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 朱 锋 杨伯江
内容提要:当前世纪疫情和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影响国家间力量对比、竞争优势转化乃至国际秩序调整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历史性转型和变革性调整成为国际战略格局新态势。乌克兰危机和美国对华实行“竞争、冲突与合作”战略，使大国对抗重回世界政治。国际格局演变使亚太开始具有区域冲突的现实性，地区安全形势面临新一轮变局。这既对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带来重大挑战，也为中国引领世界繁荣稳定提供了机遇。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向，积极促进区域合作和秩序构建，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给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信心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5版。把握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与挑战，洞悉大国战略博弈、区域合作特征及地区安全发展趋向，更好服务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国际关系学界进行前瞻性的分析与评估。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与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国际形势回顾展望与国际问题期刊的使命”研讨会，2022年11月6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会议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等科研机构，以及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十余名国际问题专家与会，围绕当前国际形势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以下是几位专家的发言要点。
当前世纪疫情和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国际秩序的变革处在一种非协调性的竞争状态，在利益地位、改革方向、未来秩序框架等方面，各方存在分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把握世界大势与时代变化脉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做出新思考、新判断，其中国际形势演变和区域合作快速发展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一)国际形势演变的特点
第一，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新一轮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迎来了大变革，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确立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冷战爆发，形成了两大集团的危险对抗，对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冷战结束以后，美西方被认为是战胜者，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美国基本上主导了世界的格局和走向，其利用“一家独大”的优势，极力推动构建“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并且联合西方国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强制推行其价值观和制度构建，结果激发了新的矛盾，给国际秩序带来严峻挑战。这些矛盾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的反弹，即俄罗斯试图重建一个以俄为中心的区域关系秩序。目前来看，很大一部分的原苏联国家为了寻求安全庇护都投奔了西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则相对走上了独立的道路。然而俄罗斯重建区域关系秩序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受到了美西方的钳制，结果导致了如今乌克兰危机的爆发。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危机影响巨大。美国、欧盟等直接为乌克兰提供援助，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反对俄罗斯使用武力。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想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难度很大。对于这场危机，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深入研究形势的变化和影响，为决策参考提供更加科学、客观、全面的分析，避免战略误判。前不久，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了中国。全面地看，访问中国只是其亚洲行程的一部分，韩国等国家都在其目标行程之内，其目的或是重新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并不表明德国对华政策将出现重大转型。
维护中俄关系的稳定是重要的，但在诸多领域中俄合作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美国对华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的情况下，中俄关系如何定位，如何与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对接，如何维护世界的和平大局，特别是如何维护中国发展与实现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的有利国际环境，这些新出现的形势，需要以变应变。
第二，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崛起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发展和大幅度提升，不仅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的结构，也带来更为综合的变化。中国的崛起是一种非西方制度的崛起，中国正以不同以往的面目、不同以往的影响力在发挥作用。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大幅度提升，实际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美西方调整了对华战略政策，力图遏制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当然，这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的对抗。当时苏联的明确目标就是一定要打败美西方国家。中国并不以此为目标，而是以世界的共同发展为目标，并提出一系列战略和倡议，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推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共同构建一个包容、公平与合作的世界。
