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燕，王曰美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新时代，为了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等2035年远景目标[1]，我们需要解决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2]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其思想中蕴含着诸如仁爱及物、取之有度、天人合一等生态思想，对于解决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建设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全球性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突出。2021年10月11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中指出：“人类为针对自然的自杀性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正以惊人速度增加。”[3]知名学者乔清举亦言：“环境恶化、物种灭绝、气候变异等人为灾害成为时时刻刻威胁人类生存的达摩克利斯剑。”[4](P1)显然，上述关于当前生态问题的精准阐述，不仅揭示出生态问题的全球性，更昭示着生态问题的严峻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5]
(一)生物多样性丧失
“生物多样性”反映的是自然界中生态系统、遗传(基因)以及物种的丰富程度，其中“生态系统”主要由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生态环境等两大因素构成。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记载：“1970年至2016年间，全球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平均下降了68%。”[6]同样地，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森林面积在1990年至2020年损失了178万平方千米；
约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灭绝。”[7]结合上述数据可知：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不注重保护自然，必然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不容乐观。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国家，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系列成果：“过去10年，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居全球首位。长时间、大规模治理沙化、荒漠化，有效保护修复湿地，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前列。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8]然而，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需明白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仍需我们持续用力，久久用功。以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长江为例，2021年9月26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长江生命力报告》显示：“大量废污水不达标排放，土地利用方式不科学，江湖水域及岸线开发、梯级水库群建设和鱼类资源过度捕捞等人类活动，使长江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功能严重退化的河流之一。”[9]被誉为“鱼类基因宝库”的长江流域，近几十年来，“61种淡水鱼类受到威胁，其中极危5种，濒危36种，易危20种。流域水库群的建设和江湖阻隔等使得‘四大家鱼’的自然种群急剧缩小，补充群体更是连年下降；
江湖阻隔、水体污染、过度捕捞等使得湖泊鱼类数已下降到30～50种，导致湖泊中一半的鱼类消失”[9]。也就是说，对社会经济、人们生活等作出巨大贡献的长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我们仍需进一步强化对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保护。
(二)土地与草原荒漠化
荒漠化是指在气候、人为等因素作用下，土地、草场等自然资源表现出退化现象。据统计，荒漠化威胁着“全球三分之二国家和地区、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10]。截至2020年的数据显示：“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10]值得注意的是，土地荒漠化面积正“以每年5万～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持续扩大[10]。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10]。当前中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007万公顷”[10]。以我国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新疆为例，截至2019年，“全疆存在约107.06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面积，约占新疆总面积的64.31%”[11]。除土地荒漠化之外，草原也出现荒漠化现象，以我国草原面积最大的内蒙古为例，内蒙古“全区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国土面积的62.5%，草原退化、沙化、盐渍化面积达61.2%”[12]。土地与草原的荒漠化不仅反映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存在不合理因素，更破坏了优美的生态环境，妨碍了美好生活与美丽中国的建设，我们亟须改善我国土地、草原日益荒漠化的现象。
(三)全球性气候变暖
2021年8月4日，《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正式发布。据该书记载：
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1850年至1900年平均值)高出1.2 ℃，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三个最暖年份之一。1951年至2020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上升速率为0.26 ℃/10年，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0.15 ℃/10年)。[13]
2021年8月9日，IPCC第六次评估的首份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正式发布，该报告开篇即指明当前全球气候现状：21世纪前20年全球地表温度为0.99[0.84～1.10]℃，高于1850—1900年；
近十年来，全球地表温度为1.09[0.95～1.20]℃，也高于1850—1900年[14]。
显而易见，上述两份报告均明确地向我们透露出同一则信息：全球气温呈现升高状态，全球性气候正在持续变暖。除真实数据外，冰川融化也是气候变暖的显著特征。据报道，北极格陵兰岛“冰盖正在大面积融化，眼下每天融冰大约80亿吨，相当于往年夏季融冰速度的两倍”[15]；
