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既是一个内在关联的有机整体，也是中国共产党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方法论总结经验教训、开辟未来的光辉典范。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方法论对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内在关联展开研究，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就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澄清模糊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指引，有助于我们更为透彻地洞悉“历史决议”所内蕴的思想伟力与时代价值，也能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树立正确党史观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关键词］实事求是；
历史决议；
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李福凌：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经典之作，也是指导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的纲领性文献。三个“历史决议”各有侧重，其中前两个“历史决议”对一定时期内党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其结论至今仍然适用。“第三个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三个“历史决议”的内在本质是相通且相承的，都将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贯穿始终。当前，学界对三个“历史决议”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聚焦“历史决议”的核心议题、叙事逻辑、内容框架以及意义阐释等方面。因此，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切入，以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为中心展开研究。
所谓方法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法的理论。方法论有不同的层次，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方法论既不是以人的某种或某类活动为研究对象，也不是以人在某种或某类活动中的方法为研究对象，而是以人在特定领域活动中所采用的方法的规律性为研究对象。党在制定这三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尽管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所解决的重大问题、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均有差异，但都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论述和结论上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在叙事话语和篇幅布局方面存在明显的继承和发展性。由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对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他在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明确了实事求是就是探寻事物的内部规律。而党的百余年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便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由此，就三个“历史决议”而言，它们都毫不动摇地继承和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制胜法宝。
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诞生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方法指导密不可分，其成文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客观史实、深入调查研究、把握发展规律、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政治决议，也是一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为迎接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是统一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为迎接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和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诞生于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诚然，这三篇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纲领性文献的出台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在充分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动员党内外力量、认真考察调研，反复修改论证后最终成文的全党智慧结晶。质言之，三个“历史决议”的诞生是党深刻洞悉时代任务之需要、顺应国家进步之需要、凝聚社会共识之需要以至明确肩负使命之需要，因时因地因事而做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纲领决策。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一切事业兴衰成败的生命线，是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思想性质和特点表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确保党始终能科学地领导各项工作、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和国家事业进步的重要法宝。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独特品格。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质予以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当自己的理论用以指导实践时，应当“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还强调：“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马克思在晚年时期对于这一问题有过更加深入的思考，他在给时任荷兰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纽文胡斯的信中就即将召开的社会主义大会做了评论，认为“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这一观点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亦得到了体现，即迫切地需要解决当时阻碍全党思想统一和避免实践过程中受到错误倾向影响等重大问题，彻底澄清党的历史。“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而过去所犯的错误，恰恰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当列宁系统地学习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后，逐步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创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重要性，于是，他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行动的指南”，进而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从而真正实现了将理论联系实际融入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之中的构想，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是党取得百余年奋斗重大成就的基本遵循。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涵盖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体现了党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不断践行与探索。在“第一个历史决议”诞生之前，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就进行过深刻阐释，明确将“理论”界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实际”定义为“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在这里，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从哲学高度上予以考虑的。1941年，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的学风和作风，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随后，毛泽东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作风提高到党风的高度，统一全党思想以凝聚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纠正党内外存在的各类认识偏差，党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改革开放之初，正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国际的一系列风险挑战，习近平更加注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结合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坚持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治国理政的法宝，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论断，拓展和丰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边界外延。
