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鑫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在 “五四” 以来的百年中国文艺史上，延安文艺制度的建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艺百年进程的重要历史节点，深刻地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直面抗战救国的重大历史任务，积极而有效地组织人民大众汇聚成救亡图存的强大正义力量；
承载着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内容的延安文艺发挥其社会功能，责无旁贷地成为延安社会文化中团结大众、凝聚民意和思想动员的制度实践领域。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抗日统一战线是指导延安文艺发展的制度方向，目的是要广泛组织文艺干部开展抗战文化建设[1]271。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责任，使得全民族抗战的局势呈现出全面推进而又高度巩固的新姿态。[1]609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抗战的必然要求，作为党领导下的文化制度，延安文艺制度建设得以全方位、多路径推进。在党的领导下延安文艺界成立 “中国文艺协会” 并组建大量文艺机构（社团），逐步夯实延安文艺制度的组织路径；
以 “延安文艺座谈会” 召开并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标志，党的诸多高级别会议及其发表的有关文艺的讲话，体现出延安文艺制度的政策路径演化；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深刻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 是延安文艺制度的指导思想，全力指引延安文艺实践蓬勃发展的前进方向。
在文艺制度的学理认知与史实梳理基础上，延安文艺制度研究已成为中国文艺制度研究的重要领域。一些研究通过延安文艺制度与当代文艺制度的比较，积极探索文艺制度的构成问题，提出党的文艺制度包括 “文艺体制、机制、建制和文艺法规、法令、政策及其行政措施和手段”[2]，表明延安文艺制度涵括文艺社团、会议、规章、文件和教育等要素及其推动文艺活动形成、发展的制度化过程。也有研究以此认为党的文艺制度 “生成于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复杂政治斗争” 中[3]，表明延安文艺制度的研究应溯源至中国现代文艺治理的斗争环境。在更为广泛的文艺制度评价中，学界认为延安文艺被制度性地纳入 “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4]， “延安文艺政策的实质就是党的文艺政策”[5]2，但是延安文艺制度已是时过境迁的 “旧” 制度[6]。因此延安文艺制度研究整体上处于对 “制度管控效度” 问题的单线梳理，而对于延安文艺制度建构逻辑和当代价值研究未能更为具体而深入地推进；
全面、客观和理性地研究延安文艺制度仍然需要从制度建构逻辑的各个层面，系统梳理制度路径建构的必然历程。这里所谓的制度逻辑是指延安文艺制度建构是 “中国现代历史的必然选择，却绝非任何个人的意愿所能左右”[7]21；
而制度路径就是发挥制度组织的领导作用， “创建和捍卫制度内构建出的价值体系”[8]247。这正如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对历史 “事实” 的理解，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陈述，而是逻辑必然的演进中历史总体叙述的结构性生成[9]175。文艺制度的逻辑也是结构性地多线发展而不是单一逻辑的自律演绎。因此，研究延安文艺制度要基于制度建构逻辑的多重性，多视角地分析延安文艺制度的逻辑必然性及其结构性展开路径。
作为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文艺制度建构基于特定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主题，由个体文艺实践趋同于文艺组织机制归化并汇聚成制度性的文艺观念共识，从而在社会文艺领域展现出文化制度发展的逻辑必然，因此延安文艺制度研究应基于制度组织建构的社会文化逻辑揭示及其路径分析而展开。
“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救亡和启蒙的社会文化主题下形成的中国社会文化正义逻辑，通过文艺界同业联合的知识生产机制构建而持续延展。由此演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抗战救国的重大历史使命，在坚持文化正义主张的抗日统一战线下，通过文艺社团组织机制构建，汇聚民族文化抵抗的正义力量，形成了全面协同抗战的文艺动员制度。从文化逻辑来分析延安文艺的制度组织路径，是延安文艺制度研究中社会文化逻辑梳理的科学性与制度建构路径还原的实证性相融合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揭示延安文艺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形态生成的研究理路。
1.文化正义在文艺救亡主题中的逻辑延展
延安文艺制度建构不仅是同步于延安文艺进程，即 “从1935年10月到1949年9月，持续十四年之久的延安文艺运动”[10]，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制度思考中正义诉求的逻辑延展。现代中国的文化制度思考可回溯至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谓 “人道支配” 文艺的 “群治” 思考，由此 “五四” 以来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文学……它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强加给文艺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11]。文学领域的 “群治” 与 “革命” 所体现的现代中国文化制度变革诉求，已经具有积极的文艺制度思想意义；