从中美博弈角度看，美国提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意在遏制中国大国崛起。但战略竞争不同于冷战对抗，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走向全面战略对抗，也不是新冷战。战略竞争有回旋余地和可操作的空间。对中国来说，挑战是严峻的，美国希望在各个方面竞争中都要胜出，我们也需要谋划怎么在这种新的战略竞争下胜出。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在快速发展并取得一系列成效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财富的积累越来越集中，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两极化，这与社会大众的期盼是相悖的。政治家们利用这样一种变化，社会的支持也在发生转变。目前，保守主义、极端主义上升，有些并非为了纠正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为了借势推波助澜。
全球化出现的问题，需要在全球化发展中解决。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相互依赖还是在不断加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发展。公司不参与生产分工、不进入国际化供应链网络就难以发展，社会福利的增长也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在开放的情况下实现发展的均衡、财富的包容性分配，构建有韧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众个人参与的能力。从全球角度看，世界经济的发展受到诸多挑战，经济增长下降，债务飙升，价格上涨，粮食供给不足，各国都面临发展的问题。因此，首要的是维护开放发展的大环境，维护供应链的稳定，维护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利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全球合作机制，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如果没有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世界会变得更加混乱。
第四，新冠疫情的影响。新冠疫情是一场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世界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场灾难除了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挑战之外，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运行和世界政治的演变。疫情突如其来，各国为防控疫情采取的严格限制措施阻断了很多原本正常运转的交往活动。除了限制人员流动外，还采取停航、停运、封关等措施，使得社会活动中断，殃及国际交往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尤其导致国际生产与消费供应链条暂时断裂，加重债务和社会危机风险。疫情是短暂的，但它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是，安全因素——发展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上升，各国政府更多地考虑如何保证安全发展，包括国家供给安全、社会安全。公司、个人对安全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公司更重视供应链的安全，重新考虑和布局投资与生产网络。在此情况下，出现了“泛安全化”“安全政治化”。这方面的影响值得研究，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总之，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大大增加。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未来世界如何发展？我们需要在“没有答案的世界”寻求答案。
(二)区域合作新趋势
二战后，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世界建立起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其中的两个考虑：一个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确保不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另一个是要推动世界的发展。所以，人类历史形成从未有过的全球治理。在后来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就是区域治理的快速发展。区域治理的核心是相关国家开展合作，解决区域层面的问题，推动区域的和平与发展。如今，在大区域、次区域各个层次，发展起了多样性的合作机制，使得区域化成为大趋势。
第一，欧洲的区域合作。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二战后西欧国家大力推动欧洲区域合作，从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市场、欧洲共同体，到欧洲联盟，创建了统一大市场、共同货币、欧洲法院、欧洲议会，对区域安全、经济发展、对外关系进行综合治理。如今，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加入了欧盟。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变革。欧洲区域合作的成功之处，一是实现了各个国家的协同发展，二是实现了欧盟内部的安全。英国脱欧并没有对欧盟产生大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反而使得欧盟内部进一步团结。欧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化扩大造成的问题，如何回应对高度区域治理存有异议的右翼势力，以及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供给危机等。面对诸多挑战，欧盟成员对于维护区域治理的基本认知并没有发生动摇。
第二，东南亚的区域合作。东南亚区域合作学习欧洲的经验，但并没有照搬欧盟的模式，而是探索出一条具有东南亚特色的“东盟方式”。“东盟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包容、渐进的合作方式，推动区域的政治包容、经济开放，实现区域的和平与发展。二战后，东南亚地区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民族独立后的国家重建，二是解决冲突、战乱的复杂关系。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东盟逐步吸纳了东南亚所有国家加入，构建了开放的区域市场，制定了利于区域和平与发展的共守法规，实现了东南亚国家间的和平相处、协作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该地区动乱冲突的情况。同时，东盟在东亚地区的开放与合作、和平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以东盟为中心，构建多重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的机制，有助于东亚地区维护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的局面。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东盟不选边站，坚持以东盟为中心。这不仅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有助于缓冲大国竞争带来的冲突风险。东盟合作的经验值得研究，“东盟方式”所提供的区域治理经验值得重视。
