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云，曲 蓉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青少年模仿能力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他人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人物的影响；
与此同时，青少年出于强烈好奇心和从众心理，他们更容易关注和模仿公众人物，甚至对后者产生“偶像崇拜”，在青少年道德养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一部分公众人物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也对青少年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要求社会公众人物在青少年成长发展中“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他们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发挥公众人物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典范作用，减少失范行为导致的不良影响。
公众人物是相较于普通公众而言的，凡在特定的领域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或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人都可以算作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司法审判案例中。1964年纽约时报诉萨利文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首次提出“公共官员”的概念。此后，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2]此时，公众人物主要指在公共事务上对普通公民具有公共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及有类似影响力的其他人。在我国，公众人物的概念最早也出现于司法实践。2002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时报》案败诉，理由是范志毅系中国著名球星，在民众中仍具有较大影响力，受到球迷关注和追捧，自然是公众人物，关于国足和范志毅的任何消息，都将引起社会公众和传媒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关注。该案将公众人物进一步扩展到体育界、文艺界、娱乐界等各界明星，他们受公众的普遍关注且对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此外，凡是对特定领域或范围内的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问题具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公共舆论导向；
或者代表一定范围内的普通公众行使公共权力，都可以视为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指在特定公共空间中对公共权力有较多支配权或代理普通公众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人。”[3]公众人物可以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前者主要指政府官员，后者，包括文艺界、娱乐界、体育界的明星，文学家、科学家、知名学者、劳动模范等知名人士。[4]一般来说，公众人物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身份的公共性。身份的公共性是指公众人物因担任公共职务或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在其身上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兴趣。[5]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知名人物、明星、社区公众人物，他们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身份的公共性。
第二，影响的超时空性。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长期性和广延性。通常情况下，普通公众的社会影响局限于那些与其有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影响的时空范围相对较小；
但相较而言，公众人物的影响辐射范围更广、作用程度更深。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已不仅关乎自己的形象，而且会对周围人乃至更广范围内的人产生效应。
第三，价值的导向性。孔子言：“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6]孔子将统治者的道德置于首位，认为统治者崇尚道德的话，普通民众自然而然会效仿他们、学习他们，良好的社会秩序自然而然就会形成。
道德养成是指个体通过自律或外在规范而形成的道德素养和品质。道德认知是青少年道德养成的基础，道德教化是青少年道德行为产生的关键一环；
道德情感是青少年品德形成的催化剂，由内而外、根植于心的道德情感推动青少年道德实践的生成；
道德意志是青少年道德养成的内在动力，约束不道德的行为，践行道德的行为需要青少年道德意志的支撑；
道德实践是青少年道德养成的逻辑旨归，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增强道德判断力，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形成优良的道德素养。而所谓“养成”，关键在“养”。青少年的道德养成之所以具有特殊性，与青少年自身发展的特殊性相关，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具有阶段性、差异性和不成熟性，并且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包括公众人物对其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实践证明，以公众人物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创新能够促进青少年责任担当的树立、品德的发展和践履的强化。
公众人物的道德品格在青少年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道德理想是道德养成的预期目标，道德人格是道德养成的重要标识，而道德创新体现出新时代对青少年道德养成的时代要求。
(一)公众人物的道德理想对青少年责任担当的影响
理想是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或希望，它是人生的奋斗目标。理想对人的行为有调控作用，是人生路上的重要契机。道德理想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预期目标，这种目标需要个人独特的道德意志力和持久不断的行动才能实现。[7]它能够激励青少年不断完善自我、担当责任。
孔子将“圣贤”作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之一。“圣”即“圣人”，意为德才兼备之人；
“贤”即“贤人”，指品德高尚、有超凡才智之人。儒家眼中的圣贤是积极有为的，追求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天人境界。“内圣外王”是儒家对“圣贤”的理想塑造，在道德规范中，遵守忠恕之道；
在外在事功上，以天下为己任，自觉承担起弘道的责任。[8]孔子按照“圣贤”理想要求自身，对他的弟子和后世儒学者都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效应。孟子救世心切，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9]孟子将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道德理想，彰显责任担当。颜回作为孔子的弟子，经常敦促自己向老师看齐，将精神追求始终置于物质享受之上，力求道德的完善。
