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庆义，赵祥辉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厦门 361005)
目前，将论文发表与学位授予相挂钩，是我国博士生培养单位普遍采取的制度性规定(以下简称“博士生发表制度”或“发表制度”)。博士生发表制度设置的初衷是通过硬性要求，严把博士生“出口关”，检验博士生是否达到与博士学位相匹配的学术能力。正因如此，有学者肯定发表制度有效契合了博士生学位胜任度评价、学位论文质量提升、学术职业发展的需要，具有逻辑正当性[1]。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绩效主义的盛行，博士生发表制度逐渐沦为提升高校科研绩效、追逐学术排名的功利性工具。由此，博士生发表论文也更多出于制度施加的压力而非学术自觉[2]。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事实上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博士生发表制度究竟是质量把关的“良制善策”还是功利诱导的“绩效工具”？
从国外经验来看，自研究型大学建立以来，学术理性化的力量使得“不发表就出局”成为学者们普遍尊奉的信条。然而，在博士生培养层面，欧美高校却甚少为博士生设置硬性的发表要求，而是始终坚持将学位论文作为最重要的评判准绳[3]。在我国，论文由于其可观测、易计量的特性，受到学术场域的高度青睐，在评价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唯论文”的科研评价，过度注重数量、级别、影响因子等显性指标，却忽视了科研成果的本真价值。
正是基于此，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4]。同年，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开展“破五唯”专项清理工作[5]。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评价总体方案》提出，要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突出学术质量和社会贡献[6]，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发展方向。随着“破五唯”正式上升为国家政策行动，博士生发表制度存废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少数高校开始尝试改革或取消博士生论文发表的硬性规定。譬如，清华大学2019年4月公布了新修订的《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该校原来的规定是博士生达到学校和所在学科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方可审议学位，新规定是“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达到所在学科要求，方可提出学位申请”[7]。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新制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创新成果评价规定》也明确指出，“发表论文数量不再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限制性条件”[8]。上海交通大学在2021年9月新实施的《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亦取消了“统一要求博士生申请学位前需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9]。可以说，这些国内顶尖高校的改革举措，均旨在消除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唯论文”倾向。然而，绝大多数高校并未跟进改革，而是持观望态度，担忧贸然取缔发表制度，可能使博士生培养质量出现大幅滑坡。
那么，博士生发表制度该往何处去？现有研究虽然展开了一定分析，但尚缺乏深入的质性考察。鉴于此，本研究将基于扎根理论，探讨发表制度对博士生论文发表的内在影响机制，以期为透析这一议题提供新的观察视角与现实依据。
(一)文献综述