第三，中国的区域合作。中国是一个区域大国，对于区域合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区域合作可以大体分为两层：一是周边地区。中国与许多国家为邻，构成一个大的共生区域。作为区域内的大国，中国历来高度重视周边、重视近邻，一方面提出一系列基于构建友好合作关系的理念、原则与政策，如睦邻、富邻、安邻，命运共同体等；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合作机制构建，构建了双边与次区域的“双轨”关系机制，后者包括中国-东盟机制、中日韩-东盟机制、东亚峰会、RCEP、上合组织、中日韩对话机制等。二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其他地区的合作，构建了双边与区域的“双轨”机制，后者包括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合作论坛、中国-海湾合作组织合作论坛等。这种合作机制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对抗性的。
一般而言，大国难于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一是块头大，邻国天然具有防备心理；
二是存在多方面的直接矛盾，特别是领土、海洋争端。中国所做的努力，是在新形势下对创建新型国家关系和推进区域合作的创新。尽管存在不少挑战，但是坚持下去必有好的成效。这对推动构建国际新关系、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型区域合作不同于以往的结盟对抗，是以合作为理念，不以其他国家为假想敌，是非对抗性的。近来，美国基于战略竞争的设计，搞具有对抗性的区域安排。比如，“印太战略”框架下的诸多安排都以限制、脱钩中国为目标，突出政治化、安全化，这与包容、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及实践相背离。
不过，也应该看到，现在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多选择，不选边”的战略，并不愿意与中国对抗，这样，就可以留下很多可操作的空间。在新的复杂的形势下，非常重要的是坚持区域合作和平与发展的大方向，拒阻把区域构建拉向分裂、对抗的歧途，让区域合作在推动新型区域关系和秩序构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正如王毅指出：“百年变局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向纵深演化，动荡变革的转型期特征更加突出。”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千年不遇的气候灾变，再加上乌克兰危机和美国对中国“变脸”，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其扩散性的政治经济冲击效应正在全球蔓延。
二战结束到今天，世界共发生了22起能源危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等危机事件，世界也目睹了211次各种规模的军事冲突、内战与区域性战乱事件。但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要么是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引起的，要么是经济金融动荡或者货币急剧贬值引起的。而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金融和汇率因素、新冠疫情和气候灾变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因素叠加，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最近表示，2023年全球1/3的国家和地区将进入经济衰退状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也将进入艰难的经济调整期和经济低速增长期。而俄乌冲突很可能长期化，目前看不到2023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迅速启动政治谈判进程的可能性。中国不断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探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但拜登政府从确保美国的霸权利益、霸权地位和美国长期养成的极端、自私与狭隘的霸权逻辑出发，几乎没有可能放松或者转变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与遏制。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冲击下，世界政治的历史性转型和变革性调整正在成为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新态势，大国关系正在出现走进“后-后冷战时代”的新变化。深刻认识、观察和科学把握世界大变局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上及时调整，继续深刻与全面地统筹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坚定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持续实现，客观上已经成为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上中国必须去面对、化解与驾驭的战略性压力和挑战。国际形势演变的新趋势、新特点可以总结如下。
(一)世界政治正在回归现实主义
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永无休止的权力、利益与财富的竞争。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和地缘政治殊死较量随之瓦解，从1947—1991年之间长达44年的冷战阵营对立和地缘经济分裂终结。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席卷世界，成为主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要素。在全球化推动下，各国相互开放、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经贸关系和市场联系不断深化，主要国家之间安全领域的竞争和冲突相对弱化，传统意义上大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对抗走向缓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对华实行的“竞争、冲突与合作”战略，正在将大国对抗(great power rivalry)重新带回到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回归”已经成为中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结构性特点。