在青少年阶段，公众人物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的责任担当。目前，公众人物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可分为社会道德理想和个体道德理想；
也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即政治领域道德理想、经济领域道德理想、学术领域道德理想等；
还可以分为崇高道德理想、普通道德理想等不同层次。政府官员是政治领域的公众人物，也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好就会造福人民，一旦他们的权利运用不当，就会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学术领域，专家学者应当以严谨治学的态度从事研究，践行自己的道德使命，既做好社会的道德表率，又有责任规范社会的道德。青少年归根结底是社会化的，他们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存在，需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公众人物因其不同的道德理想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规范、责任担当形成不同的效用。
(二)公众人物的道德人格对青少年品德发展的影响
道德人格是个人的脾气习性与后天道德实践活动所形成的道德品质和情操的统一，标志着个体的道德性的确立。道德人格的塑造是青少年品德发展的重要标志。公众人物的道德人格的不同方面对青少年产生着潜移默化地影响。
第一，公众人物的人格修养的影响。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德人格修养。尧、舜是传统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既然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贤，那么就说明道德人格是可以进行引导和培育的。孟子认为“圣人”是最高境界，“君子”次之，然后是“大丈夫”。就“大丈夫”来说，他们以“仁”、“义”、“礼”行事，得志时，一起引导民众“行天下之大道”；
失意时，自身也能坚守正道。将“圣人”作为人格修养的方向，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到达更高的人格境界。
第二，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的影响。人格特质是人格的基本构成因素，能引导人的行为。公众人物的人格特质外化为人格魅力，即对公众的吸引力，人格魅力越大，越会引发更多的人的关注和效仿。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历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民情怀；
钱学森、袁隆平科学家的奉献精神；
焦裕禄、孔繁森等公仆形象；
黄继光、董存瑞等革命英雄人物，他们的高尚道德人格有利于青少年树立道德人格目标，促使自身良好品德的发展。
(三)公众人物的道德创新对青少年道德践履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理论创新作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针对社会道德建设特别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造性观点，为青少年道德养成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对于青年人，毛泽东特别推崇一个“气”字，诠释着他对青少年进取精神的热切期待，希望青少年德才兼备；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观点，指出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主张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赋予道德建设新内涵；
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决策，对于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将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提出了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青少年阶段正处于道德发展关键期，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规范言行，强化道德践履的实践能力。
创新的力量来自于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谨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基层调研，问冷暖、听民情、做实事，攻克脱贫难题，解决就业问题，加快道德建设，弘扬先进道德模范事迹。公众人物的实践创新为青少年的道德践履提供行动示范，时代楷模、劳动模范身上敢于创新的勇气和付诸行动的意志是青少年学习的源泉。
英国教育学家洛克认为：“榜样比任何事物都更能温和而深刻地渗入人们的内心。在各种教导儿童以及培养他们的礼貌的方法中，其最简单、最容易而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应该做或应该避免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的眼前”。[10]一方面，榜样示范有利于激起青少年对榜样的敬慕之情。榜样的品行、言语乃至习惯等方面都会潜移默化地激励青少年前进，从情感上对青少年形成影响。同时，榜样示范引导青少年用榜样来调节行为，提高修养，即把敬慕之情转化为道德行为和自觉的习惯，在巩固、加深情感的基础上内化为自我驱动力，用于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公众人物的道德缺失不仅会造成其自身的道德价值取向混乱和道德践履的不当，也会使得向他们学习的青少年模仿其不良的行为，在道德品质塑造方面形成消极影响。
公众人物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们可以用自身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优异成就来影响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道德榜样是指道德方面可以模仿和学习的范例和原型，又称为“道德模范”，包括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老爱亲模范，这些模范用爱心和真诚实践美德善行。“向道德模范学习”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行动，青少年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将榜样力量转化为生动实践，不仅可以为其成长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而且有利于培育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榜样对青少年高尚道德养成具有感染和宣传作用，榜样力量通过自身的诚实守信、刚正不阿、舍生忘死等高尚品格，通过独特的人格感召力，从潜意识上引领青少年向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看齐。而公众人物的道德失范行为，也会在大众之间产生反面效应。当前，公众人物的道德失范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公众人物行为上所表现的与社会倡导的道德规范不符的现象；