延安文艺正是承接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对文化制度变革之道的正义诉求，而文化抗战则以制度 “外生性的冲击”[12]262，直接推动延安文艺制度 “内生性” 的建构进程。作为外生性冲击，日本侵华是 “违反中国人民利益、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反革命的退步的战争” ，其 “非正义战争”[13]性质昭然若揭，但是汪精卫及其附逆文人公然投敌，完全背弃中华民族团结御敌的 “礼义廉耻” 和人性良知，对此国共两党的文艺界人士联合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声讨其民族叛徒行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在武汉成立并发出抗战正义的《宣言》（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通过《〈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1940年）、《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等文件和讲话，全力构建 “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 的正义原则。延安文艺之 “善” 的正义力量力图挽救民族安危，凸显了延安文艺制度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义立场。但是，不同于 “五四” 时期文艺正义立场的表达是寄寓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诚实、正直品格，或颂赞社会精英的宏论与智慧、底层民众的诚实与节制；
延安文艺竭力控诉侵略者的罪恶，极力颂扬中国战区抗日民众的英勇正义。如何其芳在《老百姓和军队》中写道：
“我才清楚地看见了两种不同的战争：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的战争。”[14]128舒群的《时代最高音》以悲愤的心情悼念抗日烈士，以正义激昂的笔调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恶。尽管正义主题下的延安文艺书写并不刻意追求 “五四” 文学的形式美而更注重文艺之善的功用， “因为它们愈美，就愈不宜于讲给要自由，宁死不做奴隶的青年人和成年人听”[15]36。但是，延安文艺以政治家一般的激情揭露敌人残害、杀戮同胞的罪行，拥有一切伟大而珍贵的文艺作品应该体现的慷慨正义之美的秩序感；
坚持民族利益至上而团结抗日的社会整体正义，奠定了延安文艺制度的正义基础，显现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正义的逻辑延展，汇聚了打不垮、冲不散而固若金汤的强大抵抗力量。
2.文艺社团汇聚制度组织基础的民族正义力量
从 “五四” 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开始，各种文艺社团借助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和组织读书会等同业联合的文艺组织汇聚文艺界精英，推进体制化的文艺知识生产、传播及社会正义感知系统的文艺表达，显示了文艺知识生产机制在文艺制度构建中的社会正义属性。这种组织化的文艺实践以文化现代性的知识正义之名，结构性地生成艺术家个体为获得集体荣誉而产生文艺制度认同的正义基础，致力于宣泄并竭力超越个体生存体验的不平等，从而使得个体正义成为文艺制度追求泛爱而平等的正义价值目标。由此演化，作为抗战语境下的文艺制度构建，延安文艺制度延续了 “五四” 以来同业联合的文艺组织体制。但是，延安文艺制度正义的核心基础不再是基于个体利益感受的自由主义的 “公平正义” ，而是基于社会大众整体利益的民族正义。体现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文件中，中国共产党主张积极领导民众组建社团并充分表达抗日 “救国” 言论[16]3，这意味着经受和抵抗文化侵略已成为延安时期社会文化正义的历史前提，大众对文艺制度的需求是呼唤以正义的文艺秩序来保障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因而民族正义是延安文艺制度得以建构的社会文化合法性的逻辑基础。
作为社团组织路径构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文艺统战组织 “中国文艺协会” 于1936年11月成立，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布了 “组织起来” 进行 “文武双全” 的文艺统战号令[17]461，这一 “文协会议讲话” 成为延安文艺制度的组织路径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重要节点，标志着延安文艺制度建设正式开启以统战工作的协会组织为路径的发展方向。在这一组织制度路径下，陕甘宁边区1937年11月成立文化运动的领导机关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 （ “边区文协” ），下设 “边区音协” “边区美协” “边区剧协” 等20多个团体会员，于是整个延安时期 “至少75个文艺社团单位，分为综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艺术教育7大类”[18]，形成了系统性的社团组织制度。其中，文艺管理者 “自上而下地” 将 “五四” 到左联文艺的 “契约式” 文艺组织制度及文艺正义观念，转化并落实为具有革命斗争正义指向的文艺社团管理制度；
相应地，艺术家们 “自下而上地” 超越 “五四” 以来对社会正义诉求的抽象表达，转而加入大量的民众文艺社团，将文艺制度的正义属性具象化为服务于工农革命的文艺社团实践。这些文艺社团组织以抵抗侵略的正义、国共合作的正义和民众团结的正义，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组织化、结构性地显示出延安文艺制度的文艺社团基础，体现了延安文艺以民族文化正义汇聚民众个体文化诉求的强大制度力量。
