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依云
2022年最热的3个月，张默从上海“逃”到了广州。他在非洲人聚居的淘金路、海鲜批发市场密集的一德路，还有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游牧”了两三周，最终选择在最具历史风情的老城区西关一带“定居”。
在那里，每天早上和傍晚，张默会穿着拖鞋在附近闲逛，寻找那些被丢弃的椅子，它们大多缺了腿或者已经散架。幸运的时候，张默一天能收获两三把。用有创造力的方式修复这些“流浪椅子”，是他在为期3个月的名为“看见最初500米”的Mapping工作坊中要完成的工作。
张默最满意的就是在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展出的那把椅子。那是一个原本只剩下三条腿的实木小圆凳，按照可用性、可识别性、可追溯性三大修复原则，张默用红色的金属材料赋予了它第四条腿。
木匠，是张默在参展介绍中给自己定义的头衔，也是他最喜欢的身份。而在此之前，他还有个在外界看来更光鲜的头衔—大厂运营总监。
2019年年底从互联网公司裸辞后，张默筹备了数月的出国留学计划也因新冠疫情戛然而止，“整个人突然泄了气”。在上海夏季的雨天里躺了两周之后，他索性捡起了多年前的执念，决定去东阳学木工，那时他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一名历史建筑修复工作者。
在东阳的9个月，张默觉得自己变得舒展了。他意外发现人的感官原来如此敏锐，他开始能尝出新鲜蔬菜的不同风味，也能听到诗和散文里常常描绘的松涛声。
在东阳，停一下
东阳技术学校坐落于东阳东部的一座半山腰上，远离市中心，植被茂盛，空气清新。
2020年8月去参观了一次后，张默就决定要在这里学木工。一个月后，他开着车从上海来到东阳，交了9800元的学杂费，开启了木工学习的旅程。
木工培训是东阳技术学校的一个校企合作项目，面向社会人员招生，但张默只见过两个学生。与学校的日常教学不同，木工培训采用传统师徒制，没有固定的课程安排，学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从易到难的10个作品，在实际操作中打磨技术。和其他课程安排不同，这里没有固定的课时安排，每天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十点间，学生可以随时到教室操作。
学习从最基础的手工工具的使用开始。首先是锯子，接着是凿刀和刨子。其中，刨子是张默觉得最難驾驭的工具，由于平推刨子时无法直接看到木材和刀刃接触的部位，只能通过感受两者接触的微小力反馈来判断。“必须练到形成肌肉记忆，达到心手眼合一的状态。”张默说。
01在东阳学木工期间，张默做的木质小物。（采访对象供图）
枯燥的反复练习并没有持续太久。学木工的第七天，张默就开始制作自己的第一件作品，四天后，一个燕尾榫结构的小凳子从他手里诞生了。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使得张默在看到成品的那一刻被价值感和成就感包围了。直到现在，这个凳子还在他家的厨房里放着。
有了基本的木工技能后，很多想法从张默的脑子里冒出来，他不再一板一眼地按照师傅的规定制作物品。师傅要求做一个小板凳，他却做了一个更大的凳子；
学完一种工艺后本该学习新工艺并开始做下一个物件，他却中途停下，用已经学会的工艺去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有一次，师傅让张默做一个凳子，但已经做了好几个凳子的张默决定用同样的工艺做一张桌子。他还加上了自己的设计，让两条桌腿反向穿过桌面，再用一块与桌面平行的木条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能挂东西的置物架。后来，张默又在上面加了一排灯，“最后的效果还挺超现实的。”张默对这张桌子很满意。
做木工的过程让张默感到治愈，一旦开始做木工，张默就会全身心地沉浸进去，忘记时间的流逝，常常不知不觉就做到了晚上十点。“做一个东西可能时间很长、动作很重复，但它很容易让我进入心流状态，让我的心安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想了很多，也可能什么都没想。”这是他在过去的城市生活中极少有的体验。
周末，张默就开着车到只有8公里外的横店或是与东阳相邻的义乌逛一逛。相比东阳，义乌的商场和电影院更多，还有逛不完的小商品城。那时候，张默每天要发四五条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
张默的朋友阿秋记得，去学木工之后，张默就成了好友群里话最多的人，他和朋友们讲做木工的神奇之处，感叹东阳如何如何好，分享在当地拍的照片，号召大家去东阳玩，整个人明显快乐了许多。
02 在东阳学木工期间，张默做的木质小物。（采访对象供图）
03 一张不按套路走的桌子。（采访对象供图）
非常偶尔地，张默也会有失神和茫然的时刻。有时周末晚上看到上海的朋友们在酒吧喝酒，他会产生一瞬间的向往。但那个短暂的瞬间过后，他又清楚地意识到那不是真正的快乐，只是城市生活中一个宣泄的出口。有时看到某个朋友获得了一份高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他也会忍不住想，自己学完木工之后要做些什么。