论文发表之于博士生的意义显而易见。国外研究发现，在读期间发表4篇论文及以上的博士生完成学位所需的时间显著更短[10]。在我国，博士生发表制度的设立，既源于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需要，也与“学术锦标赛”下高校对于学术产出的追逐有密切关联[11]。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在校研究生对于高水平学术论文产出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2.31%，其中博士生是发表主力军[12]。然而，发表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存在较大争议。在合法性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发表制度的法理正当性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柔性标准[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培养单位对于博士生学位授予设置论文发表的前置条件的法律依据不明确，也并未取得授予学位的立法权[13]，设立发表制度更像是大学自治权力的越位与对自主权的误读[14-15]。在合理性方面，虽有学者认为将论文发表与学位授予相挂钩有合理性[16]，但多数学者认为博士生发表制度片面重视数量和级别，忽视了质量、贡献，与高等教育“破五唯”的总体趋向相悖离[17]。
发表制度深刻影响了博士生的科研、生活等各方面。虽有调查发现，发表制度能促进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高水平论文，但更可能使部分博士生采取“游击战式”“临时抱佛脚式”“滥竽充数式”的投机手段，发表许多与博士学位论文毫不相干的论文，导致论文发表反而降低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和培养质量[18]。上述研究结论也得到相关实证研究的印证，如有学者指出论文发表与博士生能力增值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19]。发表制度所奉行的“唯SCI论”给导师和研究生均带来了较大的压力[20]，不仅有可能导致师生关系的异化[21]，还有可能诱发博士生急功近利、粗制滥造、重数量轻质量等功利化发表惯习[22]。调查发现，博士生延期毕业的主要原因是未完成论文发表要求[23]。这也增加了博士生抑郁甚至自杀的可能性[24-25]。因此，博士生发表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培养质量，但不合理的评价机制也对博士生的科研与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26]。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针对博士生发表制度及其利弊进行了诸多探讨，特别是揭示了发表制度对博士生学业完成时间、能力增值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基于理论分析、法理研判与数据调查，甚少基于博士生的主体性视角深入分析发表制度究竟如何影响博士生的论文发表。
(二)理论框架
本研究引入规训理论、期望价值理论与符号互动论，构建出“发表制度对博士生论文发表影响机制”的理论-概念框架(如图1)：
图1 理论-概念框架图
“规训”是福柯(Foucault)权力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作为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通过各类关键权力技术，将主体“工具符码化”以实现凝视、比较、分类与审查[27]。研究选择规训理论的重要目的在于揭示发表制度如何通过构建一套技术方法进行规范化裁决，从而审视这些制度设计影响博士生学习、科研和论文发表的机制。从制度设计来看，博士生论文发表制度充分利用了“合法知识定义”“工具符码化”，从而建立起“目的—手段”的特定规则[28]，将博士生个体置于“精致”的技术体系和制度权力下加以考察，使其产生制度设计者所期待的行为。
规训理论从发表制度的权力建构与技术体系入手，展现出制度对博士生发表行为的规训作用；
而期望价值理论和符号互动论则落脚在博士生的认知与动机层面，通过考察“论文符号价值何以引致个体符号获取行为”这一问题，揭示出发表行为背后的深层机制。在期望价值理论方面，威格菲尔德(Wigfield)等人认为，成功预期是个体对任务完成度的信念[29]。班杜拉(Bandura)则进一步区分出两种期望效能：一种是效能预期，即个人能够完成任务的信念；
另一种是结果预期，即特定的活动能够带来特定的结果[30]。博士生的论文发表动机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个体对论文价值的期待以及对发表的能力信念。在符号互动论的视阈下，博士生对于论文价值的期待可能来自于论文被赋予的符号价值。这是因为在发表制度下，特定的论文成为博士生达到毕业要求的关键“符号”，具有象征意义。而论文发表行为可看作博士生为获取论文符号而开展的互动过程，且不限于与导师和同学的互动，也包括与期刊编辑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博士生可能主动深入本学科场域，与学科知识和学者对话，从而尝试知识生产，形成学术社会化自我[31]。但是在论文符号的诱导下，博士生亦可能采取功利化行为。
