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东新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英语学习中的 “中国文化失语症” 和 “思辨缺席症”， 是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两者都表明学生在文化内涵的理解和目的语表达上的欠缺。
“‘中国文化失语症’指的是外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不能用准确流利的目标语适时主动、有效、对等地向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能力缺失的现象。”［1］此症结不仅表明交流所需的英语语言缺失， 而且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也较为模糊。
2020年发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以下称 “指南”） 规定：
跨文化交际课程旨在进行跨文化教育， 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提高学生社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表明对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势在必行。
克服 “文化失语症” 需要具备英语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跨文化交际思辨能力需要培养学生的多重文化认知和阐释能力。
大学英语学习应该本着 “语言学习应由显入隐， 知识学习则由隐入显， 实现以内容为依托或语言与内容融合的英语教学的原则”。［2］沈阳师范大学为了进一步提升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满足学生学习中英文化知识和思辨能力的需求， 从2018 级开始在大二为基础较好、需求较高的学生开设了 《跨文化交际：
中英文化对比》 （以下称 《跨文化交际》）［3］， 选课学生在大一已经完成了大学英语提升篇课程学习。
以教材为依托的跨文化教学需要对教材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 在教材内容上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研究以跨文化交际课程使用的教材为具体的研究对象， 以《指南》 为依据， 从中华文化主题的选取、语言与文化融合表达、价值观培养与思辨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剖析， 以此期望能够为《指南》 要求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撑。
《指南》 中明确规定较高水平的学生应该具备以下能力：
“能够就较熟悉的主题或话题进行较为自如的口头和书面交流；
……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 能够较好地处理与对方在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 并能根据交际需要较好地使用交际策略。” 克服跨文化教学出现的语言与文化分离问题， 首先应从教材着手， 合适的教材应该做到：
“充实跨文化内涵， 纠正纯语言性偏向， 结合文化背景知识和跨文化交际技巧设计课后习题”。［4］《跨文化交际》 从内容上看， 中英语言文化各占百分之五十， 每个单元各由两篇中国文化和两篇英语文化的文章组成， 这为中英文化对比设计了合理的切入点。
教材中相关主题的语言表达， 文化内容和隐性文化对比搭建了必要的框架。
八个代表性的文化主题涉及的课文以及使用“相关词语表达” 和 “批判性思维与文化探究” 形式设计的课后练习， 都各自融入了相关的文化资源， 如表1 所示。
这为学生开展跨文化交际活动提供了支撑， 激发了学生对两种语言文化学习的兴趣和潜力， 能够较为有效地提升用英语输出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下呈现的是此教材中的中华文化框架， 希望能够引起未来相关教材编写者和研究者的深入思考。
表1 《跨文化交际：
中英文化对比研究》 中的中华文化设计
续表
《指南》 提出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要服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在教材内容选择方面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跨文化交际》 在教材内容设计， 优质教学资源的引入和拓展， 优秀中华文化主题的选取方面， 值得肯定。
语言提升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
学生通过对中华文化译语的学习会注意到：
英语中的一些汉语借用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汉语的语言文化表达形式， 使用音译或音译加意译来指示中国特有的事物。
当然不能将使用音译表达中华文化理解为中英两种语言间的不可译性。
音译法表现了翻译的简约性， 但是需要注意其中的文化内涵，如果难以理解应该加注进行释义。
这样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凭借音译表达为域外文化所接受， 才能顺畅地向外传播。
《跨文化交际》 中传统中国服饰的英语表达可以见证此种跨文化交际方法：
服饰的两种风格为 “上衣下裳制” （top-bottom style） 与 “衣裳连属制” （one-piece style）， 这种根据意义进行英文表达保留了中国服饰文化的蕴含。
对于中国历史中表示等级与特权地位， 血缘和伦理规范的朝服 “申衣” （Shenyi） 和 “冕服” （mianfu），赵武灵王时期的战衣 “胡服” （hufu）， 交领的“衣” （yi）， 交领的衬衫“襦” （ru）， 穿在衣外面的“衫” （shan）， 连体的“袍” （pao）， 男女通用的、较为中性的 “裙” （qun）， 以及清朝的“长袍” （changpao）、“马褂” （Magua） 和“旗袍” （qipao） 等皆使用了音译法。
唐装 （the Tang suit） 和中山装 （Zhongshan suit） 使用了音译加意译的方法。
除此之外， 教材将服饰历史与中国哲学和价值观相结合进行阐释， 促进了中华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
中山装的四兜、五扣、三袖扣与无缝后背的象征意义， 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观的再现：
四个口袋代表四种美德：
礼节、正义、诚实和荣誉（the sense of propriety,justice,honesty,and honour）；
前身的五个大纽扣象征着行政、立法、司法、审查和监督五权分立 （Separation of five powers:administration,legislation,jurisdiction， examination and supervision）；
每个袖子上三个较小的袖口纽扣代表了三民主义原则， 即民族、民主和民生主义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两个倒置的笔架形口袋盖象征着尊重文化、促进教育的思想（respecting culture and promoting education）；
无缝的背部代表着国家的和平统一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5］这些有着历史和哲学内涵的思想因为时空的差异， 在新时期的外语学习和教材设计中处于缺位状态， 因此需要增补相关内容， 并进行有意义的理解和阐释。
让学生用英语讲好民族文化的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 需要教材在文化内容选取和价值观引领方面进行理性的设计， 这一点显而易见。
《跨文化交际》 还选取了汉语文字发展史，让学生认识中英两种文字及其文化的异同。
汉语经历了从古汉语（old Chinese）， 中古汉语 （Middle Chinese）， 到通用文 （common speech， 现在称 为 旧 官 话， 即old Mandarin）， 官 话 和 国 语（language officials, national language）， 再到现代汉语普通话（Putonghua） 的发展过程。