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不仅成为北约的对话伙伴，更成为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油气资源进口来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开始成为欧俄关系的重要纽带。尽管冷战后30年间欧洲冲突不断，但主要是多民族国家离散聚合进程中的民族、宗教和遗留的历史恩怨所致，这些民族和宗教冲突并没有引发大国对抗。乌克兰基于同俄罗斯复杂的历史和民族纠葛，原本是在欧洲的东西方之间做出保持平衡性的选择，但2014年发生的“橙色革命”和泽连斯基政府彻头彻尾的亲西方立场，完全打破了基辅本应具备的历史智慧和战略逻辑。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则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乌克兰政府和民众的抵抗意志以及美欧全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略决心。
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和欧洲国家忌惮于俄罗斯的战略与战术核力量，选择并不直接出兵介入乌克兰危机而是通过全面制裁俄罗斯、逐步降低甚至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油气，为乌克兰政府和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财政、武器、弹药、情报支持等方式，强化乌克兰政府、军队和民众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决心和军事打击能力。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十个多月，目前基本看不到双方政治谈判能够尽快启动的可能性。除非莫斯科同样出现“颜色革命”和政权更替，否则俄罗斯不可能放弃通过公投所实现的将顿涅斯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并入俄罗斯版图的事实。泽连斯基政府基于政治合法性的选择，也不会接受失去领土的事实。拜登政府基于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构想和支持乌克兰“争取自由”的国内政治正确，同样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儿子米歇尔·里根近日撰文批评拜登政府对俄乌冲突的政策，指出美国现在对乌克兰危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进行一场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僵持战”(stalemate war)。
今天的俄乌冲突事实上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政治困局，美、俄和乌三方都无法从现有立场上后退。结果是，俄乌冲突不仅可能长期化，持续深化欧洲地缘战略版图上美欧与俄罗斯的彻底对立与对峙，更不能排除战事升级甚至出现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即便俄乌冲突结束，由于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要求追究战争责任、拒绝乌克兰东部四州公投合法性、要求俄罗斯赔偿战争损失并支付战后重建费用等多项决议，“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美、欧、俄的三方较量和角力仍将长期持续，三方长期处于地缘战略对峙的“后-后冷战时代”事实上已难以避免。
世界政治回归现实主义和大国冲突的趋势，同样在今天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暴露无遗。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从克林顿时代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到1999年中美签署世贸组织准入协议，两国相互间的市场开放和经贸、社会及政治互利关系随着中国商业体制机制融入世界得到了实质性发展。当前，美国和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成为美国工业制成品最重要的进口来源，美国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两国的经济、社会相互依存度更是得到空前提升。2019年中美贸易额达到了6900亿美元；
截止到2019年12月末，跨越太平洋访问美国的中国访客更达到创纪录的817万人次。尽管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冲击，2021年中美贸易总额仍然上升到7500亿美元，创下了两国贸易总量的新高。
中美贸易和商业联系的扩大，不是中国对美国“强买强卖”，反而生动地体现了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在开放、合作与自由竞争环境下由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商业关系的基本性质。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里根经济学开始就全面转向“制造业外移”(outsourcing),转而依靠美元汇率的坚挺和美国金融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来实现大部分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替代”。而90年代初开始，中国正好成为全球工业化进程发展最快的国家。大量优质、廉价的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到美国，不仅顺应了美国“进口替代”产业政策转移，更是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可靠的消费品保障，协助美国政府保障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质量。
尽管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度愈发深入、互利合作不断升级，但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一改冷战后长期坚持的对华“接触”政策，第一次将中国定义为位列俄罗斯之前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全方位打压中国成为特朗普政府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提道，“全面应对中国”已成为美国全球安全战略实施的重心。2020年3月之后，新冠疫情开始肆虐全球。特朗普政府恶意宣称，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对华攻击和追责言行频出。特朗普为了在总统大选中竞选连任，疫情防控行动频频对美国选民做妥协和让步，以至于美国疫情到同年8月已经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国家。特朗普为此频繁“甩锅”中国，并恶毒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疫情报复”。到2020年末，中美关系下降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的最低点。