“虽然在东阳待得挺开心，但总归会有这样的时刻，让你不得不去思考，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张默说。
不愿放下的执念
刚开始学木工时，许多朋友问张默，你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阿秋最开始也不理解，“学半年木工，你的职业生涯怎么办？”在她的眼里，张默选择去东阳学木工就像是那些去寺庙修行的年轻人一样，想要短暂逃离城市生活。
在学校，那些普通的中职学生也对张默感到好奇：是公司派你来学木工的吗？你学木工有钱拿吗？在他们的认知里，来职校学技术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张默放弃的生活正是他们想追求的。
“我就是单纯的喜欢。”张默向每个好奇的人坦诚，但这个答案许多人始终不相信。
想要做木工的想法在他学生时期就已埋下。因为从小喜欢做手工，高一那年，张默冒出了想去学木工的念头，结果被妈妈训了一顿，他没有过多地坚持，第二天就继续乖乖上学。大学暑假时，张默也曾想过去学木工，但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而作罢。
2016年结束第一份工作后，张默在家里待了一个月，陷入找工作的焦虑之中。他从网上买了一些简易的木工材料包，自己在家挖小木勺，一挖就是七八个小时。这是张默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木工，也是在那时他发现做木工能让焦虑的自己安定下来。“有的人喜欢做饭，有的人觉得做运动解压，对我而言做木工最让我放 松。”
去学木工之前，张默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一家旅游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总监。那份工作无论职级还是薪酬都比身边的同龄人要高，但在进入公司后的一年里，张默都不太自在。
通勤的距离首先加速了张默对工作的厌倦，从家到公司要转三趟地铁，到站后距公司还有约两公里。而在拥有数千名员工的公司里，即使已经是“总监”级别，张默依然觉得自己像是一颗螺丝钉。创新的想法面前，是诸多限制和繁杂的流程，互联网公司的“内卷”氛围也让他感到压抑。
回忆起来，阿秋发现自己对张默那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印象很模糊。每每聚会时问起，张默只是用“无聊”“没什么好说的”匆匆带过。后来阿秋自己也进了互联网公司，才理解了那种表面风光、冷暖自知的感觉。
01 被拆解的椅子零部件。（采访对象供图）
2019年年底，公司计划将张默所在的项目拆分出来成立独立公司，并明确提出要实行“996”，同时员工降薪，张默因此选择了离职。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划—申请去纽约大学学习交互媒体艺术。
不过，疫情的暴发打乱了原有的计划。有一阵子正逢上海连绵的阴雨天，张默在床上躺了两周，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他开始思考自己还有什么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情—木工，这个自高中以来的执念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知道张默从小就对木工感兴趣之后，阿秋完全可以理解他的选择了，在她眼里，张默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总是充满热情，并且愿意深入钻研。有一次，张默无意中提及自己想研究迪士尼的旅游叙事，中文系毕业的阿秋便把自己专业的文学理论书《叙事学》借给了他。等到张默再把书还回来的时候，书上已经被画得斑斑驳驳，到处都是他的笔记。“这本书被他彻底毁掉了。”阿秋开玩笑道。
从景观设计专业毕业之后的10年里，张默前后换过五六份工作，每一次都是基于他当下兴趣的选择。
2013年，正值互联网创业热潮，即将毕业的张默对编程产生了兴趣。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他自己贷款一万多元报名了一所全日制编程学校，高强度学习了半年，然后和同学回老家开始创业。两个人，五台电脑，捣鼓出了好几个网站和App，尽管最后没能挣到钱。
02 张默用金属材料重新勾勒了“第四条腿”。（采访对象供图）
后来，张默做过一阵子旅游景区设计相关的工作，这是他在景观设计领域中唯一感兴趣的分支。2017年，张默又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概念产生了好奇，便跳槽去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担任策划人。他很享受这几份工作，做旅游设计时他常常有机会出差探索各地未开发的风景区，而传媒公司的工作让他可以快速高效地接触自己知识体系外的信息。
选择进入旅游互联网公司时，张默原本也是对负责的项目有兴趣—把技术硬件产品应用到旅游景区中，这和他此前涉足的领域不谋而合，但工作的氛围和压力逐漸让他疲惫。
