城市创新能力，因此，本文主要参考纪祥裕和唐荣（2021）［18］的研究方法，使用城市人均发明专利数量来衡量城市创新能力。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Services）。本文主要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两方面来衡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情况，生产性服务业占比（Ratios）使用生产性服务业人数占所有服务业总人数的比重表示，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Aggls）则采用区位熵来衡量。Aggls 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gglsij表示第j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
qij表示第j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
qj表示第j个城市所有行业的从业人员；
qi表示全样本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人数；
q表示全样本所有行业的从业人数。本文生产性服务业的选取标准主要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
4.控制变量
为了缓解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①城市就业率（Em‑ploy），使用城市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②财政支出规模（Fiscal），使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③信息化程度（Int），使用电信业务总量占GDP 的比重。④外资依存度（Trd），使用地区外资使用额度占GDP 的比重。⑤交通发达程度（Trf），使用公路客运量表示，并对其取对数。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变量主要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列。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分析
为了排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进入回归的连续性变量采取首尾1%的缩尾处理，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所列。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1.581 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列（2）—（6）分别展示了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其结果显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依旧在1%的水平下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证实了H1。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该结果都保持不变，体现了该结论的稳健性。从控制变量上看，财政支出规模、城市就业率都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虽然分成不同类别的支出，但目的都是为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因此财政支出规模越大，越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
在危机发生时，高就业率能帮助城市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抵御外部风险冲击，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正向影响；
城市交通越发达，人才的流动就越频繁，城市的资源也随之流向发达地区，可能并不利于城市的自身发展和经济韧性的增强。
表2 基准回归
（二）内生性处理
虽然本文加入了双向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的问题，但是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经济韧性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经济韧性越强的城市制定的目标也会越高。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目标一般受省级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有较强的相关性，但省级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则不会过多考虑地级市的经济情况。因此，本文采用黄亮雄等（2021）［28］的做法，使用“省级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工具变量。
表3 显示了以省级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工具变量的二阶段IV 估计结果，其中，列（1）（2）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从列（1）（3）可以发现，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与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第一阶段F统计量远大于10，说明该工具变量选择合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情况。列（2）中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1.644 9，且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列（3）（4）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其结论与未加控制变量时一致，说明结论的稳健性。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得出的结论具有稳健性，本文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所列。
1.样本敏感性测试
由于直辖市在行政等级上属于省级，要高于地级市，为避免其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四个直辖市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4 列（1）可知，在剔除直辖市后，地方经济增长对城市经济韧性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与前文得出的结论一致。
2.分时间段检验
1.精心备课。教师在备课的时候，要对教学内容深思熟虑，找出因果联系正好在哪里挂钩、初看起来不易察觉的那些交接点，因为这些地方会出现疑问，而疑问最能够激发求知欲望。教师必须知道：哪些东西要讲，而哪些东西则应留着给学生的思维埋下一小段“引火线”。
以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为时间节点，将样本时间分为危机爆发前（2005—2007 年）和危机爆发后（2008—2019年）。表4中列（2）（3）结果显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依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前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四）异质性检验
1.分区域异质性检验
将我国城市根据地理区位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分别对其进行回归检查，结果见表5所列。东部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西部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东部城市相较于中西部城市资源更加丰富，经济也更发达，能够相对容易完成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而中西部城市为展现其实力，往往制定与东部城市一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增加了目标达成的难度，只能通过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达成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长此以往则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限制了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表5 分区域异质性检验
2.不同资源类型城市异质性检验
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主要以开采、加工自然资源为主，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为了进一步探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不同资源类型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文依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将276 个城市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所列。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3.190 5，负向影响要大于非资源型城市的-0.776 4。这是因为：资源型城市在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时，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开采，而这种依靠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并不会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难以抵御外部危机带来的冲击；
非资源型城市则有更多方式达成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较小。
表6 不同资源类型城市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路径，本文依据式（2）—（5）从城市创新活动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两方面进行机制检验。表7 是式（2）和式（3）的估计结果，列（1）（2）显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促进地区创新，与H2不同，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不再是考核地方官员的唯一标准，经济发展质量也会被纳入其中，地方政府开始关注城市创新发展，加大了对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因此，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创新发展显示正向影响。表7列（3）显示创新活动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正向影响，但促进作用不强，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而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依旧是显著的负向影响，其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城市的创新能力虽然较之前得到了提升，但是创新活动持续时间较长，对当期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作用不会很明显，只有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才能显现，且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存在其他的传导路径。因此，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在短时间内无法抵消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9］的研究，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符号相反，说明城市创新活动在经济增长目标和城市经济韧性间发挥遮掩作用。