二是公众人物精神层面上原有的道德价值产生动摇，否定社会道德要求的主流价值观念。例如，个别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钱权交易；
知名学者学术造假；
娱乐明星偷税漏税、以身试法等。公众人物的道德失范会对青少年道德养成产生错误示范效应。一方面，影响青少年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另一方面，公众人物的道德失范会造成青少年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迷茫，从而影响青少年道德行为的正确实践。青少年模仿公众人物的失范行为最终会使错误的道德倾向在现实的生活中表现为具体行为，从而在做人处事方面产生偏颇。
影响机制是指影响因素发生作用的原理或过程。影响机制是影响的内在逻辑，影响则是影响机制的外在表现。
(一)道德目标的价值引领机制
目标指引行动的方向，在道德养成中，道德目标为一系列道德行为指明方向，每一个人都需要树立正确的道德目标，进而指导实际行动。个体道德目标的确立受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就其内部因素而言，道德目标的确立主要是受个体道德需要的影响，个体的道德需要是独特性和整体性的统一，而个体道德需要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公众人物正确的道德目标对青少年具有激励和引领作用，同时，虚幻或不当的目标追求也会阻碍青少年的道德养成进程。公众人物“其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为构成要件，两者缺一不可”。[11]
公众人物的道德目标对青少年施加的是外在的力量，他们为青少年树立了一个目标方向，当青少年认为公众人物的目标和自己的目标具有契合性，那么青少年就会将该道德目标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在结合自己内在需要的基础上学习模仿公众人物的言行。与政府官员和文化名人不同，“平民英雄”的道德带动更具有直接性，他们遍布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他们的道德事迹就发生在普通大众身边。发生在“草根善举”、“道德明星”身上的故事，青少年能见证。同样，他们的事迹背后所蕴含的目标价值，青少年在和自身道德目标、道德需要对照的基础上也能学习。
就道德榜样而言，他们为青少年树立了一个可供借鉴而又具有现实性的目标，告诉青少年在道德上是可以达到他们的道德目标的，为青少年道德的发展奠定目标引领基础，促进青少年学习和领悟在他们言行中包含的正确道德目标，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向他们看齐。
(二)道德践履的激励促进机制
由于青少年的道德理论和人生阅历比较缺乏，所以他们的道德践履的原创性只占据很小的比例，多半是模仿借鉴别人而来的。而公众人物对青少年道德践履的影响，究其本质是激励促进机制的作用。
激励促进机制是指在系统中，通过特定的方法，激励主体运用多种激励手段并使之规范化和相对固定化，而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构、方式的总和，在这一过程中，激励主体通常对激励客体起助长和促进作用。在公众人物和社会因素这一对关系中，社会因素是激励主体，公众人物是激励客体。基于公众人物产生的积极影响，社会给予这部分公众人物精神和荣誉奖励，表彰他们的正向效用，促使他们的行为呈现持续规范化和相对固定化的特点。而在公众人物和青少年这一对关系中，青少年充当激励主体，公众人物充当激励客体，公众人物通过树立的崇高理想，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舍小家为大家，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来激励青少年学习他们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在奉献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进而将自我实现的需要看作最高行动指南和道德践履方向。
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替代强化理论为社会学习提供了知识基构，是指观察者看到他人或榜样的某一行为受到强化时，自己也倾向于做出这类行为。当青少年看到公众人物因其道德行为和优良品德不断受到社会肯定或受到奖励时，他们就会产生同样行为的倾向；
当他们看到公众人物不当的行为受到惩罚时，青少年就会削弱或抑制发生这种行为的倾向。这样一来，对榜样行为的强化，通过青少年的观察、体验，可以转化为青少年自身的激励促进作用。青少年就会由于榜样力量这一外在因素的激励而产生“当我处在和他们同样的境遇时，我也能做到”的情绪，促使自己采取相似的行动。国家和社会对榜样人物的物质和精神表彰使得青少年看到榜样的行为获得奖励，他们就会向榜样学习以达到自己的预期标准，学习榜样人物的优良品德，提升自身道德素养，更好地投身于社会道德践履中。
(三)道德修养的动力协同机制
道德修养是一种道德素质方面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具有自觉性、内在性和渐进性。道德修养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斗争，是道德个体的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是人们内在道德需要的体现，是长期渐进的过程。它的形成不可能是朝夕之事，必须经过磨炼和努力才能达成。
马克思指出：“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12]内在动力来自于对行为所产生的兴趣，通常决定着人采取的行动以及品质和特征。对于青少年来说，自我内驱力是产生道德修养的内在核心，出于内心的需要，他们会自觉效仿公众人物，加强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强化个体道德自律，提升内在道德修养动力。只有青少年个体道德意识强化，他们才能自觉承担道德责任。与之相对，外在动力是指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促使行为人采取行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做某件事的欲望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因为他人的影响或者这件事本身所带来的结果，例如，社会的舆论导向、社会的道德氛围等外在动力因素。当媒体的舆论侧重于对公众人物的正向报道以及宣传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时，就会使青少年接受道德榜样的正面熏陶，为青少年提供外在因素的推动作用。
青少年道德修养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相互协同。青少年受内在动力因素的推动，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实践获得愉悦感，同时，这种自我满足感又促使青少年积极参与道德实践。公众人物对青少年的外在推动则是鼓励青少年在遵循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基础上进行各方面的发展，号召他们向道德榜样、时代楷模看齐，并将榜样人物的道德修养根植于自己心中，成为自身道德的一部分。
总之，公众人物对青少年道德养成影响机制的实质是道德内部机制和道德外部机制的协同作用。青少年道德养成既离不开其自身的道德认识、道德实践，又离不开公众人物这一道德外部机制所起的影响与作用。与此同时，在当今时代，公众人物占据了最主要的传媒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外部的道德环境。这种环境对青少年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榜样示范推动青少年良好道德品质的确立，失范人物阻碍青少年人格品性的养成。因此，为了使这种协同作用产生积极效果，必须对公众人物形成正确的评价反馈，优化公众人物的环境，减少其失范行为的表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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