按照施特劳斯(Strauss)和科宾(Corbin)的观点，文献可作为质性资料比较的来源，也可提高研究者对于资料的敏感性。而理论和概念框架的引入则有助于研究发展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32]。本研究选择遵循施特劳斯和科宾的路线，引入规训理论、期望价值理论与符号互动论，同时对理论和概念框架保持开放态度，以求更深入地挖掘和分析质性资料，为后续的理论对话和模型构建提供支撑。
本研究旨在探究发表制度与博士生论文发表之间的关系，重点解释发表制度是如何影响博士生论文发表过程的。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更利于对事件脉络进行“深描”以建构对于事件的认识[33]。研究围绕发表制度与博士生论文发表行为，设计半开放式的访谈提纲，主要涉及博士生的背景信息、对发表制度的认识以及发表经历3方面内容。
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典型性，透析发表制度对博士生论文发表影响的内在差异性，本研究遵循目的性抽样的原则：首先，兼顾不同学校的博士生；
其次，平衡不同年级、性别、专业类别的博士生；
再次，尽量选择有论文写作与发表经历的博士生；
最后，考虑博士生是否有跨学科背景、工作经历以及学术职业意愿。最终，研究选择了来自北京、福建、江苏、湖北、湖南5省市5所高校13名博士生作为访谈对象(如表1)。访谈以面对面、视频会议与微信电话的形式进行，时长45～90分钟。经受访者同意后，研究者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共形成转录文本20余万字。除访谈外，研究者也对访谈对象刊发的论文进行了梳理，并搜集了部分访谈对象所在高校的博士生发表制度政策文本(如表2)。
表1 研究参与者信息
表2 博士生发表制度相关规定文本
本研究借鉴扎根理论方法对质性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如表3)，提炼出发表制度影响下博士生论文发表的认知、动机与行为要素。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式编码3个编码阶段，研究形成了由131个一级类目、15个二级类目和4个三级类目组成的编码结构。在编码过程中，本研究借助科尔(Kerr)等人提出的编码饱和方法检验理论饱和度[34]。在研究过程中，按顺序记录新的编码在每个访谈文本中出现的情况。结果显示，自第9位被访者开始，不再有新的概念和编码范畴出现。以被访者C9为例，访谈者所在的学院要求博士生在CSSCI来源期刊(数量符号、级别符码)发表3篇论文才可申请学位(学位条件)。被访者认为发表高水平论文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学术写作的素养(影响因素)，发表论文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需要不断超越自我(能力信念)。发表小论文是她博士学习生涯中的一个基础条件，必须实行“目标管理”以达到毕业要求(价值认知)。她认为可以有适当的论文发表要求，但是3篇C刊的毕业标准对大部分同学来说要求太高(对于发表制度的认识)。在读博的过程中，这种发表制度给她带来了很大“压迫感”，在毕业要求和求职的压力下，原本的学术动机却被磨灭了(功利性动机、学术动机)。在发表的压力下，她感到“焦虑”“精神崩溃”(发表体验)。另外，老师布置的任务是她论文选题与写作的重要来源(外在机遇)。为了成功发表，她采取了大量阅读、学习写作方法等手段，也会在选题阶段就确定合适的期刊名单(学习与写作)，在投稿过程采取“由高到低”的投稿策略，目标是成功发表制度所要求的C刊(投稿策略)。她既有论文被录用的经历，也有被拒稿的经历(发表结果)。按照上述方法，被访者C10、C11、C12、C13提供的信息也能在已有的范畴中对应。这表明上述类属结构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状态。
表3 逐级编码结果
(一)发表制度：“挂钩”“设数”与“定级”的硬性要求
发表制度中的关键要素有二：一是论文发表与学位授予相挂钩；
二是论文级别与数量要求。在与学位挂钩方面，发表制度通过正式的文本规定，使作为手段的“论文发表”与作为目的的“学位授予”之间具有合理性。对于博士生来说，论文发表与学位获得相挂钩隐含了一种惩罚机制，即未达到要求会失去获得学位的可能性。但对于高校来说，将“论文发表”与“学位授予”相挂钩的目的不在于惩罚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培养质量、实现学位评定规范化。“为使博士学位论文评定的学术标准客观化，保证学位论文的学术质量，学位申请人须将其博士学位论文的有关内容公开发表后，方能申请博士学位。”(Z4)在具体操作上，发表制度依靠级别符码与数量符号来达成可计量、客观化的目的。其中，级别符码往往通过SCI分区、核心期刊目录等形式定义合法知识，且不同学科的级别符码选择是不同的。这是一种精致的“微分权力”(infinite simal power)，即发表制度通过对论文这一客体进行整体拆解与分别处理，从而施加微妙的控制。“在部分学院试行国际二类及以上刊物，其他学院的国际二类及以上刊物暂等同于SSCI。”(Z4)这种级别符码定义了哪些学术成果对学位获得是有效的，这实际上是对博士生学术成果的层次进行“降维”，将学术成果的价值评判权进行“让渡”。所谓“降维”，即发表制度依靠学术出版领域的已有规则或自己建立一套规则，使期刊级别与博士生学术成果水平画上等号；
