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桂生 王志凌 罗蓉
(贵州大学 a.公共管理学院，b.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c.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易地扶贫搬迁是有效解决部分贫困地区因“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综合性扶贫措施。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后期扶持成为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主要任务之一。“十三五”期间，我国近1 000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其中中西部省份有500多万人在城镇集中安置，城镇安置率达52%，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城镇安置率超过90%[1]。以贵州省为例，为了杜绝“山上搬山下”或“农村搬农村”，贵州省鼓励跨县、跨市(州)搬迁，95%以上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城镇化集中安置。可以看到，“一方水土”搬迁出来的“一方人”在进行城镇集中安置后，原有的社会资本及生计资本发生改变，需要重新适应新城市的生活及生产方式，适应程度则关系着搬迁农户是否会产生返迁风险，是否可以稳得住、能致富。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有效落实搬迁群众社会融入等工作举措，进一步开展搬迁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动。稳得住是基础，能致富是目标。一方面，城市适应是促进搬迁农户社会融入的必要条件，能够有效推动脱离原生环境的搬迁农户在新的生活方式中稳下来；
另一方面，就业纾困是化解搬迁农户就业困境的必然要求，能够使搬迁农户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进一步掌握生产资料，进而达到逐步致富的目标。202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推进大中型集中安置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搬迁农户对新城市的适应与就业问题关系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那么，城市适应与就业纾困会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产生何种影响？如何进一步树立搬迁农户的久居意愿？为此，以城市适应与就业问题作为切入点对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进行研究，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
现有文献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政策本身出发，分别围绕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过程[2-3]、执行困境[4-5]、执行效果[6-7]等角度展开研究；
二是以搬迁移民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8-9]、社会融入[10-11]及后期扶持[12-13]等角度着手，对搬迁农户的后续发展问题展开研究；
三是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作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围绕政府行为[14]、社区治理[15-16]、城镇化安置[17]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但梳理文献发现，将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作为研究主题的文献鲜少，仅有学者以新疆南疆深度贫困地区为研究范围，从移民的搬迁意愿、生计资本变化、政策了解情况等对移民返迁的影响因素及返迁意愿进行了研究[18]。也有学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抽样，从扶持政策和社会融入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搬迁户返迁意愿的决定因素[19]。而目前尚未有学者将搬迁农户“稳得住”与“能致富”相结合，从城市适应与就业纾困的角度对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进行研究，未能深入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基于此，文章在城市适应与就业纾困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对搬迁农户返迁意愿的作用机制，以期寻求相关影响因素，进一步使搬迁农户牢固树立久居意愿，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
2.1 城市适应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迁意愿之间的关系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适应城市的过程也是其与搬迁城市社会融合的过程。从宏观来看，“社会融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将个体和社会相关联的工具性概念，在西方学界有“同化论”“多元论”及“整合论”三种不同乃至彼此对立的理论来源[20]。从微观来看，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均直接或间接与之相关[21]。国内学者围绕农民工等流动群体对社会融入进行了本土化研究，如李树茁等提出的情感融入、行为融入二维指标[22]，叶俊焘等划分的经济生存融合、社会交往融合和心理认同三阶段发展路径[23]，郭晓莉等则加入心理测量指标，形成社会接纳、经济融入、心理认同和文化融入四个维度[24]。就社会融合对搬迁移民返迁意愿的作用机制来看，有学者认为搬迁户自我身份认同、邻里互助的社会融入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18]，即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越强[25]。对民族地区而言，搬迁后的不同民族通过混合居住、相互结亲等多种融合方式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互补，进一步降低返迁的可能性[17]。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按层次逐级递升，当某种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向更高层次的需要发展。