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福德·德隆：美国财政部前副助理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对于未来的看法，乐观主义者认识到，我们仍有可能避免陷入美国的第二次镀金时代。
在镀金时代，生产能力从为民众提供必需品和便利，转而被用于在寻求地位和其他无价值行为领域的过度开支。继承得来的财富往往发挥着主要作用，往往被用于阻止和延迟任何可能颠覆现状的改变。
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一致认为，摆脱镀金时代将促使解决阻碍人类进步的其他问题变得更加容易。它可以削弱那些从环境污染和民主破坏中获益的社会力量。不平等将无法继续阻碍市场经济发挥其找到众包解决方案的能力。
什么是乐观主义？美国曾于19世纪末最终摆脱了首次镀金时代，那是因为它接受了移民、專业知识和共同利益——这是随后的美国世纪的基础。
一是移民问题。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外国出生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不亚于现在，这令人深感忧虑。但这种忧虑所助长的不仅是人们要求“关闭边境”，它还为促成移民及其子女融入美国社会的政策提供了助力。这意味着为阶层上移创造实实在在的途径，借助美国的基本神话来吸纳新移民（尤其美国是移民国家）。
二是专业知识。20世纪初，许多精英就充分理解镀金时代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足够好的社会。虽然共和党是富人的天然大本营，但那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却拥有足够的远见，理解有必要控制“大财阀犯罪”。同样，“钢铁巨头”、卡耐基钢铁公司创始人安德鲁·卡内基也拥有足够的远见，理解私人财富代表着公众信任，他明白“带着如此巨额财富死去的人是可耻的”这一道理。而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也拥有足够的眼光，理解美国政府的任务是协助在整个经济中传播设计、管理和组织知识。
这些大人物都明白：哪怕是最个人主义的社会也需要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团结。法国政治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指出，“正确理解美国人自我利益”的基础，是我们自身的繁荣有赖于确保拥有独立和繁荣的邻居。此外，集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让所有人意识到良好社会的脆弱性。当时，鲜有人为了能分到更多政治和经济蛋糕去冒险通过将制度和规范推向崩溃的边缘而危及其自身利益。
一言以蔽之，所有人都认识到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就连美国的富人也并未从镀金时代极高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中获益。
悲观人士认为，这次历史不太可能重演，今天的共和党人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就连像威拉德·米特·罗姆尼这样的温和派贵族，也未摆脱将47%的美国同胞描述为自愿受害者，“相信自己有权获得医保、食物和住房等一切福利”。他在竞选2012年总统时表示，“我的任务不是担心那些人。我将永远无法说服他们，他们理应承担起关注自己生活的责任。”
今天，罗姆尼的同僚们往往更为激进，谴责从“唤起暴民”、将我们“出卖给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到强制接种疫苗（即“现代隔离制度”），以及教育美国人，尽管他们的国家可能非常伟大但却并非事事都好。这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激进派需求的虚张声势。回想2021年，共和党曾就是否保留众议员利兹·切尼的众院共和党会议主席职务进行过无记名投票，当时有145名议员投票赞成，仅有61人表示反对。同样，17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推进美国总统乔·拜登的2021年基础设施计划，而众议院共和党人则仅以149票对71票的优势支持拜登和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谈判所达成的债务限额协议。
摆脱上一次镀金时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期。摆脱第二次镀金时代的道路也会十分漫长，但有理由相信它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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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Syndicate，2023，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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