3.组织路径构建全面协同抗战的文艺动员制度
延安文艺制度组织路径下的大众文艺实践彰显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抗战语境下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的强大的协同动员力量。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
“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19]由此，延安文艺社团组织纷纷追求正义之道，把抗战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出台了大量的文艺社团组织工作制度，全力协同并汇聚抗战精神。其中，文艺教育和管理机构的社团制度较为典型。作为延安文艺教育机构，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 “鲁艺” ）成立时罗迈作了《鲁艺的教育方针和怎样实施教育方针》的报告[16]845，鲁艺还出台《鲁艺艺术工作公约》[20]，坚持在文艺统战原则下开展文艺组织工作。作为延安文艺管理机构的 “边区文协” 发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16]384，提出大量组织文化工作团、建立民间艺术改进会，激发民间抗战的觉悟。进而，延安成立的 “文抗分会” 吸收鲁艺文学系教员为 “文抗” 成员，体现出协同抗战观念在社团组织制度上的开放与广泛。延安文艺社团组织之间 “以相互独立或相互强化的方式，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框架，这框架既能容纳又能展现这些结构性力量”[21]59协同抗战，在世界战争史上十分罕见。对此，毛泽东接见徐懋庸时认为，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文艺制度下，党对文艺的领导方向实现了文艺内战向文艺抗战的重大转变。[22]103
然而，在国共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国统区的协同抗战立场并不支持平行协同，而是要由国民党主导形成抗战正义精神的协同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要限制延安文艺界进行更为广泛的抗战文艺动员制度建设。国民党出台《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23]8，意图建构 “同一道德观念” 的国民精神，声称以此为抗战蓄积力量。对此，中国共产党顾全民族大义的 “一体之仁” ，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表示为争取抗战建国能够发扬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24]161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如此，团结抗战的民族正义成为延安文艺制度号令文艺创作进行抗战动员的宣传导向，使得延安体现出一种具有民族抵抗精神的强大力量，成为时代进步青年向往的 “正义之城” 。大众真正得以组织化地召唤在文化抗战的延安文艺阵地，超越了 “五四” 以来以个体自由、个人权利为诉求的文艺正义观念下大众一盘散沙的局面，对动员大众抵抗力量、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对延安文艺制度的研究不能仅仅从抗战文艺的单线逻辑出发将文艺制度限定为文化抗战的文艺策动方式，因为实际上国民党当局显性的团结抗日与隐性的 “防共” 摩擦持续进行。这样，延安文艺制度在建构以团结抗战之民族正义逻辑发展的同时，不得不进行文化宣传的阶级斗争，从而使延安文艺政策路径也在一定意义上支撑和显示着延安文艺制度的现代文艺治理逻辑。延安文艺实践表明，国统区所声张的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的正义责任并不能全部涵括延安文艺的正义价值立场，尤其不能涵括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央苏区长征至延安的革命正义斗争。因此，基于苏区文艺至延安文艺活动的实践传承及其所追求的文艺正义品格，要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党的文艺制度思想，就需要探寻从苏区至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文艺政策路径，揭示延安文艺制度抵抗民国文化专制的阶级斗争逻辑与文艺宣传制度的形成。
1. “阶级斗争” 在现代文艺治理中的逻辑演进
如果说延安文艺坚持民族正义的逻辑是在文化抗战的背景下展开的，那么延安文艺所坚持的阶级斗争逻辑则是在国共对抗中为争夺现代中国文艺秩序治理的文化领导权而展开。作为文艺秩序的阶级主宰一方，国民党实施《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等多项政策法令，并成立 “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以 “文化围剿” 干预中国现代文艺实践，进行符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化精神建构，资产阶级政权的文化中央集权趋势加剧，力图切断无产阶级文化观念的文艺传播路径。苏区文艺界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并开展大量的宣传制度建设工作，探索苏区文化反 “围剿” 的文艺宣传机制。苏区颁布《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等多项政策法规[25]48，组建部队文艺俱乐部、晨钟社等社团组织，创办《斗争》《钟声》《红色中华》等报刊，开展军旅文娱、军民晚会和大众新剧[26]310等文艺活动。这些尝试性的文艺制度建设推动了苏区革命斗争宣传和文艺运动的发展，也支撑和显示了苏区文艺宣传制度建设的阶级斗争逻辑。因此，延安文艺承接苏区文艺的实践经验，继续为争夺现代文艺秩序的领导权而斗争。鲁迅逝世1周年时陕北公学举行纪念大会，毛泽东到会作《论鲁迅》的演讲，不仅肯定鲁迅在无产阶级立场为真理而斗争的政治远见，充分肯定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重要地位，更指出了鲁迅精神中的斗争精神。[16]38如果说苏区文艺斗争主要是针对民国社会的阶级观念斗争，那么延安文艺斗争则是明确而具体地针对国统区的文艺界展开 “笔伐口诛” 的阶级权力斗争。国统区的 “战国策派” 在1941年3月的 “雾季公演” 中上演《野玫瑰》《屈原》，声称歌颂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国家至上观念。对此，延安文艺界一方面在《新华日报》《时事新报》发表《读〈野玫瑰〉》《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批判其美化汉奸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倾向；