所谓“让渡”，即制度设计将博士生学术成果的价值评价权让渡给期刊，使评价主体变为出版物。数量符号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强制规定数量指标。“我校工学类博士研究生自入学起，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必须发表1篇JCR二区以上的学术论文；
或2篇其他SCI收录的学术论文。”(Z1)除了强制规定数量指标之外，数量符号亦通过定义一套“转换律”来协调不同级别符码之间的关系。“获得署名在前5位的省部级一等科技成果奖、署名在前3位的二等科技成果奖，等同于发表相同数量的B类论文。”(Z4)数量符号通过定义一套转换规则并与级别符码相配合，构成了“级别符码+数量符号=学位授予条件”的运行机制。
“级别符码+数量符号=学位授予条件”的发表制度，设定了统一的博士生学术成果评判标准，营造出一种“全景敞视”空间。此空间为高校授予学位搭设出清晰的权力行使轨道，实现了对博士生发表行为的持续控制和监督。同时，这种制度文本规定借由学位评定委员会、院系、研究所的组织保障，完成了论文发表与学位论文挂钩的合法性建构。
(二)发表认知：制度高度强化了博士生对于论文符号的价值认知
访谈结果显示，论文对博士生的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符号价值。博士生对论文发表影响因素以及自我能力的认识，会对其最初的发表行为产生定向作用；
培养单位强制要求论文发表的制度规定，则是对论文价值与行为合理性的高度强化。
博士生对论文发表价值与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来自于工作压力。近年来，博士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日趋饱和，使学术职位对于博士生成果的要求水涨船高。为获得理想的职位，发表论文成为众多博士生的迫切诉求。但论文符号对博士生找工作的效价更多体现为预期的价值，并且在促成博士生发表动机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对于学术职业目标清晰的博士生来说，论文对找工作的效价较高；
对于学术意愿低、未来目标模糊的博士生，其效价则较低。“如果将来不走学术这条道路的话，我只要达到毕业要求就好了，就不要在科研这条道路上继续被折磨。”(C3)
论文发表成功与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认识和理解，将影响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期望值，并形塑其发表行为定向。首先，博士生普遍认为创新思维、问题意识与科研能力是影响论文发表的重要能力素质条件。“读博期间我受到的种种训练，使我具备了应有的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对我们工科中的许多复杂概念与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是我发表能成功的重要保证。”(C12)其次，导师的指导、支持也是影响论文能否顺利发表的关键原因。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以及国内发表的大环境下，导师“带不带”学生至关重要。“我不发C刊，因为现在C刊的环境不太好，都要抱着大佬发。”(C10)最后，在论文发表的能力信念方面，博士生普遍认为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具有较大挑战，甚至不少博士生认为难以达到发表制度的要求。“因为很多期刊虽然也发博士生的，但可能一期里面就发一篇，肯定难了，如果没有老师做第一作者或者推荐一下的话，难度也会增大很多。”(C1)
