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 久毛措 张姝颖
（西藏大学，西藏 拉萨 850000）
2013年9至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 的倡议。2015年3月，中国政府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 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这一倡议旨在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是增进理解和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沿线各省（区）积极开展对外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推动了各地旅游经济发展。旅游发展效率是衡量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之一，[1]探索和研究旅游发展效率有利于推动旅游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2]推动沿线各省（区）旅游协调发展、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提质增效、 提高旅游经济发展效率等已经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
旅游经济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在投入一定旅游资源、人力资源等要素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反映了旅游经济活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比率关系，主要由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构成。
国外对于旅游经济效率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旅行社经营效率[3]、旅游景区效率[4]、旅游目的地效率[5]、酒店业效率[6]、旅游交通效率[7]等方面。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旅游效率的测度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余凤龙、吴丽敏等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结果表明总体效率不高，不同时期效率差异波动明显；
[8]王梓瑛、王兆峰等通过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生态效率水平整体不高， 空间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9]杨丽、陈季君等通过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测度了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发展效率， 结果表明红色旅游发展效率整体偏低，呈稳步提升状态，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差异明显。[10]此外，也有学者关注旅游环境效率[11]、旅游绿色创新效率[12]、旅游扶贫效率分析[13]、旅游金融效率分析[14]等领域。
总体来看，研究区域大部分集中在长三角洲、长江流域、云贵高原等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区）旅游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大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发展。
因此，本研究运用2012—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区）的面板数据，采取DEA-BCC模型对旅游经济效率进行水平测度分析， 并运用ArcGIS软件的自然断点法综合分析沿线省（区）旅游经济效率时空演变特征， 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旅游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从而为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提供理论指导，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省（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一）研究区概况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内重点省（区）18个，其中西部沿线省（区）9个，西北地区6个，主要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
西南地区3个，主要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云南省、西藏自治区（以下简称西藏）。
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内沿线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行积极的开放态势，做出了明确的定位和对接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新疆主要依靠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交流与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陕西省和甘肃省主要依靠综合经济文化优势， 宁夏和青海省主要依靠民族人文优势，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内蒙古主要依靠联通俄蒙区位优势，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广西主要依靠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主要依靠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西藏主要依靠区位优势和民族文化，推进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
具体见表1所示。
表1 “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区）及其开放态势
（二）指标构建
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重要性、可获得性等原则，在借鉴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构建旅游经济效率的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表2）。其中， 旅游投入变量选取资源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来衡量，资源投入包括A级旅游景区规模、星级饭店规模、旅行社规模等3个指标，劳动力投入采用旅游从业人数指标来衡量，旅游从业人员数通过A级旅游景区从业人数、 星级饭店从业人数和旅行社从业人员数加总。
产出变量采用旅游GDP来衡量，选取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3个指标。
表2 “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区）旅游效率指标体系
（三）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最早是在1978年由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提出来的， 是一种多指标投入和产出评价的研究方法， 运用数学规划计算比较决策单元（DMU）之间的相对效率，对评价对象做出评价， 是一种非参数评价方法。
考虑到规模报酬可变，本研究选取DEA-BCC模型来测算DMU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值。
DEA-BCC模型基本原理[15][16]：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DMUj（j=1，2，…，n）有m种投入指标X，S种产出指标Y，则DMUj的投入向量表示为Xj=（x1j，x2j，…，xmj）T，产出向量表示为Yj=（y1j，y2j，…，ysj）T，（X0，Y0）代表被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应指标。
DEA-BCC模型的表达式如下所示：
式（1）中，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θ（0＜θ≤1）为综合效率，S+为投入松弛变量，表示投入冗余；
S-为产出松弛变量，表示产出不足。eT1=（1，1…，1）∈Em，eT2=（1，1…，1）∈Es，j=1，2， …，n表示决策单元，λj为权重向量，X、Y分别是投入产出变量。
若θ=1，S+=S-=0，则决策单元DEA有效；
若θ＜1，且松弛变量或剩余变量中至少有一个不为零， 则决策单元非DEA有效。
（四）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甘肃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内蒙古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西藏统计年鉴》以及2012—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9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20—2021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2021年各省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公报。
（一）旅游经济发展效率时空特征
以“一带一路”沿线西部9 省（区）为研究单元， 将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作为基础数据， 借助DEA-BCC 模型测度了2011—2020年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以及9 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效率水平（图1—图6）。