拜登政府上台后，提出“重回世界领袖地位”的施政口号，回归“同盟外交”，呼吁实施“为美国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旨在重回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传统。但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依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视中国为“最大战略对手”与威胁的强硬竞争和对抗战略，甚至变本加厉，所出台的旨在推动对华打压与遏制的政策更具战略性和长期性。拜登政府提出对华“战略竞争”，集中体现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产业链重组与高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对华制裁、遏制与脱钩行动，试图以打压中国来保证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力，以重新拉开美国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游戏，强调两国应该谋求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但美国今天的中国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政策话语体系与之前的对华接触政策相比已经发生了“质变”，打压中国已成为包括“印太战略”在内的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
(二)单极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危害性与不合理性正在不断深化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曾强调美主导的单极体系是一个民主、开放、和平的“良性霸权”(benign hegemon)体系，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与制度特色，更是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责任，可以让美国推动全球化进程，各国之间不断上升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助于缓解安全困境、促进沟通与合作。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更是出现了“贸易和平论”的理论分支，强调全球化、相互依存以及国际投资和贸易的扩大有助于降低冲突、增加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今天，拜登政府对华所奉行的战略竞争政策，事实上重新把安全置于经济之上，把美国狭隘、偏执和自私的霸权利益置于人类的共同安全与发展之上。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战略焦虑和已经全面启动的对华战略打压，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败，也宣告了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回归。正如艾利森所言，美中两国作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逃不脱“修昔底德陷阱”。相互依存时代的大国竞争，再度显示出了权力政治的老面孔。最近有美国学者发表文章指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失败。但是从美中关系角度检验新自由主义理论，已很难成立，安全关系和经济关系可以平衡发展的观点已不符合事实，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假设已基本崩溃。
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中国始终没有意图、也没有采取行动对外扩张、侵略。中国崛起不断地在给世界发展和安全注入新能量。但美国正联合西方盟国试图把新冷战强加给中国。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变化是围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带来的意识形态对抗、地缘政治分裂和地缘战略的势力范围竞争而展开。而当前由于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决反对冷战分裂，美国强加给两国关系的新冷战暂时局限在科技领域。但在结构性争议、竞争和冲突的驱动下，世界政治事实上又重新走到了由大国对抗可能引发阵营对抗的严峻时刻。美国今天对中国的科技战、贸易战、经济战、媒体战、舆论战、网络战、信息战和意识形态战都在不断深化。
即便美国正在发起的对华新冷战不同于1947年到1991年的美苏争霸，但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霸权护持的霸凌主义权力逻辑来看，新冷战同样将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扩大和持续的过程。中国对此需要丢弃幻想。当前，美国对华发动的新冷战是从高科技产业链试图对华脱钩开始，强调要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工业化发展进程，事实上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就开始全面限制正常的中美文化、社会、教育、媒体交流，全面盘查参与对华科技交流的华人学者，中美关系的各个层面都在被过度的“安全化”。最近的事实不仅是美国要求自己和盟国的公司全面向中国断供芯片设计和制造的软件、设备和原材料，联邦调查局甚至开始调查美国准备上市的科创板公司。如果是有华人作为准备上市的科创板公司的股权持有人和主要合伙人，一定要经过联邦调查局严格审查、获批后才能上市。
美国的国内政治分裂和恶斗，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国会正在采取的对华强硬立场。2022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竞选造势活动中，68%的共和党议员候选人都将批评和指责中国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重要手段。共和党议员更是在涉华问题上大做文章，指责拜登的民主党政府对华“软弱”，无力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多名共和党议员宣称，如果该党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众议院，他们将在各个领域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准备在一系列问题上与华对峙，包括网络安全、供应链安全、芬太尼问题、太空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对华出口管制、台湾问题、亨特·拜登与中国的关系、TikTok(国际版抖音)数据安全问题等等。2022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严禁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使用抖音系统，甚至威胁说要彻底禁止抖音在美国的经营。美国今天的中国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政策。