按照期望价值理论的观点，如果博士生达成目标的期望值过低，则目标达成带来的高效价亦不能促成个体动机产生。但是，发表制度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使发表动机的产生成为制度压力下的必然。为了顺利毕业，博士生必须发表。“一与别人交流，感觉现在这种学术环境、达到毕业的要求以及找工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发表。”(C6)究其机理，培养单位针对博士生设置的论文发表要求，特别是论文发表与学位授予相挂钩的制度性规定，将论文的效价提升到“不发表则死亡”的高度。这虽不是发表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但却是发表制度所隐含的惩罚机制使然。不同于找工作、评奖学金这种功利性效价，达成毕业要求的效价直接关乎博士生的生死存亡。“当毕业年限越来越近的时候，焦虑是非常严重的，如果那个时候论文发表的(数量)还不足够。”(C4)“这一届还有好多师兄师姐没有发文章，到时候你毕业论文交了，工作都找到了，毕业证拿不到，你就等于失业，或者‘延毕’。”(C10)
(三)发表动机：制度促成的功利性动机与同辈竞争消解了学术动机
博士生论文发表来源于功利性动机、学术动机、同辈压力以及非动机性的外在机遇4方面。动机的产生和价值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发表制度意欲通过学术规训，实现保障学位论文质量和培养质量的功能，但在实施过程中容易被博士生“趋利避害”的动机所消解。发表制度所强化的论文效价，助长了博士生对于论文价值的期待，反而促成了博士生的功利发表动机。“当然最核心的就是要达到毕业条件，这是最基本的。”(C8)“可能很多人仅仅就只是为了毕业而已，并不热爱这个学科，也并没有想要为知识增长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只是一个机械性完成任务而已。”(C9)在“论文发表追逐战”中，学位论文的价值反而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发表制度)给我带来的焦虑很大，你把很多时间放在发表(小)论文上面，最后却没有用很多时间去做这个大论文。”(C1)另外，评奖学金以及找工作等功利价值的实现，均要依赖论文的符号价值。“发表它也有一个‘利滚利’的作用，包括评奖学金，然后申请学校，所有这些东西会让你更加去重视发表。”(C5)
相对于功利动机，学术动机是一种为分享学术观点、促进知识产生的发表动机。“我看到一个学术界对此有误解的观点，有误解的地方，我想要去辩护，去和学术共同体对话。”(C9)但是，从访谈编码的结果来看，出于纯粹的学术动机去发表论文的编码点相对较少。大部分博士生在提到论文发表时，会将其与外在功利价值结合起来。博士生将期刊论文发表看作获得学位的重要筹码，使论文窄化为“有价值的符号”，消解了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的本身价值。这显示出发表制度带来的功利追求对学术动机的挤压作用。“发表制度有一个导向作用，我一开始读博，我就把发表3篇C(刊)作为我的一个目标。”(C7)究其根源，纯学术动机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在毕业要求满足之前，博士生往往会经历一个浮躁、功利的心理过程。在达成毕业要求后，论文发表对于博士生“求生”的效价大大弱化。此时，博士生更容易从发表制度下获取论文符号的“理性化”追求中“挣脱”出来，实现学术动机的复位。“如果没有达到(发表要求)这个标准之前，我不会说(追求学术)这样的话。所以说我博一的时候很浮躁，博二才静下心来做研究。”(C10)“发表要求会激发人‘求生的本能’，未达到之前会让人整个处于紧绷状态，达到一半就是松一口气，完全达到则让人整个放松下来了，后续的研究便能够更加自然自在地去做了。”(C13)
此外，同辈压力也是促成博士生论文发表的重要因素。与功利性发表动机不同，同辈压力是为了在同辈竞争中“获胜”而发表。但同辈压力促成的发表动机，同样产生于论文符号凝结的期望价值。由于论文发表对于博士生的重要性，博士生群体中的个体倾向于关注其他人的发表情况，并与自己进行比较。这种对于论文符号价值的高度关切，带来了论文焦虑的群体性传播。然而，同辈竞争往往带来的是“为了发表而发表”。“‘卷’的气氛会让你沉浸到发表里面，但是你要发什么，你要写什么，你要研究什么，其实倒没有去思考，但你就是思考着我要发。”(C6)在转录文本时，两处同辈压力带来的发表动机出现在“但是”词语之后，在竞争环境之下同辈压力带来的论文发表焦虑可见一斑。而在不同动机目标驱动下，论文质量也会存在显著差异。“纯粹学术目的(博士生)做出来的质量会更高，那种短平快的论文，在行文包括实验数据处理方面，可能会有多多少少的疏忽，这是难免的。”(C4)
最后，还存在一种非动机性的论文发表，即外在机遇促成的博士生论文发表，例如导师安排、参与项目等。“目前来看，(项目)好像基本都产出学术成果，就看产出什么级别的学术成果，好一点的就是发SCI。”(C3)
(四)发表行为：制度形塑了博士生“努力”与“功利”的双重行为选择
