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实践困境与进路建构
章文军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组织人事处，合肥 231603）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幸福，聚焦于全球和谐共生，是人类长期健康发展的探照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契合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意识形态困境”“国家利益困境”“国际规则困境”是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三大实践困境，“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发展”“坚持共享发展”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成逻辑；
实践困境；
进路建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进程和世界发展趋势制高点推动人类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而提出的全球治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赢得众多国家积极响应，其构建在多方面突显成效。不过，国际社会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存有疑惑，这种疑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针对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即命运共同体构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针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能否实现。这种疑惑必然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有助于形成共识、凝聚力量，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旨归是建设一个美好世界，这个美好世界是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和谐、美丽的世界。美好世界成为现实需要世界各国秉持对话协商机制和坚持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理念。这个美好世界不仅关切经济、政治，还高度重视社会、文化、生态，是秉持科学发展观，注重全面发展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文明的结晶，炎黄子孙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推崇“仁爱”。先秦时期，思想家们探索如何建立良好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的伦理原则，提出各种思想主张，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为和”“和其光，同其尘”“首出树物，万国咸宁”，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墨子“兼相爱，交相利”虽其思想各不相同，但都旗帜鲜明地突出“和谐”，坚持“和谐”理念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根本。中国古代追求的理想社会大致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1]汉代大儒董仲舒以“合”“中和”作为其哲学范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东汉儒学大师何休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其中，“太平世”是“三世”最高级层次，在这个层次，天下一家、和谐共生。康有为认为“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
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
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2]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大同主义”。[3]“命运共同体”概念首度出现在 2011 年9月发布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上，要求摈弃对抗思维，主张树立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和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4]201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提出“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2 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彰显了古人心怀天下的博大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广义上来说，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维护世界安全稳定、推动世界和谐发展的责任，世界和每个人密切联系，没有人能脱离世界而独善其身。“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尽管这种朴素的共享理念与现代共享理念在共享的层次和共享范围等方面都有较大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古人对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展现了古人心系天下，愿与天下众人共享共进，这岂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所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为天下人谋幸福，先忧而后乐崇高精神，蕴含强烈的忧患意识，愿为天下之乐而鞠躬尽瘁。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局限性，这些思想的本质表现为“忠君”，服从和服务于少数人的阶级统治，实质只是封闭的家国天下和一种美好愿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遵循的基本准则，“从逻辑上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5]《共产党宣言》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显然，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想追求，并且“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诸多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没有涉及的研究领域和时代内涵，拓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空间，激活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生命力”。[7]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解决世界实际问题，因此，实践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显著特性。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无法有效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还没结束，全球经济衰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局部战争依然存在，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世界性问题亟须一种新理念、新思想来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从关切人类发展和世界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落后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主张交流互鉴，坚持合作共赢，建立共建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坚持应对世界性的挑战，解决世界性的难题，维护世界安全，实现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特性是实践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显著的实践性，着眼于解决世界发展难题，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的理论解答和行动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思想，更是一场伟大的实践，以一种全新的思维和积极的行动，为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创造契机”。[9]
形成坚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解决世界诸多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向往的理想状态，是人类应然状态，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终能实现的实然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像共产主义社会一样令人向往，发人奋进，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为之奋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道路必定不会一马平川，清醒地认识其面临的各种困境，有助于逐步走出困境，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造福世界人民。
（一）意识形态困境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并指导其行动。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以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统治和体现资本主义制度优势的目的。和平时期，他们虽然不采取正面战争冲突，但一直不惜一切代价以各种手段、方式输出他们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他们的电影电视、报刊书籍、网络视频已充斥到世界各地，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危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推崇零和博弈，深信丛林法则，无法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短期来看，他们不相信也不愿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特别是美国为维持其老大地位，显示资本主义比较优势，对于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不配合、不支持，必要时甚至会公然反对，他们会歪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阴谋论”，四处鼓吹“中国威胁论”。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宣扬“普世价值”，实际是为了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和话语权，企图更好地遏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这也必将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
（二）国家利益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在于绝大多数国家参与其中，若只是少数国家参与，或参与国只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将很难有效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每个国家都有公共的世界利益，也有各自国家利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与国联系越来越密切，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状态，形成一种共同利益，要实现自身利益必须努力维护这种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利益，如何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间找到平衡点，这是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像美国一样秉持本国利益是最高的利益，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极度危险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发生的危机会影响全球，面对危机只能共商良策，相互合作，不能以邻为壑，各自为阵，单打独斗，更不能转嫁危机，甚至特殊时刻国家利益让步于世界共同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换来世界的长治久安，繁荣稳定。
（三）国际规则困境