表7 机制检验（一）
表8是式（4）和式（5）的估计结果，主要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和集聚两方面来验证H3。列（1）—（6）说明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证明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经济韧性间起到中介作用，H3 得到验证。在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下，地方政府更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会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而扩大房地产类等的生活性服务业占比［17］，进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列（2）中经济增长目标对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占比的影响系数为-0.307 5，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
而列（5）中经济增长目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系数达到-2.081 5，同样在1%下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大于对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的影响，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整合利用各类资源，相较于规模的扩大更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进一步引发土地资源错配［7］，使生产性服务业承担更高的土地租用价格，从而阻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表8 机制检验（二）
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迫使政府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方式，吸引短期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成效的生产性企业，通过拉高商业用地价格来弥补工业用地的亏损，这让租用商业用地的生产性服务业承担较高的租金，阻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而政府制定高经济增长目标的原因则与我国各级政府间“层层加码”的现象有关［6］，在中央政府提出一个经济增长目标之后，省级政府随即在中央政府的基础之上“加码”，地级市政府为了向上级展现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又在省级目标的基础之上再次“加码”，最终导致地级市制定一个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如图1所示。从2005—2019年全国、省级和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的走势来看，我国确实存在各级政府间“层层加码”的现象，但在2015 年之后各级政府经济目标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不再只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本文从“层层加码”的现象中，进一步分析“加码”的程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图1 全国、省级和地级市的预期增长目标
本文主要从“全国与省级的差额”“省级与地级市的差额”和“全国与地级市的差额”三方面衡量“层层加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各级政府间“层层加码”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结果见表9 所列。由表9可知，不同层级间的“加码”现象都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韧性，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其中，省级与地级市之间的差额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最大，系数达到-1.724 5，而全国与省级间的差额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稍小。不同层级间的“加码”是导致地方政府偏离实际情况制定过高经济增长目标的深层次原因，“层层加码”现象的存在，进一步抑制了城市经济韧性。
表9 “层层加码”现象检验
（一）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主要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角度，探究政府行为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进而分析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路径。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①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显著抑制城市经济韧性，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旧成立。②异质性检验中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韧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城市的影响则不显著；
经济增长目标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要大于非资源型城市。③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创新能力在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经济韧性间起遮掩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在两者间起中介作用。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地方政府不再只关注经济增长，开始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对地区创新项目的投入相较于之前有所增长，因此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由于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回报高”的特点，其对城市经济韧性促进作用在短时间无法完全体现，只能在城市未来的发展中逐渐释放，而且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会通过其他路径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所以创新能力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没有消除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存在遮掩效应。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导致“周期短、风险低”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占原本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资源，而土地资源的错配也进一步拉高了生产性服务业成本，从而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④各级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存在“层层加码”现象，而“层层加码”是导致地方政府制定较高经济增长目标的深层次原因，地级市在省级目标基础上加码越大，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越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应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上级政府在考核地方官员时，应将有利于城市长期发展的创新活动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中，不断完善、优化考核体系，避免因不合理的考核体系导致地方政府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从而抑制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减弱城市抗外部冲击能力。
第二，对位于不同区域、不同自然资源禀赋的城市，要制定差异化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方案。对中西部城市，要适度放低经济增长要求，不能以东部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参照标准，而应结合地区实际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经济稳步、可持续发展，从而拥有较强的经济韧性。政府要协助资源型城市不断丰富、优化其产业结构，转变资源型城市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
第三，政府要鼓励地区企业进行创新研发，加大对企业创新研发的财政支持，对创新成果显著的企业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创新研发项目“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注定仅靠企业的力量难以实现地区创新研发能力显著提升，而要依靠企业、高校和政府三方的力量，共同助力地区创新研发项目开展。规范土地管理制度，实行较为合理的土地出让方式，避免土地资源错配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政策上提供较为便利的条件，在资源上提供较为充足的支持。
第四，上级政府要避免向下级分配过多的硬性指标任务，减少强制性的经济增长指标要求，让下级政府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经济增长指标。上下级政府之间要加强沟通交流，充分解读中央政府政策要旨，通过上下级政府共同合作提升城市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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