发表制度凸显了论文符号在博士生科研生涯中的重要性。在发表制度的督促之下，博士生在学习与写作阶段会加强知识积累、关注学科前沿、增强与师友的互动交流。“一方面是跟着老师学习，如何撰写文章，如何表达观点，如何搜集材料，如何行文，如何思考研究问题，都会有训练。”(C6)这体现了发表制度对于博士生科研和学习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论文发表的压力也带来了博士生的功利化学习。“追热点，很明显，抓到社会上的一些热点，然后就能够很快发出来。”(C7)同时，博士生普遍认为积累学科知识和成功发表论文同样重要。这是在发表制度情境下博士生对于学习、科研的一种“情景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基于此，博士生会产生“努力”与“功利”两种行为倾向。“一方面我可能想多做一些积累，另一方面我也要围绕着怎么去发表文章，看一些这种技巧、功利性的东西。自己被迫要去兼顾这两个方面，所以学院(发表制度)的这种要求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C2)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同样的“符号”对于不同群体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论文可以发表，成为“有价值的符号”，学术期刊编辑和博士生们的看法可能不同。“期刊编辑主要从发表的角度认为什么样的文章(是有价值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都是不一样的。”(C8)因此，为了获得论文的符号价值，博士生往往会采取揣测期刊偏好、对标学校期刊目录、找捷径以及钻研发表技巧等策略，以提高发表成功率。这一方面是博士生在发表压力下的功利性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与学术发表规则以及与期刊的一种互动性行为。“(投稿)要有针对性。学校不是有期刊的目录嘛，所以主要还是根据学校标准要求来投稿。”(C7)
在发表体验方面，博士生往往会感到焦虑、急躁以及紧张。这种情绪体验一方面来自同辈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发表制度的压力。“有时候我会特别着急去发表，我在上课，但我着急，因为我听到同学又发了，就这个氛围会让你特别紧张。”(C5)“本来我是很想好好学习的，但是那个(发表制度)要求在那里，无形当中你就会很焦虑，感觉就会让自己变得很浮躁。”(C1)对于博士生来说，论文被录用是惊喜，被拒稿也是常态，较多的博士生均在访谈过程中提到自己被拒稿的经历。“反正就直接被编辑给退稿，说你技术审查没通过。”(C3)
(一)研究结论
综合编码分析结果与讨论，我们对提炼出的级别符码、数量符号、学位条件、能力信念、价值认知等15个主范畴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反复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梳理了各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发表制度与博士生论文发表”的理论模型(如图2)。在模型当中，发表认知、发表动机和发表行为3个要素构成了博士生论文发表的主要线索。一是发表制度。“级别符码”“数量符号”和“学位条件”是发表制度的构成要素。二是发表认知。“价值认知”主要指博士生对论文发表影响因素的认识与对发表制度的正负向评价；
“期待价值”主要指博士生对论文符号价值的期待认知；
“能力信念”即博士生对自身论文发表能力的信念。三是发表动机。博士生论文发表的3种动机分别是功利性动机、学术动机与同辈压力。四是发表行为。博士生论文发表主要包含“学习与写作”“投稿策略”“发表体验”“发表结果”4个行为要素，这也与编码结果相对应。发表制度对于博士生论文发表影响机制的“故事线”体现为：发表制度作为一种外在因素，强化了博士生对于论文发表的价值认知，促成了功利发表动机，最终形塑了博士生的发表行为。
图2 发表制度与博士生论文发表理论模型
首先，发表制度高度强化了博士生对于获取论文符号价值的期待，使论文发表在博士生学习、科研中的效价提升到关乎“生存”的高度。这与高校青年教师在评聘制度改革下的生存境遇较为类似。但比较来看，博士生尚处在学习阶段，发表高水平论文的能力相对较弱[35]，而且一直以来，相关研究更关注青年教师的生存境遇，少有学者对博士生在现有学术评价制度下的困境进行探讨。即便是部分研究开始关注发表制度对博士生外在行为的规制与影响，但甚少深入到认知层面展开分析。事实上，发表制度对博士生论文发表认知的影响，会深刻形塑其发表动机与行为选择。按照期望价值理论的观点，博士生对论文符号预期效价以及能力信念的评估，是其论文发表动机的最初起源，而发表制度所规训的博士生认知一旦形成便具有稳定性。当然研究也发现，达成毕业要求虽是博士生预期效价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其他诸如找工作、评优评先等论文符号的效价，亦可影响博士生的期待价值。