另一方面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努力开展文艺运动》《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的社论，将党报作为传递文艺政策的制度路径，号召延安文艺界以文艺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宣传工具，强化文艺领导权的斗争，承前启后地参与了中国现代文艺秩序治理进程，有力支持了延安文艺宣传制度的建设。从苏区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领域进行的阶级斗争符合无产阶级道德准则的正义性，文艺制度路径的阶级斗争就是要勇敢地揭露资产阶级文化专制、文化腐朽的真相，文艺斗争的正义性在于有利于工农革命的继续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开放发展。但是，斗争的重点并不在于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观念上，而在于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体现出党的文艺宣传政策服务于党的阶级斗争立场的文艺治理逻辑。
2.文艺会议显示制度政策运行的科学调查机制
文艺发展的制度性要求与迎接文艺发展的制度准备不足之间的矛盾，往往是许多国家在文艺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制度建构的难题。中国文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复杂的文化变革，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空泛的政策管控和借助 “文化特务” 打击迫害进步文艺人士，推行独断专行的文艺制度，并不能真正发挥文艺实践对政党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功能。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则通过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与 “革命工作者广泛的社会调查” 相结合，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上，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党的各级会议开诚布公的讨论，形成文艺政策的科学调查机制，具有极强的文艺实践指向。例如，在国民党当局利用抗战相持阶段的战略间隙加紧封锁延安时，为深入了解边区大众的生存状态，深刻把握延安革命走向，毛泽东在1940年4月写成《农村调查》一文，指出必须真实了解延安各界的实际情况才能夺得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客观上指导并形成政策出台的调查法。[27]789为 “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27]789，1941年5月《解放日报》发表《施政纲领——到群众中去》，以各领域的大量的调查报告为党的会议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基于这一科学调查机制，文艺领域也是经过充分调研、激烈的会议讨论和广泛的艺术实践，才最终形成适宜公开发布、广泛宣传的文艺政策。延安时期文艺领域召开的标志性文艺政策会议是1942年5月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是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第二个重要节点，标志着《讲话》 “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如何到群众中去”[28]172的贡献，它引领延安文艺政策及其宣传制度建设走向成熟，形成了以文艺会议为路径、以领袖《讲话》为内容的文艺政策出台机制。作为会前重要的文艺调研，担任过鲁艺编审委员会主任的李伯钊于1941年8月撰写了具有文艺制度认知意义的长篇报告《敌后文艺运动概况》，着重分析了敌后文艺制度的组织形式及实践效果。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亲自征询李伯钊对文艺的意见，还向丁玲、艾青、萧军和萧三等诸多文艺家征求意见，与鲁艺师生广泛交流；
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有来自不同社团组织的一百多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且争论十分激烈， “像一场思想争论的课堂”[29]40。会后历经1年多时间的讨论和文艺实践，中共中央宣传部才以文件形式下发以《讲话》为政策内容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1943年11月）。《讲话》确立为党的文艺政策的过程表明，延安文艺领域形成了 “会前干部调研—会上领袖讲话—会后多方讨论—群众文艺实践—机关发布政策” 的制度政策建设路径。
“由于这个逻辑基轴的确立，讲话就迅速集中在文艺创作论的领域里渐次展开”[30]221，《白毛女》《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一大批文艺作品涌现， “文艺下乡” 成为一种全新的延安文艺秩序， “赵树理方向” 成为愿意 “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 的作家所追求的文艺方向。
