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芳，赵佳敏
(1.晋中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2.山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华田园女权”又称“田园女权”，是西方女权主义通过互联网传播在中国发展演变的结果，是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偏激盲目的追求女性特权现象，极具鲜明贬斥之意。“中华田园女权”错误的价值观、家庭观、性别观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彰显自由个性的新时代女性，制约着女性的健康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个体尊严、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作用、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和实现路径等思想，有助于辨明“中华田园女权”错误观点，消解其负面影响，从而促进新时代女性健康发展，形成和谐的两性关系，推进社会文明与进步。
“中华田园女权”于2017年在网络上首次出现，发展至今经历了“被关注”“被热议”“被批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7年至2019年，“中华田园女权”现象开始被关注。“中华田园女权”的出现与2017年美国著名反性骚扰运动——“MeToo运动”紧密相关。“MeToo运动”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广泛传播迅速成为全球性女性主义运动，并引发了全球各界各领域反性骚扰运动，参与的人数之多、造成的影响之大，在女性主义运动进程中史无前例，直接触发了人们对生活中、职场上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很快，极少数中国女性知名媒体人也在网络上公开自己被强暴的经历，并鼓励女性公开讲述“Metoo”经历，认为“沉默只会成为遗忘最大的帮凶”。此后具有中国本土特征、思考中国性别问题的中国女权主义快速发酵并借助网络广泛传播，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很快形成一种极端的、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权主义——“中华田园女权”现象。
第二阶段，2019年至2020年，“中华田园女权”成为互联网中的热议话题。2019年，键盘制造公司CHERRY中国官方账号在新浪微博上举办抽奖活动，送男性中奖者机械键盘一事引发女性网友吐槽。部分女性网友认为抽奖信息限定性别，涉嫌性别歧视，随后CHERRY中国官方账号回应多条微博，其内容不仅暗含性别刻板印象，且具有讽刺之意。于是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各种“涉嫌性别歧视”的信息进行极端回击，矛盾迅速被激化，一时间互联网上掀起了对以“中华田园女权”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的广泛讨论。
第三阶段，2020年至今，“中华田园女权”影响更为广泛，并成为被批评的极端女权的典型。2020年，在我国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发生的“著名博主Papi酱生孩子被骂”事件成为“中华田园女权”被批评的典型案例。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2020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显示，新浪微博是当前国内影响最大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用户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其中“90后”和“00后”的占比接近80%，且女性用户规模高于男性用户。粉丝量高达3000多万的著名博主Papi酱在母亲节期间发布了一张自己和孩子的照片，表示做母亲十分辛苦，并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随后这条微博发酵，一条主要内容为“Papi酱生娃过后变得好疲惫啊，但是孩子还是随父姓”的微博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Papi酱也遭到了“中华田园女权”者铺天盖地的谩骂。谩骂原因之一是网友认为Papi酱作为优秀独立女性的代表居然结婚生子，完全背叛了女性群体；
原因之二是网友认为Papi酱如此优秀却没有争取到孩子的冠姓权，孩子居然随父姓。更有甚者侮辱Papi酱为“婚驴”和“免费子宫”，至此“Papi酱生孩子被骂事件”彻底点燃了大众对“中华田园女权”的批评与反思的热情。
2022年4月2日，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则主题为“每一代青年都无愧于时代”的动态，并附上了反映长征、抗美援朝、开凿红旗渠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激励青年不懈奋斗、共筑中国梦。共青团中央自2013年开通微博账号以来一直持续推出与青年相关的时政信息、励志故事和成长感悟等优质内容。目前，“@共青团中央”已居群团组织新媒体传播力的第一名，在互联网平台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公信力[1]。令人唏嘘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引来了许多田园女权者的谩骂，田园女权者以发布的照片中没有女性为由指责“@共青团中央”“故意忽略女性”“男女不平等”，利用虚假的性别矛盾吸引流量，大肆挑起男女对立。随着事件的发酵，“@共青团中央”的官方账号在2022年4月12日又发布了一则微博动态，直接指出“极端女权已经成了网络毒瘤”，“极端女权”已经越来越猖獗，毒性越来越剧烈[2]。此次事件将以“中华田园女权”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女权推上了风口浪尖，再一次引发大众的关注。
“中华田园女权”现象很快引起学界关注。杜云飞是首位对田园女权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他指出“中华田园女权”有两大特征：一是发源于中国并具有本土化特征；
二是囿于田园，具有只在口头上大加挞伐喊口号而不身体力行的空谈性特征[3]。学者张冠男则认为“田园”的意思是浪漫化，“中华田园女权”即女权在中国被浪漫化或者说是异化的变种，意味着“中华田园女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4]。总之，学界普遍认为“中华田园女权”现象是指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极端女权”，在涉及性别问题的话题中常发表偏激暴戾的观点，敌对和仇视男性，利用双重标准追求女性至上。“中华田园女权”引发少数青年女性对待男性十分排斥，对待婚姻态度负面，对待子嗣意识淡薄，导致部分青年男性对女性产生出敌意和不尊重态度。这样的性别认知会引发性别冲突，不利于保持两性关系和谐，不利于新时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必须引起社会与学界的高度重视。