其次，在动机层面，发表制度带来的毕业压力及其衍生的同辈竞争成为博士生论文发表的主要动机。虽有部分博士生也会产生基于纯粹学术动机的发表，但不可否认的是，纯学术动机的产生和延续，往往需建构在达到发表制度要求的基础上。譬如，已有研究发现，学术评价通过指标化计量意欲提高产出效率，降低制度执行成本，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造成了学术价值的遮蔽[36]。发表制度对于博士生学术创新的影响亦是如此：多数博士生发表论文的动机直接源于“求生的本能”，而这恰恰是发表制度带来的淘汰压力所引致的。这也证明，发表制度下博士生对于论文发表的高度关切，更看重的是论文符号所代表的功利价值，旨在通过发表以达到毕业要求。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博士生论文发表呈现表面繁荣而创新不足的样态，即发表制度背后存在一种“替代机制”——学术产出目标替代了质量提升目标，功利发表动机替代了学术动机，论文符号意义替代了学术本真意义[17]。在指标化、任务式的学术管理模式下，科研人员所产生的趋利避害动机与“理性化”行为，正是学术价值被扭曲、制度目标异化的根源所在，这也是“破五唯”深入推进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最后，制度规定与功利性动机共同形塑着博士生的论文发表行为。制定发表制度初衷旨在通过权力建构与技术控制，达到提高培养质量的目的。但是对技术的追求以及对指标的滥用，往往会导致大学的“平庸之恶”，加剧大学表现主义危机[37]，最终导致科研的“内卷化”[38]。从研究结论来看，发表制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博士生日常科研学习，“焦虑”“紧张”“压力”已成为博士生在科研过程中的真切感受。在此情况下，博士生群体会产生功利化学习的倾向。例如，学习活动围绕论文发表展开，更愿追热点而非踏实开展长线研究。然而，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都来自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积累，难以追求速成，也并非施加外部规训就可产出的[39]。博士生发表制度走向“内卷化”，最终很可能引致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的下降，不利于知识创新和拔尖人才培养。
(二)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博士生发表制度应更重视成果的质量和贡献而非数量和级别。但当前发表制度很大程度上将刊物级别与学术质量相挂钩，将发表数量与博士生学术能力相对应，从而削弱了发表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此，培养单位须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发表制度复归学术本真。
1.增强制度张力和弹性，摸索施行代表作制度与同行评议制度
在当前研究生教育“破五唯”、聚焦科研创新质量的政策背景下，作为学位授予前置条件的发表制度需确立质量导向，改变单一的以论文级别和数量进行评价的模式。这是因为，论文级别、数量、影响因子、被引数量未必能反映被评价者的真实状态，且极易催生对这些指标的盲目崇拜，使博士生产生浮躁的科研心态。为此，发表制度应纳入学术贡献指标、增强制度弹性、丰富评价标准[40]。培养单位可通过推行代表作制度，增加博士生具有原创性和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的评价权重。同时，通过完善同行评议，发挥学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作用，对博士生学术成果的实质性贡献进行严格把关与评判，消解博士生对论文数量与级别的盲目崇拜。但考虑到现有以期刊级别评定成果质量依然是一个相对高效率、低成本的手段[41]，培养单位可考虑将论文级别的客观指标与专家评审的主观评价相结合，适当降低数量要求和级别规定，突出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把关功能。
2.基于学科差异，实施博士生科研成果的多元、分类评价
目前来看，多数高校在学校层面规定统一的学位授予前置条件，通常以SCI、SSCI以及CSSCI论文的数量为主要内容。但不同学科的发表难度不同，同一数量与级别的论文在不同学科之间往往是“不等值”的。这就意味着，培养单位统一的论文数量与级别的规定，无法科学、有效衡量不同学科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基于此，发表制度应考虑不同学科学术成果的特性，制定符合学科特点的学位授予条件：如对部分基础学科/研究领域(如哲学、人类学、物理学、数学等)的博士生而言，对其培养的核心目标在于促使他们潜心研究、长期积累进而形成原创性重大创新成果，发表可不做硬性规定或不做过多数量要求，学术水平考察紧紧围绕学位论文质量；