南极松岛冰川“在过去的20年里，松岛冰川流入海里的冰量已经超过万亿吨，相当于全球海平面上升了3毫米”[16]；
中国“喜马拉雅山脉及青藏高原东南部受印度季风影响，呈现强烈冰川萎缩，其特点是冰川末端强烈退缩、冰川面积急剧缩小、冰川物质平衡呈强烈负平衡”[17]。系列的冰川融化现象，反映的正是全球性气候变暖的生态现状。
伴随气候变暖而来的是极端的天气。以强降水为例，2021年8月9日，IPCC第六次首份报告指明强降水与全球温升的关系：未来全球每增温1 ℃，极端日降水事件的强度将增强7%，区域强降水几乎与全球温升幅度呈线性关系[18]。以中国为例，近两年我国降水量显著上升。2020年，中国各地区“降水极端性强，南方梅雨季时间和降雨量打破1961年来历史纪录，华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偏多，华南地区阶段性强降水突出，8月西南西北东北等地降水量也偏多，总体呈现异常状态”[19]；
2021年夏季，我国河南省遭遇极端性强降雨，该省省会城市郑州7月20日24小时内降雨量高达624.1毫米，一天降雨量已超过2019年郑州市全年降雨量。全球气候变暖鲜明反映出：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为人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有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共荣。
孔子上承其生前的两千多年文化，下启其逝后的两千多年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奠基者和传承者，孔子在承继前人生态保护观念的基础上，开创出一套丰富而又系统的生态思想，主要包括仁爱及物的生态基本理念、取之有度的生态实践原则、天人合一的生态最终旨归等三个方面。
(一)仁爱及物的生态基本理念
就仁爱及物的生态基本理念而言，其承继着商汤狩猎时爱护动物的理念，并将之诉诸“仁”的实用理性之上。“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0](P276)，朱熹注释道：“洪氏曰：‘孔子少贫贱，为养与祭，或不得已而钓弋，如猎较是也。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也。’”[21](P99)从朱熹的注释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点信息：一是在钓鱼和猎较两件事上，孔子是迫于生存和祭祀不得已而为之；
二是竭泽而渔、射弋宿鸟是孔子所不为的。透过两则信息，我们感受到的是孔子浓郁的生命关怀，孔子思虑的是鱼类的繁衍生息、鸟类的哺育后代，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满足自身的利益。这恰恰与商汤对动物的爱护理念相一致。
在孔子那里，对动物之爱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成为一种道德情感，而且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活动成为一种实践原则。对于动物的射猎，孔子采取的是“中庸”的行为方式，决不刻意破坏或干扰物种的生存与繁衍。这是孔子之“仁”的外推与扩展，表明仅仅是“爱人”并不能囊括“仁”的全部内涵。关于该点，汤因比先生曾形象地用同心圆作喻，认为孔子之“仁”是“以自己为圆心，随着向外扩展，爱则逐渐减少。……但从爱的范围来看，是普遍性的”[22](P426)。可见，孔子之“仁”是自亲始，最先表现为爱亲人，其次才是爱四海之内的众人，最后广推至天地间具有生命的万事万物。也就是说，孔子之“仁”虽具有等差性，但孔子钓鱼和射弋时谨慎的、适度的外在行为，仍然可以发觉出孔子保护动物，尊重生命的生态智慧。
(二)取之有度的生态实践原则
就取之有度的生态实践原则而言，这与夏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3](P31)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孔子取之有度的生态实践原则，实则在夏朝就有相类似的规定。孔子不仅注重“时”，而且对“人之所欲”有着客观、清晰的认识。孔子肯定物质利益是人之所需，承认人人都有追求物质财富和地位的欲望，但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看到人的欲望的同时，还主张对人的欲望进行合理的限制。这直接涉及以何为限度的问题，孔子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0](P147)“君子以义为质”[20](P629)。换言之，孔子已明确将“义”确定为个体行为的准绳。这就牵涉到另外一则问题：如何达“义”或合“宜”。对于这一问题地处理，孔子自身是将“用中”作为解决的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0](P332)，“叩其两端”是孔子解答弟子门人及其他人疑问、困惑时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用中”。除此之外，孔子还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0](P326)，此即不主观揣测、不固执己见，做到不偏不倚，“四毋”的核心也是“用中”。因而，“用中”方能达“义”或合“宜”。
将“用中”具体到生态思想领域，即为秉持“用中”之方从自然界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孔子家语》载有一则实例：“丘闻之，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
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
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其邑。……遂还，息于邹，作《槃琴》以哀之。”[24](P215)孔子听闻如果一国之内有剖胎残害小动物、竭泽而渔以及捅破鸟巢、打破鸟卵等戕害动物的行为出现，那么麒麟、蛟龙和凤凰等预示祥瑞的动物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国家。此虽为孔子听闻，但因为上述行为不仅残害动物，而且严重影响鱼类、鸟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的繁衍生息，孔子不忍于此，故作《槃琴》来传达对动物的哀悼。自然生物是可取的、可为人所用的，孔子希望人们采取“用中”方法，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合理地开发，从而使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不再是毫无底线、过分偏激的，而是不偏不倚地践行取之有度的生态实践原则。如此方能维护生态平衡，实现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
(三)天人合一的生态最终旨归
就天人合一的生态最终旨归而言，从生态视域出发，“天人合一”一方面意味着人应认识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人仅仅将自然界视为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而应遵循自然的特性，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谐共荣。
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出发，具有主体性的人是生命的主体。远古社会时期，人与自然处于物我混同的状态；
夏商之时，商王“对每天发生以及要去处理的大小事件都要征问上帝和祖先神的意见、看法”[25](P103)，无事不占卜、无事不听从“神”的意志；
殷周之际，天命观中的“敬德保民”思想闪烁着主体意识的萌发；