马克思主义高度肯定妇女价值，指明了妇女解放路径和妇女发展目标，是我国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根本理论指导，是认识、分析和解决各种有关女性问题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审视“中华田园女权”现象，其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权责失衡的价值观，否定妇女的社会价值
“中华田园女权”权责失衡的价值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回避劳动责任。这主要体现在田园女权者自恃女性是天然弱势群体，利用女性的生理特殊性在社会生产中无限寻求“优待”，将女性的社会劳动权让渡他人，结果使女性从生理上的相对柔弱变成了社会中的彻底无能。其二，追求消费自由。这主要表现为田园女权者在消费中主张过度追求权利,追求自由，肆无忌惮地利用消费表达个体需要和自我实现，通过消费将“美”定义为女性的价值，将女性降格成了男性和资本评价体系中“美”的存在物。如“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等主张削弱了女性群体参与社会劳动的斗志，否定了妇女的社会价值。
马克思主义高度肯定妇女的社会价值。妇女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参与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三个方面。第一，在参与社会建设方面，妇女始终是社会建设的半边天。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的参加就不成功。”[5]进入新时代，我国有七成女性处于在业状态，18—64岁在业者中女性占43.5%，男性占56.5%，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半边天”的作用进一步彰显[6]。第二，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女性是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习近平高度重视女性人才的力量，在2015年7月6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妇女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充分发挥出来”[7]。新时代的中国女性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她们在接受高等教育、参与经济管理、在专业人才中的占比都在稳步提升。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质也促进了新社会分工的产生与发展，例如家政服务业的蓬勃发展、精细化收纳行业的出现都体现着女性智慧、细腻以及善于体察他人的特质在社会生产中的变革性的影响，女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三，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妇女是促进家庭和谐和培育良好家风的重要主体。国是千万家，一个和谐的社会由无数个和谐的家庭组成，女性在家庭中的独特作用有利于熏陶和带动子女、丈夫树立良好的家风，良好家风又内化为每位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良好的行为规范在学习和工作领域都会产生向上向善的影响，产生更多良好的社会细胞，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的社会价值愈加重要，习近平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积极肯定妇女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他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人类社会[8]。
可见，妇女的社会价值不容忽视，巾帼的力量日渐彰显。正如马克思所言“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9]480，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肯定驳斥了“中华田园女权”的错误观点，积极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是推动和实现新时代女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非理性的家庭观，否定女性的家庭价值
“中华田园女权”非理性的婚姻观体现在从“唯性别视角”考虑家庭关系，将一切男女关系都视为性别压迫。她们反婚反育，认为家庭是对女性的全面压迫，呼吁女性拒绝结婚生育以获得“身体自由”，抨击已婚已孕的女性丧失独立人格，甚至以生育作为筹码来获取高额彩礼和生育补偿。“中华田园女权”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试图以西式自由构建中国女性的行为边界，粗暴简单地将追求不结婚不生育的“自由”视为现代进步女性的标准，将步入婚姻、照顾家庭等女性视为落后的代表，并力图将其排除在女性群体之外。更为严重的是，田园女权的家庭观使“女权主义”一词在个别语境下成为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糖衣”，打着女性争取自由的幌子消费女性，制造性别对立和女性群体内部分化，严重影响着性别平等与家庭和谐。
女性在家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的婚姻观不仅有利于女性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在妇女与婚姻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爱情是家庭结合的前提条件，是婚姻唯一的基础。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当事人双方的互相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9]90。马克思曾批判资产阶级的婚姻观——“资产阶级撕破了罩在家庭上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10]403。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是在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行为的基础上实现的。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9]93。在妇女生育选择方面，人类的繁衍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女性作为母亲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重要价值。我国法律始终保护妇女的生育选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可见，“中华田园女权”反对结婚却争取高额彩礼、反对生育却提出需要生育补偿的行为实际上还未跳出资本主义婚姻的逻辑，其反婚反育的观点剥夺了女性作为母亲的权利，不利于人类的发展延续。