而对与社会需求联系更紧密的应用学科/研究领域(工学、医学、经济学等)，则鼓励博士生开展应用性研究，注重论文发表的时效性。因此，在设置不同学科学位授予条件时，可吸纳学科专家和博士生群体参与，提高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此外，为进一步增强发表制度的弹性，也可吸纳艺术作品、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技术产品等多样化成果形式，这有助于避免以论文作为单一衡量标准，通过多元评价引导博士生树立重视论文价值与学术贡献的思想，摒弃数量和级别至上的不良观念。
3.淡化发表制度的淘汰色彩，强化激励导向
培养单位将论文发表与学位授予相挂钩的做法，使“不发表就出局”成为一种高悬于博士生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在质量把关尚未严格的前提下，贸然取消发表制度，也可能降低博士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基于此，发表制度可转向一种激励性制度，即根据学术成果的质量和贡献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降低论文发表制度设计的强制性，也即将博士生发表制度与“学位授予”脱钩，使之定位为一个激励制度。虽然当前各博士培养单位也设置了诸如国家奖学金、科研奖学金等激励机制，但直接针对博士生论文质量与水平的激励制度尚属空白。因而，论文发表激励制度的存在，可通过每年基于对已发表论文本身的质量和贡献做出的科学评判，从而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奖励。这种激励制度定位，有利于为博士生营造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探索空间，降低“求生”动机带来的对学术动机的挤压作用，消解博士生论文写作与发表中的浮躁与功利心态，促使博士生将注意力转至如何厚积薄发地提升论文质量上。当然，为了避免发表制度淘汰压力缺失所造成的质量滑坡，培养单位一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博士生分流退出制度，强化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的督促作用，在创造宽松学术氛围的同时，兜住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底线；
另一方面，培养单位尤其是导师应当强化指导与监督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博士生科研写作和论文发表的指导，增强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激发其分享、发表学术成果的热情，并对博士生投稿论文本身所承载的知识意义、创新程度以及应用价值做出科学、客观的评判，加强事先预警和事后审查，避免诸如买卖论文、一稿多发、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这有助于为博士生论文发表制度合理、有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本研究通过对博士生的深度访谈，建构出发表制度对博士生发表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从而将中观制度与微观过程联系起来，弥补了过往研究对博士生主体性要素的关注缺失。此外，研究将规训理论、期望价值理论以及符号互动理论引入模型进行理论阐释，充分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管理学的有益视角，增强了资料分析与理论阐释的解释力，同时验证了这些理论在教育研究中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博士生发表制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认知和动机层面。这种精致化学术评价的“规训”不仅体现于博士生发表制度之中，更通过权力建构全方位渗透于整个学术场域，深刻形塑着每个学术人的日常研究与生活。这种制度设计虽带来学术的表面繁荣，但背后却隐藏深层危机。重大、原创性成果相对不足的现象，与制度规训下学术人的“生存理性”逻辑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事实上，现有研究已经越来越关注到制度对学者学术行动的影响[42-43]。但相较于行为表现，制度在人们认知和动机中的规训作用，往往被已有研究忽视。基于本研究的发现与结论，制度对于学术人的影响可能会延伸到深层心理层面，而这恰恰是他们行为异化的重要渊薮。基于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探析制度与学者的互动关系，以建构能激发学术人内生动力的评价制度与学术生态，这也是本研究所延伸出的更广阔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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