3.政策路径构建大众文化发展的文艺宣传制度
从苏区文艺到延安文艺，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建构的逻辑之一必然是通过文艺宣传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争夺文化领导权。在国共两党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国民党以高高在上的悬空态度进行的宣传只是针对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不能形成权威的理论话语从而开展针对劳苦大众的宣传，因而也不可能通过有效的组织路径落实到宣传对象。相反，以针对国统区的宣传斗争为基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为先进的理论指导，广泛开展面向人民大众的文艺运动，进而在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中保障人民大众的文艺权力。例如，1939年1月国民党确立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 的方针，实施《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因应这一斗争时局，毛泽东1940年1月在 “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 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新民主主义文化领导权。国统区的张涤非、陈安仁和叶青等重操 “三民主义” 下 “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 的立场，发表大量文章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围攻。[31]1942年5月延安召开 “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文艺要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服务于参加延安革命的工农兵。此后，不仅张道潘以国统区 “官方立场” 针锋相对地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反对以文艺开展阶级斗争；
蒋介石更是出版《中国之命运》（1943年），掩人耳目地以宣扬中华民族 “固有的德性” 而着力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和周恩来等在《解放日报》发表大量文章，批判《中国之命运》是极端愚民的法西斯专制主义[32]53；
同时，鲁艺师生通过《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等系列文章和文艺实践，拥护《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延安文艺实践的政策权威地位，也体现出延安文艺积极书写反映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新内容。在这一舆论斗争中国民党当局宣扬 “纯艺术” 观，将 “国民精神动员” 故伎重演，借中华民族 “固有的德性” 绑架民义，但并没有获得大众认同；
《讲话》则以对中国文艺的根本问题即文艺的方向问题的明确、系统的回答，获得延安各界的一致拥护。以作为执行延安文艺政策最重要的文艺教育机构鲁艺为例，《讲话》发表前鲁艺实行文艺水准的 “关门提高” 的办学理念，美术教学以西洋画为临摹样式，戏剧教学以古典大戏为范本，文学教育以苏俄作品为经典，不重视边区工农革命故事，也没有形成区别于国统区高校的鲁艺办学特色。遵循《讲话》为办学思想，鲁艺师生的《白毛女》《夫妻识字》等大批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艺走向人民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这表明政策路径的延安文艺制度建构以社会文化正义逻辑为基础，是延安时期一般文化制度整体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共双方为争夺制度合法性的斗争下参与现代中国文化治理之制度逻辑的必然构成。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制度体系建设与文艺治理能力提升的角度看，延安文艺制度在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为党的文艺工作遵循，对文艺评价制度路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延安文艺制度建构也体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为延安文艺制度指导思想的逻辑必然性。虽然学术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成果斐然，尤其是对《讲话》的政策生成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梳理，然而这些研究着重分析延安文艺政策成因和形成过程，未能从政治共同体逻辑发展的视角对延安文艺评价制度路径进行纵横统揽的梳理。这里所谓政治共同体是指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共识，在意识形态领域建构民族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价值整体。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意识形态批评，延安文艺领域的政治共同体建构是文艺批评的制度逻辑揭示所必经的学理要求。
1.政治共同体在延安文艺整风中的逻辑贯彻