(三)美对华“变脸”的溢出效应正在不断显现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国家，其对中国“变脸”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到底会有多宽多远？作为今天国际权力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仍然是“老大”。“老大”对中国“变脸”了，其产生的溢出效应并非只会仅仅局限在“老大”。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和美国传统的盟国，在经济利益上不愿意跟中国脱钩，对华存在较强经济诉求和市场依赖，但在外交和战略安全上已经明显地倒向美国。2022年12月，韩国新上任的尹锡悦政府公布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报告，指出“韩美同盟是过去70年维持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的核心轴，将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共享为基础，不仅在安全领域，而且在经济、高端技术、网络空间、供应链等领域，推进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今后，韩国不仅在韩美双边关系上，而且将在加强韩美日三边合作、韩美澳三边合作，以及供应链、新兴技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合作等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推进多边合作机制。另外，对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四方安全对话(QUAD)、北约合作将会是另一个外交重点。尹锡悦政府的亲美立场在这份报告中暴露无遗。虽然尹锡悦政府仍然解释说将在美中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原有战略，但政治、外交、安全与高科技等战线上，首尔已经决心“跟着美国走”。
日本更是完全站到了美国一边。日美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深度合作，在“印太战略”中“日美同谋”已成既定事实，台海、南海和东海的“三海联动”也因为日本防卫政策的突破性变化正在变得日益严峻。日本已经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完全展现出了对美“选边”和对美国的抗华战略主张“一边倒”的立场。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决定大规模地采购和部署进攻性武器、五年内实质性提升军费开支至突破GDP总额2%的限定，意味着日本的“专守防卫”战略已经崩溃。中日关系令人遗憾地出现了相邻大国之间因为权力再分配进程而难以避免的地缘政治对抗态势。未来，日本可能同意美国在日本领土部署针对中国的中程陆基导弹，并准备恢复日本成为美国第一舰队的锚地。美日联手强化“印太战略”和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基本已成定局。
中美博弈引发的地区和全球战略关系效应，就是尽管很多国家不愿选边、但“选边”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对中国来说，应对美国的打压，一定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美国身上，还要把更多的眼光放在中美关系和第三方等后续一系列国家，评估它们到底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并积极、务实和建设性地引导和塑造这些国家的对华关系。中美关系之外的“第三方因素”，将决定美国拼凑各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团团伙伙、以便孤立和集体打压中国的行动能否真正得逞。更重要的是，稳住“第三方因素”、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致力于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是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四)国际社会向往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仍然不可阻挡
在全球化时代的推动下，国际化、信息化、社会化使各国民众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扩大。这种进程推动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观念沟通，形成了价值依赖，也使彼此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绝大多数国家更愿意看到一个平稳可控的中美关系。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以后，中国开展了一系列主场外交和首脑外交，如越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德国等国领导人相继到访北京。习近平主席连续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二十国峰会和在泰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赴沙特阿拉伯参加了中国与海湾合作组织成员国首次首脑峰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引导力得到了生动展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希望中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积极变化，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在成为推动人类共同进步、合作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前所未有的高度开放融合，大国竞争是不可否认的基本特征。但另外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绝大多数国家还是期待稳定和可管控的中美关系，以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今天这样的时代，世界对崛起的中国的依赖确实是在不断深化，中国如何进一步引领世界继续朝着稳定繁荣的方向发展，如何给世界及时、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一个面对美国对中国长期战略打压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美国今天国内政治与社会分裂导致的“内卷”态势，事实上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对华强硬政策，对此我们要坚定回击。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中国国内在严峻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正在不断扩散的民粹主义情绪。降低和管控中美对抗，需要的是战略智慧、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并非情绪化的爱国热情。