1.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效率时序特征
从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效率来看（图1—图3），2011—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西部总体、西北和西南旅游经济技术效率（TE）、 规模效率（SE）和综合效率（OE）整体呈现“W”型波动增长发展态势。从旅游经济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OE）发展趋势来看，均为西南＞总体＞西北，其中2011—2020年总体、西北和西南的旅游经济技 术 效 率 分 别 在 （0.63，0.87）（0.52，080）（0.79，1.0） 之间波动， 旅游经济规模效率分别在（0.56，0.82）（0.47，0.75）（0.68，0.96） 之间波动，旅游经济综合效率分别在（0.35，0.72）（0.25，0.61）（0.53，0.95）之间波动。
此外，受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2020年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效率均呈现下降趋势。
图1 三大区域旅游经济技术效率（TE）演变趋势
图2 三大区域旅游经济规模效率（SE）演变趋势
图3 三大区域旅游经济综合效率（OE）演变趋势
2.9 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效率时序特征
从9省（区）技术效率（TE）的时序变化趋势来看（图4），青海和宁夏旅游经济技术效率呈现波动下降态势。
西藏呈现平稳波动的特征。
内蒙古、广西、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呈现波动上升态势。
西藏旅游经济技术效率出现一次较大的波谷（2018年）， 青海呈现两次较大的波谷（2015年和2017年）。大部分省（区）的技术效率值小于1，表明技术效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图4 9省（区）旅游经济技术效率（TE）演变趋势
从9 省（区）规模效率（SE）的时序变化趋势来看（图5），西藏旅游规模效率呈现“W”型剧烈波动增长态势，内蒙古呈现“M”型波动特征，其余各省（区）均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其中宁夏和青海旅游规模效率发展水平分别在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2016年之后两省的差距逐渐拉大。
大部分省（区）旅游经济规模效率值小于1，表明规模效率递增，可以进一步扩大旅游规模增加效率。
图5 9省（区）旅游经济规模效率（SE）演变
从9 省（区）综合效率（OE）的时序变化趋势来看（图6），西藏旅游综合效率呈现“W”型剧烈波动增长态势，陕西、内蒙古和新疆呈现“M”型波动特征，2015年之后波动幅度均较大， 其余各省（区）均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其中2011—2013年甘肃、 宁夏和青海旅游综合效率发展水平均较低，2013年之后甘肃与其余两个省的差距逐渐拉大，2018年之后青海与宁夏的差距逐渐拉开。
大部分省（区）旅游经济综合效率值小于1，表明旅游经济DEA 无效。
图6 9省（区）旅游经济综合效率（OE）演变趋势
（二）旅游经济发展效率空间特征
从9 省（区）旅游经济效率均值来看（图7），内蒙古、广西、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的旅游经济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西藏、青海、宁夏的旅游经济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综合效率， 表明9 省（区）之间旅游经济效率差异显著，大部分省（区）综合效率水平较低。从技术效率均值来看，广西、云南、西藏、宁夏聚类为第一梯队，取值在0.8～1.0 之间；
内蒙古、青海、陕西聚类为第二梯队，取值在0.6～0.8 之间；
新疆和甘肃聚类为第三梯队，取值在0.4～0.6 之间。
从规模效率均值来看，内蒙古、广西、云南、陕西聚类为第一梯队，取值在0.8～1.0 之间；
新疆聚类为第二梯队，取值在0.6～0.8 之间；
西藏和甘肃聚类为第三梯队，取值在0.4～0.6之间；
青海和宁夏聚类为第四梯队，取值在0.4 以下。
从综合效率均值来看，云南聚类为第一梯队，取值在0.8～1.0 之间；
广西和陕西聚类为第二梯队，取值在0.6～0.8 之间；
内蒙古和西藏聚类为第三梯队，取值在0.4～0.6 之间；
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聚类为第四梯队，取值在0.4 以下。
图7 9省（区）旅游经济效率均值空间分布
（一）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指标：
综合效率（OE）、规模效率（SE）和技术效率（TE），采用DEA-BCC模型计算得到。
2.解释变量
影响旅游经济效率的因素复杂繁多， 借鉴钱宏健的研究基础，选取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旅游支出、人口密度、经济开放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17]其中，金融发展水平（fince），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 比值来表征；
产业结构（indus）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GDP 比值来表征；
旅游财政支出（finan）采用财政旅游支出与GDP 比值来衡量；
人口密度（lnpop）采用各地区人口数与各地区国土面积比值来表征；
经济开放度（open）采用进出口贸易额与GDP 比值来表征；
经济发展水平（lnpgdp）采用人均GDP 来表征。
（二）面板回归模型
由于研究数据是面板数据， 本研究构造了OLS 模型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分别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 旅游规模效率和旅游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模型公式如下。
上式中，OE、SE、TE 分别为综合效率、规模效率 和 技 术 效 率；
fince、indus、finan、lnpop、Inden、open、lnpgdp 分别为金融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政府干预程度、人口密度、经济开放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
γt为年份控制变量，i 为地区，t 为年份，α 为常数项，ε 随机误差项。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变量描述性分析
为方便描述变量数据的基本情况， 对变量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和标准差进行统计分析（见表3）。由表3 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效率存在明显差异，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三个指标的均值分别为0.7290、0.6685 和0.4875，标准差分别为0.2193、0.2958 和0.2827，表明技术效率差异较小，规模效率差异较大。由于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数据较大， 为了消除量纲差异， 采用对数化处理后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减小， 各地区之间人口密度差异呈两极分化。
金融发展水平最小值和最大值分比为2.3040和6.6736，均值为3.5344，表明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较低。
产业结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3660 和0.5820，均值为0.4879，表明各地区产业结构逐渐优化；
旅游财政支出和经济开放程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异明显， 均值与最大值相差较大，表明各地区政府在旅游发展和服务方面的支持较小，各地区对外贸易水平较弱。
表3 变量描述性分析变量
2.基准回归
以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人口密度、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以旅游经济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模型构建（表4）。
模型（1）中金融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192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发展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93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具有负向影响。
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人口密度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3.3881、8.5903和0.0987， 且分别在5%、1%和1%水平上显著， 表明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和人口密度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旅游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外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无显著影响。
表4 旅游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变量