商代末年甲骨上的占卜铭文 （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周朝后半期文学如 《论语》、《孟子》 和 《春秋》 （ The Analects, The Works of Mencius,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等经典著作， 都是文言文的典范。
汉字书写体经历了甲骨文（oracle bone script）， 青铜文字（Bronzeware script）， 篆书， 隶书， 行书， 草书， 楷书（the seal script, the clerical script, running script, cursive script, regular script） 等发展过程。
此例分析进一步证明：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学习是对文化的梳理和阐释， 在教材主题的选取方面应该将文化与历史相结合。
尤金·A·奈达指出：
一种语言在特定领域可能有相当高比例的术语， 这是某个文化焦点的重要指标。
例如， 西欧的大多数语言有很多技术术语， 苏丹的阿努克人对牛的不同种类和特征有数以百计的词语。
某些术语的知识通常是某一特定领域能力的标识。［6］詹姆斯·W·诺伊利普指出：在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Pintupi 中， 有至少十个描述 “洞” 的词语。
“Mutara” 是用长矛刺的洞， “pulpa” 指兔子洞， “makarnpa” 是巨蜥的洞穴”。［7］两位研究专家引述的例子都表明语言涉及地理、民族和科学等多文化领域，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学习实质上是对多学科文化内容的学习、理解、阐释和思辨。
语言对文化的表达是内在的， 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是文化身份的基本标志。
语言作为工具让社会群体或民族将深层自我、文化和价值观代代相传， 学生也会对自身文化重新发现和深入认识。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 “在与自身语言和文化不同的人互动时， 所具备的有效、适当的表达能力”。
‘有效’ 和 ‘适当’ 这两个词语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人在交流时需要同时从自我和他人的角度进行输入。”［8］确实， 跨文化交际包括对双方文化的对比和反思。
《跨文化交际》 的” 节日与庆祝” 让学生见证了中国和英语国家主要传统节日的文化来源的异同。
中国的主要节日与神话传说、佛教、祭祖等有关， 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和中国的情人节——七月七 （Spring Festival, the Lantern Festival, the Qingming Festival,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e Double Seventh Festival）；
西方的传统节日多与基督教、传说等有关， 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和万圣节（Christmas,New Year,Thanksgiving Day, Halloween）。
除此之外， 学生了解到两种文化都有庆祝丰收的节日：
万圣节，最初是凯尔特人的丰收节， 而如今也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得以庆祝；
感恩节是1621年到北美的第一批清教徒与万帕诺亚格印第安人一起庆祝的第一个丰收节；
而中国的丰收节源于唐朝早期流行起来的、对月神进行敬拜的中秋节。
跨文化交际课程学习是对自身文化的进一步认识， 是思辨能力的提升过程。
有效的外语学习会超越只重视语言能力的传统教学， 将哲学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培养， 某种情境下妥善的交际行为等考虑在内。
正如孙有中教授提出的：
“思辨能力可以通过对跨文化问题的探究得到提升，跨文化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思辨能力的运用得到提升， 两者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9］在反思中， 学生很可能在英语语言文化方面受到自身语言文化的影响， 这时教师应该耐心、及时地帮助学生理解两种文化的异同。
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时留有矛盾的印象， 才能唤起反思；
唤起相似的体悟， 才会理解人类文化的人文性。
《指南》 指出大学英语课程性质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 人文性表现为 “大学英语课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这一交流工具， 除了学习、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或专业信息之外， 还要了解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也就是说， 语言、文化内容、意识和跨文化能力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一体存在。
正如芬蒂尼 （Fantini） 所指出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对不同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和行动：
“无论是文化内部还是跨文化的成功交流， 最终都取决于以积极的方式去处理种族、宗教、民族和文化差异的能力， 懂得理解、欣赏和尊重。”［10］
跨文化交际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 应该遵照教材设计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原则， 在资料丰富性、设计体例和载体形式等方面应该有利于从语言向文化的转向， 以保证 《指南》 中规定的教学目标实现：
“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 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 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跨文化交际》 对多个领域的语言与文化表达进行了较为可靠的输入， 在载体形式上， 包括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词汇释义， PPT 课件， 课文译文， 练习答案， 音、视频补充资料和网络资源——进行了细致的编写。
教材配备了在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外语教学应该配备的多媒体技术教学手段， 在载体形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课文文本应该配有课文音频， 课本涉及相关的文化知识应该进一步得以补充， 在数字化教学方面，建议利用外研社的U 校园设计相应的教学平台。跨文化交际能力让人超越原初的世界观， 从另一个角度重新看待世界。
为取得此目标， 需要研究语言、文化和世界观之间的关系，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提升这方面能力的价值观。
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材设计任重道远， 期盼未来的跨文化交际英语教材在贴合科技发展技术和教学要求方面做得更细致， 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互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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