春秋战国之时，面对“杀人盈野”的现实危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道德的实践中彰显人的主体意识。孔子认为，虽“天生德于予”[20](P273)，“天”即自然界，创生万事万物，天禀赋于人“三达德”——知、仁、勇。然而，“天”将自身所具有的德性下贯到万事万物，下贯到每一具体存在，德性便存在于每一事物、每一具体存在。如此，天的德性便成为人内在所饱含的品德，品德的修养只能依靠人自身。此即孔子所认识并加以承认的——人的主体性，即“主体意识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认识”[26](P415)。作为主体的人，可以遵循自身的意志、目的，进行弘道、履仁，正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0](P48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0](P636)“我欲仁，斯仁至矣”[20](P278)。
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天”和“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周易·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27](P157)《周易·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7](P160)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相互对应、相互统一、相互联系，这不仅是一种“同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28](P114)此即说明：人的价值与天、地并存，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不可进行拆分。虽然孔子认为自然界创生万事万物，但自然界已不再是“至上神”，不再是“绝对的权威”，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同时，在自然这个生命体中，所有的存在互相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孔子同样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体。
总之，孔子既继承古已有之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又立足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既祖述前朝，又有通过自身体察的新创；
既缘于仁爱之心，又饱含对天之德——“生”的赞叹，从而形成了系统且丰富的生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相比，我国林草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仍然突出，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29]“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长远的。我坚信，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30]中华五千年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华民族精神的母体，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为解决当下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发和现实启迪。
(一)尊重生命，关怀生命
《论语·乡党》中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故事记录：一日，孔子与弟子子路出游于山涧，山谷间的野雉受惊飞向天空，回翔审视一番后又群聚在一处。孔子见状赞叹道：“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0](P435)子路听闻孔子赞美野雉之后向野雉投食，野雉再三辨认不敢食而飞去。孔子何以知道野雉为母雉？子路为何要投食？前者离不开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对雉鸟的观察，后者则表现了子路欣闻孔子对雉鸟的赞叹后，深受启发，通过投喂粮食的方式来传达其自身对野雉的尊重与关爱。前者表明孔子在平时对动物的态度：不是将人凌驾于动物之上，而是内心生发的关照动物、尊重动物，并通过观察动物来增长自身的见识。后者阐明孔子对雉鸟知“时”能够深处山涧以自在生活的赞叹，对子路产生了深刻影响。孔子一生虽主张积极入仕，但出现“邦无道、危邦、乱邦”等情形时，孔子的态度则为“隐、不入、不居”等。这体现了孔子的“经”与“权”，对于能够因时而避隐山谷的雉鸟之赞叹，并未违背孔子积极入仕的初心，而是与孔子“无道则隐”的主张相符。因而，子路投食以表达尊敬与关怀。
面对上文提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生态现实危机，尊重与保护始终应为我们所秉持的重要原则。大自然的一切生物都有其不可替代性，每一个生物的生命都不容忽视。对美好生活的建设而言，即要认识到草木禽兽是鲜活的，是饱含生机的，我们应当怀有仁爱之心，对自然界的草木禽兽等投入关心，尊重与关怀他们的生命。
首先，动物是有生命的。食肉是人之常情，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滥杀动物的缘由，一味地追求满足自身的口舌之欲，而干扰甚或是破坏动物的生存与繁衍。当前我国长江流域淡水鱼类的急剧减少，与人们为了自身利益，采用电网和密网捕鱼的做法不无关系。面对已经响起生态警报的长江淡水鱼，我们应当心存敬畏与尊重，饱含关心与爱护，不断追求自我欲求和动物生存、繁衍的平衡。其次，植物是有生命的。它们不仅是构成自然的生命体，还对景观的优美、环境的清幽起着重要的作用。诚如蒙培元所言：“植物给人类以美好的享受，使人感受到生活之美，自然之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28](P157)森林植被覆盖率的降低、土地和草原的荒漠化，不仅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而且破坏了环境的优美度，降低了人民精神上的满足感。当下，想要挥发植物“美”的作用，使人们享受大自然之美，使人们获得精神美感，就需要人们用仁爱之心去保护植被树木，使其生机盎然，而不应以自身行为对植被树木妄加破坏，久而久之，受到阳光、雨露滋养的植被树木就会生长茂盛，使得自然万物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节约资源，绿色发展
当弟子冉雍向孔子询问法令所禁止的行为时，孔子回答：“果实不时，不粥于市；
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
鸟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凡执此禁以齐众者，不赦过也。”[24](P26)法令禁止贩卖尚未成熟的果实、未成材的树木、幼小的鸟兽鱼鳖，假使民众触犯禁令，不会赦免他们的罪过。当然，这并不代表孔子不赞成动植物的买卖，相反，孔子认为“中时、中伐、中杀”的树木鸟兽可以于集市售卖。这是秉持“用中”的方法从自然界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是对动植物的取之有度，亦是对节约资源以实现绿色发展、持续发展。对于不中时、不中伐、不中杀动植物的售卖，揭示着人们急功近利的滥开发行径，久而久之，日积月累，必会致使生态系统的失衡与自然资源的枯竭。
面对当下以土地与草原为首的自然资源的荒漠化，节约资源以寻求绿色发展应为我们减少此类生态危机的重要手段。建设美好生活，也必须抓好自然资源这个源头活水，“大力节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31](P45)，从而使自然资源成为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源源不断的活力、动力来源。无论何时，经济的发展都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前提和代价，无底线地、掠夺式地攫取自然资源，只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甚或是枯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竭泽而渔，最后必然是什么鱼也没有了。”[31](P45)