而易地扶贫搬迁的农户告别了绝对贫困，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基本生存及发展需求得以初步满足，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将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引入自我实现这一测量指标，将城市适应划分为经济适应、社会接纳、心理认同、自我实现四个维度，并提出假设H1：城市适应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2 就业纾困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迁意愿之间的关系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安国之策，也是搬迁农户稳下来的重要因素，国内学界也普遍重视搬迁农户的就业问题。有研究发现，不同就业方式对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纯农业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兼业加农业为主或主要以打工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负向影响[26]。而移民搬迁则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传统农林种植活动和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对提高其外出务工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7]。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及市场经济的波动，搬迁农户在知识技能水平的限制下，多样化的就业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搬迁农户带来就业不稳定的负面影响。搬迁后的农户由于传统生存及就业环境发生改变而面临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等系统性失业风险，进一步对搬迁农户久居意愿产生影响。在就业理论领域，摩擦性失业理论认为，劳动者从一个岗位转换到另一个工作岗位的过渡阶段将造成失业，其基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劳动者的信息不充分及对工作的不适应。结构性失业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中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无法满足有工作意愿的人的需求，将带来失业[28]；
劳动力技术、能力等同雇主所需劳动者之间不匹配，进而导致供需双方无法实现相互认可，最终导致职位空缺和失业[29]。工作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每个企业给劳动者报酬不同，劳动者为了获得满意报酬，必须在劳动力市场搜寻。而失业治理是一项政府主导的系统工程，凯恩斯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积极干预，增加就业机会。人力政策理论提出，政府应通过提供职业训练及就业信息，消除就业歧视，使劳动者与就业机会更相适应，从而降低失业水平[30]。
基于上述就业理论分析，本文从就业纾困的角度出发，提取政府就业培训效果、就业政策服务以及搬迁农户的就业岗位条件、需求满足程度做综合考虑，衡量其对搬迁农户返迁意愿的影响，并提出假设H2：就业纾困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城市适应、就业纾困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迁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构建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1 分析框架图
3.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跨县搬迁农户稳定脱贫研究课题组于2021年7月—8月在贵州省凯里市的实地调研。凯里市是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的地级行政区首府，截至2021年少数民族占户籍人口的81.6%，是一个以苗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新兴城市。“十三五”时期，凯里市共建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5个，安置全州16个县市搬迁群众4.5万人，其中苗族、侗族、布依族等15个少数民族占搬迁总人口的90%以上[31]。结合研究需要及当地实际情况，此次调研对凯里市5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搬迁农户进行一对一入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60份。经过对数据的清洗核查后，共获得有效问卷354份，有效率为98%。
3.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由调查问卷中“如果有可能，您是否有返迁的意愿？”进行衡量，选项根据李克特量表法分别设置“不愿意”“不太愿意”“一般”“愿意”“很愿意”5种选择，在赋值时依次给予1—5分，得分越低表示返迁意愿越弱。
(2)解释变量。根据本文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设，将城市适应和就业纾困设定为本文的核心解释量。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将城市适应操作化为经济适应、社会接纳、心理认同、自我实现四个维度，并以问卷中“您每月的工资水平”“与搬迁前相比，您的家庭变化”“您觉得和当地原住居民相处障碍大吗？”“您对目前居住的城市有归属感吗？”“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提高”进行衡量；
将就业纾困操作化为政府行为及搬迁农户满意度，并以问卷中“您觉得参与技能培训的效果怎么样？”“对安置区的各项就业政策服务是满意的”“安置区的就业岗位条件比预想的要高”“安置区就业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安置区的就业状况基本能满足需求”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本文将搬迁农户的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民族、性别及文化程度。上述变量的测度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选取及赋值