模型（2）中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旅游规模效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208、-0.1984和-0.7671，且在1%、1%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旅游经济规模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和人口密度对旅游经济规模效率的系数分别为2.6516、6.9659 和0.0952，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与人口密度对旅游经济规模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旅游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
模型（3）中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旅游技术效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77、0.1576、0.844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技术效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7616、4.8965 和0.1576，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对外开放水平对旅游经济规模效率的系数为0.8442， 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与对外开放水平对旅游经济技术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且旅游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
3.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模型的稳健性， 选取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分别为旅游经济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对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产业结构对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旅游财政支出和人口密度对旅游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对技术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各影响因素的系数符号方向均与OLS模型结果一致，表明回归模型的选取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2012—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西部9省（区）的面板数据，采取DEA-BCC模型对9省（区）旅游经济效率进行水平测度分析，综合分析了沿线省（区）旅游经济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旅游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2011 —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西部总体、西北和西南旅游经济技术效率（TE）、 规模效率（SE）和综合效率（OE）整体呈现“W”型波动增长发展态势。从旅游经济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发展趋势来看， 均表现为西南地区＞西部总体＞西北地区的特征。
2.从省（区）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综合效率的时序变化呈现出区域迥异的特征， 表现为下降态势、平稳波动态势和剧烈波动态势，大部分省（区）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值小于1，表明技术效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规模效率逐渐递增，旅游经济效率DEA无效。
3.9 省（区）旅游经济效率差异显著，综合效率水平较低，其中内蒙古、广西、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的旅游经济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西藏、青海、宁夏的旅游经济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综合效率。
4.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产业结构、旅游财政支出和人口密度对旅游经济综合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旅游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外开放水平对旅游经济规模效率具有负向影响， 但对旅游经济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对策建议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 为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西部省（区）旅游经济发展效率、缩小区域间旅游发展差距、加快区域间旅游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各地区结合自身区位和旅游文化资源优势，需要科学规划旅游发展区域合作
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区域文化旅游合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完善向西发展的商贸通道、文化旅游交流基地、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内蒙古完善向北开放窗口， 广西完善面向东盟国家旅游文化通道， 云南推进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文化旅游辐射中心， 西藏推进面向南亚的边境文化旅游合作。甘肃利用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青海利用好“环湖赛”，内蒙古利用好“中蒙俄经济走廊”，广西利用好“东盟陆海新通道建设”，云南利用好“大湄公河次区域文化旅游经济合作”，西藏利用好“藏博会”“冈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等平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
2.打造区域特色旅游资源品牌，提质增效旅游经济发展
各地区在扩大旅游资源规模的同时， 需要注重旅游质量的提升， 打造一批区域特色的旅游品牌，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旅游资源规模投资，进一步提升旅游规模效率，增强旅游经济的规模报酬，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科技创新， 改善旅游技术和旅游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旅游经济的技术效率。加强区域间与国际间旅游创新发展， 积极推动建立旅游信息交流平台，强化旅游与文化、体育、商贸等合作交流，延伸旅游产业链条。
3. 加强地区间和国际间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交通立体网络建设
国家要加大西部“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间高铁、高等级公路、航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国际航线、跨境铁路等项目建设，打通旅游交流合作的基础条件，提升旅游区位可达性[18]，促进旅游人才、旅游资金、旅游技术等要素充分流动， 提升区域旅游辐射带动作用，拓宽旅游国际市场，提升地区旅游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4.加快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培育“旅游+文化”发展新业态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资源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生命线， 旅游发展为文化传播提供了直接出口。
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 也是增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条件。[19]以文化塑造旅游、以旅游彰显文化，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旅游企业发展规划的主要议题。“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区)拥有丰富、悠久和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需要不断挖掘自身独特的丝路文化、节庆文化、宗教文化、草原文化、红色文化等，利用历史事件、民族团结典型、红色精神等为素材，推动文化和旅游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不断巩固文化和旅游优势叠加、双生共赢的良好局面，不断提高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质量和综合效益。
猜你喜欢规模一带一路效率50亿元！目前规模最大的乡村振兴债券发行今日农业(2021年8期)2021-11-28提升朗读教学效率的几点思考甘肃教育(2020年14期)2020-09-11规模之殇能源(2018年7期)2018-09-21Mentor Grpahics宣布推出规模可达15BG的Veloce Strato平台汽车零部件(2017年2期)2017-04-07跟踪导练（一）2时代英语·高二(2015年1期)2015-03-16“钱”、“事”脱节效率低中国卫生(2014年11期)2014-11-12严控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4年4期)2014-02-28提高讲解示范效率的几点感受体育师友(2011年2期)2011-03-20本文来源：http://www.triumph-cn.com/fanwendaquan/gongwenfanwen/2023/0810/961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