首先，我们在思想上意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思想上树立对自然资源的节约意识，思想的重视才能激发行动的热情。其次，我们要做到知行合一。当下，我们缺少的不是“思想家”，而是“行动家”，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不付诸实践，往往不会对现实生态危机的减缓产生任何作用。唯有践行“用中”的生态实践原则，节约自然资源，如此方能实现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守住耕地红线，守住青青草原，进而实现绿色发展，促使自然资源良性循环，擦亮美好生活底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的主旨讲话中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32]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共荣
“天人合一”视域下，美好生活的理想状态应为人与自然双向互动，人与自然双重价值得以实现。这一状态下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创造性得以承认，人可以依靠自身的主体性，发挥主体力量，能动地认识自然，或将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动植物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成为人所用之物，通过人的主观力量实现“自在之物”到“为我之物”的转变，从而体现人的主体价值，满足人的目的与需要。同时，具有主体性的人并非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这个生命体，所有的存在互相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
人类社会活动早期，受数量、能力、活动空间等制约的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力可谓微乎其微。自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人口增长速度，还是人的能力，甚或是交通的便捷程度，都远远超过农业社会时期。一方面，城市化、工业化持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另一方面森林、土地、矿物、草原等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日益增加，最终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当然，事物的产生往往有多种因素引发，但毋庸置疑的是，人类活动应为全球性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因素。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口的增加、能力的增强不仅促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提升了人类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凸显了人的主体性，而且改造了自然环境。全球气候变暖是自然环境变化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人与自然无法和谐共生的显著例子。全球气候变暖降低了环境的适居度，加剧了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如冰川的融化不仅会导致冰川的消失，而且会影响赖冰川以生存的生物的消亡。
因此，对于美好生活的建设而言，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输出，或单向的索取，而是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双向联系。一方面，要承认人的主体价值，将人的需要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也要在实现人的需要的实践中，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全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进而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正如当孔子询问弟子们的志趣时，发出了“吾与点也”的赞叹。究其何由使孔子发出赞同曾点的志向？细则之，我们会探寻到：曾点愿意在暮春时节，穿着春天的衣服，陪着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童子，通过“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方式，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无限魅力。曾点的志趣与孔子志趣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正如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20](P237)这不仅是知者、仁者热爱大自然的真实写照，还体现知者、仁者同自然和谐相处，进而从自然中汲取快乐的合一境界，更展示了美好生活建设所孜孜追求的理想境界。
对人的生存而言，物质资料固然不可或缺，但在物质文明日益丰富的新时代，人们关注的不仅是经济建设，更关心生物种类丰富度、环境优美度、气温适宜度等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硬性指标。诚然，良好的生态系统与优美的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的显著特征，更是美好生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
“人民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民”[32]，为了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等2035年远景目标[1]，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新的需求，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生物种类减少、土地与草原荒漠化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这些生态问题不仅威胁着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相处，更关乎着民生福祉。
美好生活是尊重生命、关怀生命的生活；
美好生活也是节约资源、绿色发展的生活；
美好生活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共荣的生活。历经数千多年历史长河的涤荡，孔子创立仁爱及物、取之有度、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它不仅为解决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提供了实践之方，更对建设美好生活，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思想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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