1935年12月的 “瓦窑堡会议” 正式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党的策略方针，从此革命的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延安文艺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为扩大共同体建设，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 “善于吸收知识分子” 是延安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33]46在党的文艺组织关怀下，丁玲、周扬、艾思奇、周立波和何其芳等为追求进步纷纷奔赴延安。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多达4万余人，与成仿吾、冯雪峰和李伯钊等从中央苏区到达延安的文艺队伍汇合，萧军任《文艺日报》主编，艾青任《诗刊》主编，舒群任《解放日报》文艺版主编，逐步形成延安文艺期刊管理队伍；
出版发行了60多种报刊，形成70多个文艺社团，参与创建陕北公学、鲁艺、 “文抗” “延安青艺” “边区文协” 等文艺组织，着力运行 “部队文艺” “中央文委” “边区文委” 等文艺管理系统。虽然延安文艺总体组织规模壮大而制度轮廓日渐清晰，文艺斗争、宣传如火如荼，但是其文艺制度内部的组织机制却变得繁缛交叠，现实批判、文化抗日和国共纷争等思想更是纷繁复杂；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形态对延安文艺的指导地位却不够突出，而且党的政治共同体建设在文艺领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早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具体化，也就是在每一项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具体工作中都要体现出 “中国的特性” ，必须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 马克思主义，已经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651直到为筹备党的七大召开而形成团结统一的思想权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共同体建构才成为文艺领域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在1941—1944年整风期间，延安文艺界集中学习、研讨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作为延安整风在文艺制度建设方面的成果之一，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凝聚师生共识而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该著开创性地将毛泽东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并行编排，不仅彰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出延安文艺制度遵循《讲话》的路线，维护了党的政治共同体的逻辑演进。这为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地位，进而为在文艺领域高举毛泽东人民文艺思想旗帜形成了空前团结的政治共同体氛围。
2.文艺论争体现制度演化方式的意识形态批评
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重要目标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因此延安文艺领域维护党的政治共同体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批评路径建构的指导思想。张闻天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进一步提出要以 “民族化” “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组织建设[34]453；
毛泽东也在党的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论新阶段》（1938年）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民族形式” 是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具有 “新鲜活泼” “喜闻乐见” 的特点。[1]651这些通过党的重要会议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度性地成为文艺领域维护党的政治共同体的重要任务。
对于文艺领域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民族形式” 要表现为中国文化的形式，这样的民族形式要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同时，毛泽东称赞鲁迅为中国文化的 “旗手” “革命的主将”[33]44，并肯定鲁迅的文艺方向就是 “民族形式” 的文艺方向[33]52。文艺领域率先响应毛泽东提出的 “民族形式” 论，刘白羽《关于旧形式的二三意见》、周扬《我们的态度》等文章提出积极利用旧形式的观点，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等文章提出利用旧形式的规律创新民族文艺，后来陈伯达、冼星海、萧三、艾青、沙丁、茅盾和王实味等也都广泛参与 “民族形式” 的讨论。延安文艺界的这些讨论没有自觉意识到 “民族形式” 问题是文艺领域维护党的政治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批评问题，但是国统区的胡风、向林冰等对民族形式的论争却 “烘托着” 毛起俊、叶青等国统区反动 “健将” 发表的同题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 “毛泽东主义” ，是 “中国的农民主义” 。