不可否认，妇女受压迫是一个历史问题，会随着历史发展而结束。妇女问题起源于私有制，首先表现为家庭内部的压迫。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使男子因身强力壮率先掌握了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并最终形成了男性天生处于强势地位，女性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共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明了回归公共事业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妇女解放道路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方向一致，即消灭私有制。同时，还指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性，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入公共的事业。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动时间为649分钟，其中有酬劳动时间为495分钟；
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6]。可见，男女两性在家务劳动中的付出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9]178-179。
此外，新时代妇女在家庭中的独特作用还体现在家教家风方面。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小的单元，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关系着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和下一代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教是一切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是塑造人、培养人必不可少的一环[11]。妇女在人类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决定了母亲比父亲在这关键一环上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更多，与孩子的交流沟通也更为融洽，在培育孩子“三观”中的作用更大。因此，广大妇女要在家教中发挥作为母亲的角色优势，“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12]。总而言之，要注重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抵制“中华田园女权”错误思想，阻断其传播，引导女性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婚姻观、家庭观。
(三)二元对立的性别观，阻碍性别平等的发展
“中华田园女权”二元对立的性别观表现在制造女性霸权、鼓吹性别对立矛盾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田园女权”不是以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为目的，而是以“打倒”全部男性为任务；
另一方面，“中华田园女权”破坏了性别团结，不仅没有团结男性群体，还导致了女性群体的内部分裂，将所有非“田园女权”的女性视为异己。“中华田园女权”在互联网平台常使用极端暴戾的言语，将任何涉及女性的个体事件都迅速地“加热”为性别不平等的群体事件，任何一个能够谈论性别问题的网络平台都成为了“中华田园女权”的战场，最终不可避免地群体极化。其结果往往导致争论的焦点偏离问题的本质，致使部分女性在网络中噤若寒蝉，绝口不提性别平等、女性主义等词语，力图撇清自己与“田园女权”的关系，反而造成了女性群体在争取性别平等过程中的“失声”状况。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倡导性别平等，致力于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方面，性别平等是实现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性别平等是两种性别达到一种求同存异的和谐状态，以和谐为基础实现人本质的回归。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422。男性权威的确立以女性权利的牺牲为基础，女性缺失的部分正是男性天然负重的部分，在妇女解放未完成的情况下，男性与女性都不是真正完整的“人”。性别平等对男性和女性皆具有重要意义，坚持性别平等的妇女观不仅使女性回归女性，也使男性回归男性，使女性和男性都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性别平等是求同存异的结构性平等。两性结构性的平等不是男女两性绝对的同一，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差异化共赢。性别平等、共同发展是全人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使全人类解放就要打破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思想，将男性和女性都作为具有统一性的人来对待。
事实上，“中华田园女权”现象的出现不是全部女性意识的倒退，而是个别女性意识朴素、偏激的觉醒。在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的今天，中国女性已不再是需要借助自上而下的方式被国家赋予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相反，女性个体不同的诉求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借助互联网平台表现出来。“中华田园女权”现象的出现也反映出近年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但落后的性别文化和不科学的性别观念依旧制约着中国女性的发展。毋庸讳言，长期以来中国封建落后的性别文化造成了女性心理深层的自卑，造成了长期女性主体性的丧失，使一部分女性形成了依附他人、依附家庭的观念和生存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但落后的性别文化并未完全消除。如今在互联网平台中，一部分曾受落后文化压迫的女性抱着“复仇”的心态使用暴戾的语言攻击男性，还有一部分女性在物质条件富足后延续依附于人的状态，宣扬男性应无条件付出、女性应坐享其成的观点，这种论调影响着女性的进步发展。在未来发展中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营造更加平等、包容、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缩小男女两性发展差距是应对“中华田园女权”现象的必然选择。