最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充分表明，“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一方面，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马克思并未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做出详尽且明确的规定，而是反复强调要立足实际。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实践才是将感性的经验加工上升为理性的认识的关键，才能真正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原创，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均没有先例可循。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理论并最终依靠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无疑是由于掌握了实事求是的精髓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中国革命能够成功，正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发展真理。习近平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可以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与“第二个历史决议”对革命规律的探索总结是十分透彻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而言，全党深刻认识到这方面的经验仍然存在不足，故而强调要“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道路，诸多创新成果“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因此，对于真理的探索永远不能故步自封，必须时刻以实践为根本，不断拓展真理的边界。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永无止境。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二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以“历史决议”为典范的党的重要文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是指导党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文本载体。习近平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要堅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方法论的生动例证，是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实践检验的时代确证，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以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权威佐证。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由一连串的事件连缀而成的，其中的重大事件不仅事关党的前途命运，甚至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第一，要以实事求是方法为统领，将重大事件置于特定的历史范畴中予以考察，多维考辨去伪求真。列宁指出，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要把党史上的重大事件置于相应的历史范畴中进行讨论。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当时基于党的实践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只有将重大事件同促使其产生的真正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才能把握其历史动因，进而揭示其本质。三个“历史决议”的出台，恰恰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明确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非常高超的处理艺术水平。每一个“历史决议”都有所指，都对应着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明确了特定的历史范围，都能将重大事件囊括其中并串联起来。尤其是在前两个“历史决议”中对党史上出现的错误都能通过准确、客观评价来统一全党思想，从而在克服其消极影响的基础上更好开创未来。因此，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为统领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才能不断发掘其本身所蕴含的宝贵经验，从而达到去伪存真以凝练智慧的目的。第二，善以实事求是方法为工具，将重大事件结合特定的标准尺度予以衡量，条分缕析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本身所蕴含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特质，决定了面对党史中的重大事件要始终秉持发展的观点。对此，列宁指出：“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事件的依据，应当是群众和各阶级的整个运动，而不是个别人和小集团的情绪。”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言，对其评价的标准往往不以当时的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当代人们情感的好恶为评判依据和标准，而应以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作用和对历史进步的贡献为标准尺度。在对重大事件进行衡量的过程中，如何摒弃“意志”“情绪”等干扰因素而时刻保持清醒的认知，是否善于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便显得尤为重要。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出台表明，善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才能在廓清困扰和束缚党的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消除历史上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同时，更好地凝聚共识，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更好地迎接新的时代赋予党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必然要善于利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分析论证，而方法的使用必须遵循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和尺度，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完整、准确、清晰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演进的脉络和逻辑，才能确保今后党和国家事业在有据可依的前提下不断推进。第三，能以实事求是方法为指导，将重大事件的运行机理予以熟谙，融会贯通把握规律。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社会有规律的发展的外在表征。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形成于实践，对重大事件的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把握。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于重大事件的认识与评价就不会停留于仅凭个人好恶的浅层，而是能够提升到战略的、历史的高度去整体认识、宏观分析重大事件在党史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能够透过重大事件产生的“偶然现象”分析其运行机理，最终把握住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基于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指导形成的三个“历史决议”文本，在凝聚全党智慧和共识的同时，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运行机理进行了透彻分析，尤其是针对重大事件的正确方面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发展。例如，“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指出，党的六大后，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质言之，如果不能正确分析重大事件的运行机理，不能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为指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这些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问题解决好。
其次，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实现了党的事业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党史上的重要会议窥见其蕴含的动员、宣传等政治功能。党的重要会议在对党的纲领章程、路线方针政策、理论创新、工作安排以及组织机构发展完善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因而，对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会议而言，其在历经历史考验和实践检验后，无疑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且宝贵的政治资源。因而，只有通过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来深刻认识党的重要会议召开的前因后果，方能更好地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第一，在历史定位中明确党的重要会议的时代主题。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使命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开创未来，但是因为具体背景和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这是由各个“历史决议”产生的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重要会议主题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为指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重要会议主题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指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告诫全体党员在胜利面前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重要会议主题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指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党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所做部署均从我国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进入新时代，党的重要会议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指向。党的十八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在这一时期通过党的重要会议得到展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新时代以来党的重要会议的会议精神融会吸收，对党的历史所做的总结和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第二，在道路定向中明确党的重要会议的发展逻辑。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而理论创新的成果往往正是定型和脱胎于党的重要会议。例如，毛泽东思想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智慧结晶，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同样是经过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的不断总结后才逐步成形并日益丰富的，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通过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党史上的重要会议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是循序渐进的，其发展逻辑是一以贯之的。聚焦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進行的总结，每个“历史决议”都对某一历史时期的党的重要会议进行了科学评判和经验总结，在辨析中明确了路线问题，其前后连贯，自有发展着的逻辑作为支撑。而每个重要会议总是与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事件相关联，这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是一以贯之的。因此，依据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百年党史所划分的四个历史时期，可以明确党的重大会议在总结经验中，逐渐生成并发展出了一条探索中国道路的清晰逻辑线索，其对于党更好地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彰显党的高度自信与自觉，深化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大有裨益。