对样本数据信度及效度进行检验，KMO值为0.70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小于0.001，说明问卷的设计较为合理，样本数据可靠性较高。总体来看，样本中男性受访者较多，年龄多处于30—60岁之间；
少数民族搬迁农户最多，占比高达92%；
受访者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一半以上；
搬迁农户总体返迁意愿较低。但同时也可以发现，研究样本的城市适应状况一般，其经济适应及心理认同处于较低位水平，自我实现处于一般状况，社会接纳则处较高水平；
搬迁农户对政府就业纾困政策的服务评价较高，而对就业岗位条件及需求满足程度的评价则处于一般水平，参与技能培训效果较低。
4.1 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于分层回归方法，建立城市适应与就业纾困对搬迁农户返迁意愿影响的基本模型。模型1的自变量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即搬迁户主的个体特征，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城市适应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就业纾困变量。模型的因变量为：是否有返迁的意愿。
4.2 实证分析
运用SPSS21.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3个模型的调整R2依次为0.029、0.164、0.213，呈上升趋势，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逐渐变好；
同时，三个模型系数也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回归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表2 搬迁农户返迁意愿的回归分析结果
对模型1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F检验，呈现显著性，说明个体特征所包含的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变量对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一是，户主年龄的回归系数值为-0.142，并且会对是否有返迁的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的移民，其劳动能力与经济收入均有限，更依赖于家庭或社会养老，政府实施的易地扶贫措施对他们能够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益[32]。因此，相对于中青年群体，年龄较大的农户返迁意愿相对较弱。二是，性别的回归系数值为0.292，并且会对是否有返迁的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农村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外出务工的男性农户更易感受或直接接触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红利，所以男性农户的返迁意愿较弱。三是，民族与文化程度并不会对是否有返迁的意愿产生影响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研究样本处于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占比大，文化程度偏低，因而对被解释变量不具解释性；
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不同民族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中受益的均衡性，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愿景。
对模型2进行F检验发现，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意味着加入城市适应变量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具体来看，工资水平、家庭变化情况、与原住居民相处障碍情况、是否有归属感、自我价值实现等变量均会对返迁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191、-0.219、-0.248、-0.283、-0.186，即城市适应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返迁意愿。一是，工资水平是搬迁农户适应城市的重要基础，也是搬迁农户“能致富”的重要指标。相较于搬迁前的工资水平，搬迁后工资的增长能够为农户适应城市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推动其基本生活水平的提升，进而降低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二是，影响搬迁农户返迁意愿的因素不仅在于农户个人，也在于其家庭。搬迁后农户家庭情况变化越好，幸福感、获得感越强，返迁意愿也越弱。三是，与原住民的相处是否存在障碍是衡量搬迁农户城市适应水平的重要指标，低水平的相处障碍可使搬迁农户与迁入地居民的人际交往更加频繁，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交网络，能够更便捷地实现生计转型、获取就业信息，使搬迁农户更好地稳定下来。四是，意识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搬迁农户的归属感越强，越容易适应城市，返迁意愿也就越弱。最后，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搬迁农户在满足了上述基本生活及社会交往的需求后，在迁入地自我价值实现程度越高，返迁意愿越弱。由此，研究假设H1全部得到验证。
模型3加入就业纾困变量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且对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就业政策服务满意度、就业岗位条件满意度及就业状况对需求的满足程度三个变量对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239、-0.203、-0.230。一是，就搬迁农户对就业政策服务满意度来看，政府的就业政策服务做得越好，农户的就业水平越加稳定，返迁意愿也会随之降低。二是，就业岗位条件关系着农户的工作环境及薪资水平，良好的就业条件会使搬迁农户对未来的发展抱以期望，返迁意愿也会更低。三是，搬迁前生产及生活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是农户贫困的重要表现，搬迁后就业状况若超过原有水平，则搬迁农户的需求基本能够得以满足，更愿意在迁入地实现久居。四是，参与技能培训的效果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可能的原因是部分搬迁农户因对就业培训“没有时间参加”“不感兴趣”，因而参与就业培训的人数较少，对被解释变量不具解释性。在模型分析前，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分析处理，发现其对各变量基本无影响。同时，认为就业过程比较顺利这一变量也未呈现出显著性，对搬迁农户的返迁意愿影响较小。综上，研究假设H2部分得到验证。