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观动机，国家间自发的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实际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推动力，仅有这两者还是不够的，制定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则尤为重要。从理论层面来看，规则本身强调平等，具有公平正义性，只有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则才有公平正义性。在实践层面，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往往就是各国权力博弈的过程，规则之争背后是各国利益之争、国力强弱之争。各国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使得国际规则制定异常艰难，国际规则的博弈也呈现多元化。部分国家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主宰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这种狭隘利益观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不能起到有效的全球治理作用，亟须修订和重构。国际规则的修订和重构，必须立足于世界整体，把增进全人类福祉作为归宿。唯有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规则才能相得益彰，同向发力，相互促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将为制定新型公正国际规则做出应有贡献。
如何破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诸多难题，已摆在我们面前。走出困境，唯有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金钥匙。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国辉煌的今天，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世界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没有发展就无从谈起中国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和引领者。全面推进国内和国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发展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变为现实的必要路径。
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起者和践行者，发挥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事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的成败。中国唯有经济强盛，在世界事务中才能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突出作用。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依靠大量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快速增长和规模迅速扩张的传统模式已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要求，在新阶段，亟须创新驱动，从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寻求根本性转变，通过创新在诸多领域实现突破性成就，消除西方对中国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卡脖子技术。创新发展是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内生动力。中国经济繁荣富强必将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巨大贡献。
（二）坚持协调发展，实现平衡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精神就是世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命运与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世界独善其身，世界的发展必定是缩小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协调发展。因此，坚持协调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注重协调发展是关键。富国帮穷国，强国扶弱国，不仅有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也应有平等互利的“南北合作”。中国在这方面已做出示范，率先倡议并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发挥技术、资金、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互补性需求，消除贫困，促进世界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协调发展，减少国家间贫富差距，有利于世界长期稳定向好发展，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三）坚持绿色发展，实现生态文明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国际生态治理合作，提升国际生态治理能力，遵守国际生态治理条约，是构建全球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生态命运共同体，生态环境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关乎人类生死存亡。全人类共顶一片蓝天，共踩一块土地，生态问题不可避免具有全球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10]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特点表明，一个国家的恶劣生态环境终将影响世界，同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彻底解决本国生态环境问题，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生态环境问题最终也将影响该国生态环境。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政治互信、经济繁荣，还有清洁美丽。清洁美丽的世界才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世界各国应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摒弃生态环境保护搭便车心理，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共创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
（四）坚持开放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闭关锁国就要落后挨打，对外开放才能繁荣富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开放性的思想，主张国与国经贸往来，互通有无、合作共赢，互帮互助、共存共生。40多年来，中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对外开放，从此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迈上发展快车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开放发展，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要合作共赢同样离不开开放发展，没有对外开放，只顾各扫门前雪，何来合作，又怎会携手共进。只有坚持开放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才有合作的现实基础。开放发展从现实层面分析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从思想层面分析有利于消除分歧形成价值共识。总体而言，这两个方面都将形成磅礴力量，有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蓝图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
（五）坚持共享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在寻求本国利益和谋求本国发展中，兼顾别国利益，支持别国发展。由此可见，共享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追求，“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11]国与国不是零和游戏，不是尔虞我诈，也不是有你无我，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同舟共济，是同命运、共呼吸。只有各国都享受到世界发展的红利，每个国家都在不断发展，发展的成果更广泛地更有效地惠及世界人民，消除了贫困，贫富差距不断缩小，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得到逐步解决，社会和谐才有现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相互借鉴、互帮互助，扶贫助弱、共同进步，共同迈向美好未来。脱离共享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是形式的共同体、离心离德的共同体和不稳定的共同体，共享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器和稳定器。
[1]姬昌.彩图全解五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375.
[2]康有为. 康有为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411.
[3]冯契.中国哲学史（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4 ：476.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6.
[5]魏海香.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关系探究[J]理论与评论2018（6）：19.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7]王公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与重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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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袁伟华.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J].中国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20（6）：12.
[10]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在二0一九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4-29（2）.
[1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7.
The Generative Logic, Practical Dilemma and Path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Zhang Wenjun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cuses on the happiness of all mankind and on symbiotic harmony in the world. It is a searchlight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e though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Ideological dilemma”,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are the three practical dilemmas that affect the proces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open development” and “shared development” are the practical approaches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enerative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Path construction
2022-04-08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2021jyxm0545)
章文军（1976－ ），男，安徽芜湖人，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讲师，硕士。
10.13685/j.cnki.abc. 000623
D820；
B038
A
1671-9255（2022）02-0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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