张默形容自己是一个容易改变原有路径的人，“有的人可能会舍不得已经得到的东西，但我不会，不管在原来的路径上积累了多深，如果出现了我更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
免于洪流
在东阳学木工的时候，张默没怎么考虑过之后的职业道路，他甚至还“不靠谱”地想过，学完木工之后再去景德镇待一阵，学学陶瓷制作。
有一些工作机会找到张默，其中唯一让他心动的是一所高校的行政岗位，原因是可以拥有寒暑假，但他最终还是觉得工作与自己的追求相左。直到2021年年初，一个朋友从朋友圈注意到张默对木工感兴趣，便邀请他来从事历史建筑修复的工作，这恰恰符合张默对理想工作的某种想象—希望自己的工作成果存在的时间比自己的生命要长。
“在互联网公司，你可能用了一周的时间做了一个活不过一晚的PPT，你就会很怀疑自己到底在用时间和生命换取什么东西。”张默说。
2021年过完春节，张默回到上海开始了这份新工作。上海有数千座历史建筑，经过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些建筑往往需要加固结构、完善防水设施，或是修复开裂的墙面、地面、天花板等，一座建筑的修缮时间有长有短，通常在一年左 右。
张默负责的工作偏向管理和研究，包括前期撰写施工组织设计方案、针对性地研究某种修复工艺并形成研究报告、制作材料小样、记录修缮过程和工艺等。在实际工作中，张默也需要解决一些琐碎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保护施工者和历史遗留的木地板的前提下修缮14米高的天花板。
相比之前按部就班的大厂工作，新工作更加自由和灵活。尽管如此，张默发现自己还是很难获得真正的安定。周围在互联网工作的朋友们忙忙碌碌的生活有时让张默忍不住反思：我挣得是不是太少了？上海的消费氛围无形中也增加了许多压力，除了压马路之外，似乎不管做什么都要花钱。这种氛围让张默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需要钱，做任何事情都要先考虑它的经济效益。“像是一种洪流，会把你卷进去，不让你停下脚步。”
尝试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后，张默觉得工作本身最大的价值在于给人提供了一个社会身份。“如果不工作，那么我在社会中如何定义我自己，我在社会中的位置是什么，这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惑。”
阿秋觉得这样的张默才是真实的，他会有摁不住自己欲望的时刻，在发现无欲无求是个假命题的时候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时候都很沉稳，但偶尔会突然怀疑一下自己。”阿秋这样评价他。
从广州带回的陶陶居黄花梨木椅已经被拆解开，但始终没时间修复。
压力太大时，张默会回到东阳的学校走走，一年去两三次，“好像变成了定期复诊”。在上海的公司里，张默也开辟了一间自己的木工房，里面放着做木工的工具器械，还有一些个人作品。但自从回到上海之后，张默就很少有时间来木工房做东西了，有时他想做做木工，却总有很多其他事分散了精力。
去年，张默把在广州捡到的一把陶陶居的黄花梨木椅子带回了上海，但直到现在，他也没能开始修复这把椅子。而在东阳和广州时，他只需要两三天就能“出货”。“还是需要一段很长的不被打扰的时间和氛围，才可能让你沉下心来好好做东西。”张默怀念那段心无旁骛的日子。
面对已经生活了十几年的上海，张默开始觉得这个城市失去了新鲜感。刚开始做建筑修复的工作时，张默需要按时到静安寺附近的工地上班。他常常会在常熟路地铁站下车，每天换一条路线步行到静安寺。有时，看到路上一些营业至深夜的餐厅门前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残局，他会想象前一天晚上人们是如何在这里狂欢，给自己制造一些新鲜感。
为了重拾出门的动力，張默还在家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每当他想起一些想要去的地方、想做的事，就立刻记录下来。然而，这张清单从年初开始记录到现在，他也只完成了其中的三四项。
不过，最近大半年，张默找到了一些平衡的方式。在建筑修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开始探索相关的文创产品和研学体验。本职工作之外，他也在尝试参与一些展览和工作坊。受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启示，张默非常警惕自己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变得固步自封。多接触建筑修复之外的人和事，把自己的一部分剥离出来，是他找到的一个解决方案。“任何系统到最后都会封闭，但人是自由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阿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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