[35]1941年至1942年，延安的理论家张如心、和培元等纷纷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等文章驳斥叶青，指出 “毛泽东主义” 是 “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36]，以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共同体的核心地位。经过不同方式的论争，延安文艺积极维护毛泽东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品格，符合党的政治共同体的建构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避免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教条化理解，也成为延安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要理论遵循。
3.批评路径构建人民文艺立场的文艺评价制度
延安文艺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护政治共同体逻辑下的意识形态批评，深刻地体现出共同体的政治性对文艺实践的路径规范，决定着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要求的文艺实践方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参与文艺实践并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文章和书信，不仅显示出文艺评价制度的 “高规格” 运行方式，也形塑了延安文艺评价制度中 “领导高层” 评价主体的意识形态权威形象。延安文艺批评实践不仅显示出文艺制度的批评路径建构，也显示出文艺领域对毛泽东人民文艺思想权威地位的认同与维护。1941年7月，周扬与罗烽、艾青和萧军等人围绕 “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问题进行了一次文艺论争。《解放日报》刊登了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文艺月报》刊登了艾青、萧军等人共同署名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双方针锋相对地展开文艺人民性的论辩。1942年2月后，《解放日报》在文艺副刊发表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质疑边区文化现实的杂文，延安文艺界围绕杂文的时代功能展开激烈争论，不时出现 “越界” 攻击的情况。作为对这些文艺批评文章刊出路径的制度矫正，《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停刊而代之以不定期刊出的 “文艺栏” ，同时延安文艺制度也面临亟待解决的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批评应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客观上成为文艺批评标准的制度回应。以政治标准检验文艺是否有利于 “同心同德” 的共同体建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否辩证统一，检验批评动机和文艺评价效果是否辩证统一，及时完善文艺制度评价路径的批评标准构建，确立人民文艺思想的政治内涵，这些均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政治共同体意义。当然，尽管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制度建设的重要路径，政治化的文艺批评给文艺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37]15。在延安文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构建政治共同体之时，国统区国民党当局却竭力抢占战后中国政治的领导权地位。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且以中国领袖的身份参加开罗会议，意图造成国民党才是代表中国参与战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的唯一合法代表；
国统区反动文人也据此而错误地认为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国际国内复杂的舆论氛围对延安革命的政治共同体建构造成极大的挑战，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树立自己的思想权威与国统区蒋介石一派对立抗衡。对此，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成为延安社会高度维护的思想权威和政治共同体核心，从而表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延安文艺领域必须维护的共同体思想。这是延安文艺制度建构的又一个重大节点，体现出延安文艺制度谱系建构的文化正义逻辑、文艺治理逻辑和政治共同体逻辑多重交叠而合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为新中国文艺制度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近年来我国学界的制度学研究兴起，在撰写文艺制度史的大氛围中文艺制度通史的 “大历史” 研究呼之欲出。然而无论是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史研究，或是千年中国文艺制度通史的撰写，制度史的贯通性问题也随之凸显。因此，本文回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文艺制度构建，梳理和总结3条逻辑交叠的制度路径如何合力形成符合党的文艺观的文艺制度经验，以期为学界进行文艺制度史的贯通性研究凸显延安文艺制度的制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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