本文利用对贵州省凯里市354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适应、就业纾困对搬迁农户返迁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搬迁农户总体返迁意愿处于低位水平，城市适应状况一般，经济适应及心理认同处于较低位水平，社会接纳则处较高水平。第二，搬迁农户对政府就业纾困政策的服务评价较高，而对就业岗位条件及需求满足程度的评价则处于一般水平，参与技能培训的农户对培训效果评价较低。第三，城市适应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迁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适应、社会接纳、心理认同、自我实现水平越高，农户返迁意愿越弱。第四，就业纾困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返迁意愿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政府的就业政策服务做得越好、搬迁农户的就业岗位条件及需求的满足程度就越高，返迁意愿就越弱。第五，搬迁农户的年龄、性别也会对其返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年龄越小、性别为女性的农户更易产生返迁意愿。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从提升搬迁农户的城市适应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以人为核心，在满足搬迁农户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应着力打造治理有效、多元包容的城市化安置社区，全面提升搬迁农户的城市适应水平。
第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能力。在安置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完善过程中，应将满足搬迁农户生活性基础设施利用需求放在首位，重视体育锻炼、公共交通、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搬迁农户市民化生活质量。同时，应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大力推进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设，提高搬迁农户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度，从而提升搬迁农户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及获得感。
第二，突破常规治理模式，优化安置社区综合治理工作。搬迁农户的搬迁距离远近不同、搬迁前后的村寨(社区)规模不同，部分搬迁农户在搬迁前后感受到的社区治理水平及治理方式有着明显不同，因此，安置社区的治理工作应更关心搬迁农户对搬迁后的治理方式是否适应。鼓励搬迁农户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由被动参与向主动融入转变，使其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从而培养搬迁农户的主人翁意识，形成积极参与、有效沟通的社区治理发展模式，从而提升搬迁农户对安置社区的心理认同水平。
第三，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强化搬迁农户精神力量。来自不同区县、村寨的搬迁农户在集中安置后，原有的社交网络及熟人社会被重新组合，开展贴近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娱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搬迁农户重新建立社交网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有效提升搬迁农户在安置社区的社会融入水平。同时，以民族团结为主线，结合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以脱贫致富为主题开展不同形式精神文化活动，不仅能够丰富搬迁农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强化搬迁农户对迁入社区的心理认同及归属感，还能进一步激发搬迁农户后续发展、逐步致富的内在动力。
从强化政府就业纾困力度的角度来看，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在有效提升搬迁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上，完善就业扶持政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对于搬迁农户真正稳下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结合特色因地制宜，找准特点因材施教。结合不同安置社区产业发展特色，针对部分有专业技能要求的岗位以及搬迁农户的具体就业需求，开展订单式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培训结束后直接上岗，实现培训成果高效转化。针对尚处待业期的搬迁农户，应丰富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提高培训含金量及吸引力，重视培训结束后岗位对接工作，努力实现培训结业即农户就业。同时，在技能培训中应重视搬迁农户的知识文化水平差异，找准特点因材施教，坚决避免大水漫灌式的技能培训。
其次，完善就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就业平台。依托安置区产业发展条件，鼓励工业企业延长产业链，增加就业岗位供给，对吸纳就业困难搬迁农户的企业予以一定优惠补贴。依据搬迁农户个体特征及人力资本特征，分类实施就业岗位供给，可在安置区内探索挖掘公益性岗位，吸纳弱势群体就业，满足搬迁农户基本就业需求。加大对搬迁农户的就业创业补贴，加强对劳动市场的监管力度，稳步提高搬迁农户的收入水平，增强搬迁农户的经济适应能力。
最后，健全社会保险体系，筑牢兜底防线。进一步扩大安置区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探索建立针对搬迁农户的特殊社会保险险种，优化社保经办服务，实现搬迁农户应保尽保。同时，建立防贫监测机制，关注搬迁农户生计转型成果，加大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切实提高低收入搬迁农户收入水平，真正使搬迁农户稳下来，逐步走上富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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