实现妇女解放、追求性别平等是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学习和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推进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华田园女权”为代表的极端女权思想在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反映出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宣传力度不足、性别平等观念教育不够、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急待解决。互联网深刻塑造着当代青少年，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的中国青少年最容易受到“中华田园女权”思想的影响。目前，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9%，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的“第六感官”[13]。因此，与“中华田园女权”带来的歪风邪气作斗争，恢复互联网中的清风正气刻不容缓。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
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讲好新时代女性故事，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第一，以杰出女性作为宣传典型，增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线上线下的宣传力度。例如选择具有杰出贡献的女性科学家、传递正能量的三八红旗手等作为广大女性的榜样，大力宣传女性在社会中的积极贡献，同时结合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及节日举办宣讲活动和专题报告，对强化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有重要作用。第二，加强官方媒体的网络影响力，提升官方媒体讲好女性故事的能力。例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官方微博账号“女性之声”在互联网中影响广泛，经常通过发布优秀女性的励志故事传递女性力量，对于促进网络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培育互联网平台意见领袖也十分关键。网络意见领袖在改变舆论、引导行为和制定法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培育拥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意见领袖和杰出女性代表作为网络意见领袖，对于促进网络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完善传媒监管机制。落实落实细网络实名制，约束互联网使用者做到言出有责，将责任落实到个体，形成和谐友爱的网络环境，为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提供有利条件。同时，要特别强化对新媒体平台推送内容的监管和精细化审核，阻止落后观念和腐朽文化的发布。例如，有些新媒体平台(特别是短视频平台)，为获取流量收益常以年轻貌美的女性为内容主体，其内容打着“物化女性”“媚男”“低俗恶趣味”的擦边球，不仅不利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更容易影响青少年的性别认同和价值取向。
(二)做实青少年性别平等观教育
科学平等的性别观念可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从法律法规制定层面进一步反思和完善现行教育法规中性别歧视的盲点内容，加强对教材编制、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的性别平等评估。同时学校应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在教育、管理方面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例如帮助女性青少年了解基本的生理知识、加强青春期心理疏导等。第二，通过主题培训以及设立奖惩机制提高教师对性别平等的认知水平，促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带性别偏见地培养学生在学习上的自信心，防止在教育过程中出现教师对男女同学区别对待的不公正现象。第三，家校联动，提高家长的性别平等意识。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和受教育程度有待提高的地区，女生在家庭教育中相对于男生易受到更严苛的道德规范，不能与男生一样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所以，通过家校联动、举办讲座等方式，提升父母对于性别平等认知的水平，防止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将传统的性别规范通过教育手段传递给女生，内化到女生的意识深层，潜移默化地形成男尊女卑的认知模式和性别角色定位。这特别不利于女生潜能的发展和自主性的培养。
(三)促进新时代妇女权益保障供给
“中华田园女权”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背负的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难以消解，生育经济负担重、儿童无人照料以及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等。这也是我国正式宣布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后妇女生育意愿低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配套生育支持措施，在经济保障方面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多渠道扩大普惠性托位供给；
在制度保障方面应进一步加速完善生育休假制度与生育保险制度，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纳入生育视角，统筹考虑女性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情况，加速制定切合实际的女职工产假、哺乳假等妇女权益保障方案。另一方面，作为配偶的男性应积极参与到家庭建设中，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共同培育祖国的下一代。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广大党员干部“除了工作需要以外，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14]，男性在家庭要肩负起育儿、家务等责任。家庭建设需要男女两性的共同付出，男女两性在家庭建设中分工不同，作用同等重要。
女性发展绝不是男性地位的坠落，而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女性智慧，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女性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发展，不仅有利于明辨诸如“中华田园女权”现象的错误观点，有助于在纷杂的社会思潮中培养新一代青少年的性别平等观念，有助于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女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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