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实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战略局势的严峻与复杂是空前的。但危机中有转机、变局中可以开新局。国际形势正在日益深化的动荡变革期效应，既给中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之际带来了重大挑战与压力，也为中国塑造和引领国际局势的合理变化提供了动力与机遇。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应该对中国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全面评估、深入分析，科学、客观和冷静地寻找应对方案，保证中国崛起的历史性进程稳步向前，满怀信心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发，坚定不移地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给世界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提供“中国牵引”。中国自身发展势头和大政方针将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和建设性。这必然将给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信心和力量。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冲突产生的外溢效应在向全球蔓延，世界大变局与世纪大疫情交织叠加，影响国家间力量对比、竞争优势转化乃至国际秩序调整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元。乌克兰危机可谓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根源是欧洲地缘政治矛盾的持续激化，但它的影响不止于欧洲。随着战争的长期化，现在影响已经持续外溢，扩大到了全球，让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国际形势面临新一轮变局。在全球范围内，乌克兰危机导致了国际贸易的滞胀风险，导致了产业链格局动荡并面临调整重构的压力，加剧了粮食、能源供应的紧张，特别是使国际秩序治理体系以及大国合作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这些在亚太地区都有突出的体现。
(一)近年来亚太地区的深刻变化
观察亚太地区形势，可以从时间线索、从历史纵向上进行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亚太地区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孕育出了新的矛盾。近年来，亚太局势的主要变化有以下三点。
第一，地区结构快速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两个任期的主打政策分别是“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的盟友体系重组，强化“五眼联盟”，推动成立“芯片四方联盟”，深刻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东亚地区产生了不平衡的两极化力量对比格局，同时出现了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趋向。这在各国的内外政策上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2022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调从经济层面保障国家及国民的安全是当务之急。
第二，国家互动模式转变。随着对冲、制衡的色彩不断加重，中美之间现实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凸显，包括在军事领域、经济领域、科技领域以及台湾问题上的角力，还有两国关于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客观上使亚太地区国家越来越面临选边站队的战略压力。随着美国重新收紧同盟网络，其在亚太区域内的盟国被推上对华遏制的前沿。日本一方面强化同盟框架下的战略自主地位，提升在美国战略中的“可用性”，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导致中日关系走向全方位碰撞，战略竞争性空前上升。
第三，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开始具有区域冲突的现实性，包括走向军事“硬冲突”的风险。区域冲突从过去的经济文化等“软冲突”，开始逐步走向军事摩擦“硬冲突”的风险加大，特别是台海面临着日益紧迫的局势。从“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国的地缘战略重点一直集中于海上亚太。在东北亚，朝鲜半岛陷入胶着、僵持局面的同时，美国及其区域内盟友围绕东海、台海、南海及至印度洋的战略操作异常活跃。在佐藤荣作、尼克松联合声明纳入所谓“台湾条款”52年后，2021年美日领导人会谈再次涉及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全”。
(二)乌克兰危机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冲击
亚太地区的矛盾分歧早已有之，不是乌克兰危机造成的。但是，这场危机确实激化了既有矛盾，甚至触发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使地区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第一，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影响。乌克兰危机最现实和直接的影响，是粮食、能源供应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过去几十年，亚太地区一直是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因而受到危机的冲击也最大，包括各国的经济社会、区域合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以日本为例，俄乌冲突不单帮助保守势力营造出支持增强军力的社会氛围，而且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环境。日本约60%的粮食、几乎100%的石油依赖进口，俄乌冲突直接引发了输入型通货膨胀。
第二，对各国战略心态的影响。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形势认知趋于保守、消极，安全自助意识增强。在俄乌冲突中，很多亚太中小国家产生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心理。在它们来看，“万一将来本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受到类似的冲击和威胁，不知道可以相信谁来帮助自己”。所以，在加强外交上纵横捭阖的同时，安全政策上的自主自强成为必然的趋势。
第三，对相关国家战略政策的影响。在严峻局势的驱使下，相关国家的战略决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开始出现一系列前所未闻的迹象。例如，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就公开发表言论称，要和美国实施“核共享”。又如，2022年日韩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出席了北约峰会，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对接、实现“北约化”，以及反过来“北约亚太化”趋势都更加明显。
(三)亚太地区需关注三大趋势
作为大国博弈的重点区域，亚太地区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新风险。中国需要从既定地区战略目标出发，经济上防止“平行化”趋势，安全上避免“两极化”倾向，努力推动地区秩序的平稳重构。
第一，阵营对抗的趋势加强。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战略重点并没有因此从亚太离开，而且今后也不会离开。美国是战后国际秩序、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者，但现在却越来越多地运用体制外、建制外的手法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强化各个双边同盟的同时，组建多个排他性的组织，最新的就是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IPEF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俱乐部，意在构建“小院高墙”。日本和韩国也在紧密追随。尽管决定日韩关系的是双重逻辑——不仅是国际战略层面的推动，还有日韩两国国内政治的决定性影响，日韩关系的改善不会一帆风顺，但经由美国的媒介作用，发展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安全合作是可能的。
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之初，人们预测韩日“军事情报互换协定”会被重新唤醒，后来果然如此。甚至在一系列涉华问题上，如对“一带一路”倡议采取的基本态度和介入方式，韩国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文在寅政府时期推行的所谓“新南方政策”，主要是从经济上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尽量维持韩国与中美的平衡。但是，尹锡悦政府更侧重从战略上、安全上来考虑“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关系。这就使地区安全在态势上更趋对立。
第二，军备竞赛的风险增加。
早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亚太地区无论是军费支出还是武器采购的数量，都已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态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有关国家的自主意识，在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合作或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加强了在防卫方面的自主努力。核武器更加不会被放弃，无核国家出现了拥核的思考甚至舆论。安倍提出的“核共享”概念虽然大概率不会成为日本的官方政策，但在战略上看，日本可能会得到一种“取上得中”“进二退一”的效果——“核共享”不去做，但退而求其次、进一步提升尖端常规武器系统的开发和军事战略的进攻性转型，这一点很快就可以兑现。
2022年底，日本修订了三份重要的战略安全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无论是战略和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还是装备升级换代以及提高军费占比等布局，都在这三份文件中全面体现出来。根据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未来五年之内日本将对照北约标准，把军费提高到GDP的2%，以及增加反击能力、强化安保新领域应对、强化西南地区防卫体制等。这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
第三，围绕战后秩序观的对立被重新激活。
从亚太地区现有格局来看，主要是由三股力量构成的：一是美国同盟体系，二是上海合作组织，三是东盟，三者之间又存在着交叉重叠。战后亚太地区存在着现实世界及法理世界的对立。现实当中有冷战，而冷战是以法理层面秩序观的对立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战后亚太秩序的法理基础，究竟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是依据《旧金山和约》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金山体制。
具体而言，乌克兰危机激活了亚太地区三个方面的对立和对抗：一是战后地区秩序的起点究竟是什么？美西方包括日本在内一直批评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但是，这个所谓“现状”实际上是经过了篡改的现状，是随着1951年《旧金山和约》而扭曲形成的现状。在旧金山和会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原点和起点，那就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对其中的关键内容做了重要修改，对地区秩序产生了逆转作用，包括制造了一系列的领土纷争。这些领土纷争实际不是二战的结果——二战结束后已经有了明确的战后处理，而是冷战的产物。《旧金山和约》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涉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也不仅涉及日本洗白琉球(冲绳)归属的问题，而且涉及日本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二是旧金山体制和二战后应有体制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继承、延展还是歪曲、篡改？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三是美日介入台湾问题。美日要求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法理依据在哪里？“台湾地位未定论”始于《旧金山和约》，而中国对《旧金山和约》一贯是不予承认的。
面对复杂严峻的亚太地区形势和空前的挑战，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总的来说是要从我们的地区战略目标出发，坚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方针不动摇。一方面，应当在经济上防止形成平行化的两个市场、两个供应链体系，一个统一的市场、统一的供应链体系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哪怕实现这个目标非常艰难、面临着重重障碍；
另一方面，在安全上要防止两极化、避免阵营对抗，努力实现平稳的地区秩序重构，最终目标是建立各国平等参与的、体现各方诉求的、利益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我们应当将争取构建统一的泛地区安全架构作为长远目标。这样的地区安全架构，应该是包括全体成员的，不排他的、不敌视任何一方的。它所体现的理念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安全，是相对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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