最后，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由此，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的评价，应当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要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公正全面地进行评价。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对建党以来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前党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回顾，对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进行了全面纠正，并剖析了党内产生“左”倾路线错误的原因与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和社会性质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活动的现实密切关联。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做的《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在这里毛泽东着重强调，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也点明了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不应将错误只归结为个人问题，而应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并指出改正的方法。“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如果将错误只归咎到个人身上并只对个人展开批判，而不对产生错误的历史环境和条件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讨论，就毫无意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为原则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纠正了“左”倾、右倾两方面错误的观点。“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了科学客观的评价，“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对自身的失误和错误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又能对正确的东西予以坚持，从而将党的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并总结成为党的宝贵财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还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评价。“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的提出是建立在新时代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基础上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方法论的历史确证和必然结果。
三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澄清模糊认识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是贯彻唯物史观这一科学方法的典范。实践证明，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党的百余年历史，树立正确党史观。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新的历史和实践也深刻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彻底否定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妄图颠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化问题意识，通过“历史决议”更好推动全社会深入贯彻理解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真正具备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并对其进行批判的能力。
首先，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总是根据其现实需要不断产生新的变种，但其假借学术研究或依靠各种伪装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意图从未改变。由此，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敢于斗争、主动出击、直击要害。第一，要从哲学深度理解透彻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本质。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同传统唯心史观相比其逻辑是颠倒的，这是因为传统唯心史观从历史起源出发解释历史，而历史虚无主义却以历史结果为起点。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而言，其所有的论证都是在预设的前提之下演绎的结果，通过解构的方式将历史过程分解为破碎的历史片段，再通过社会意识选择性地进行历史逻辑的筛选与组合，从而得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结论，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支持。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本质所呈现的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认识和诠释历史的过程中采取片面、静止和孤立的观点，随意割裂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还片面地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认为思维决定存在，以主观主义的手法否定社会历史领域的存在规律，仅凭个人主观意志来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它刻意模糊历史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脱离历史产生的语境和背景来解读历史。这种方法论从根本上与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相悖。列宁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作为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诞生的三个“历史决议”，在秉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路线的同时，对历史虚无主义唯心史观的克服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尤其是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在评价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决以事实为依据，经过全党详尽的论证分析，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答。因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唯心主义，而辨识唯心主义首先要深化理论素养。第二，要从政治高度上重点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制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对立问题，习近平强调：“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对事关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都应有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危害巨大的政治思潮，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无孔不入，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不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扭曲人民群众的历史观，不断腐蚀人民群众对自己创造的历史的正确认知。鉴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我们必须从政治高度上予以重视并对其影响进行全面消除。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对党的历史进行阐释，务求科学、完整、准确地理解党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第三，要从各个领域系统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颠覆演变手段。历史虚无主义惯用细节代替整体、支流代替主流、现象代替本质的手段有针对性地“裁剪”“改造”历史，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历史虚无主义往往通过编造和歪曲历史、丑化领袖和先进人物、美化反面人物等手段，以达到所谓“重构”“贬损”“抹黑”党的历史的目的。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培养民众对西方的盲目崇拜；
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错误和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无限夸大，以实现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通过这些活动，搞乱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从而达到瓦解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互为表里、彼此相通。因此，要在各個领域系统地批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直击历史虚无主义颠覆演变的本质，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党从正本清源入手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思想文化领域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发展。”
其次，要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揭穿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上，党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形成的三个“历史决议”恰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统一人民思想和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制胜法宝。第一，要用好“历史决议”文本，切实加强对全党和全体人民的思想引导，保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果。生动的现实总是建立在厚重的历史基础之上，对历史的否定无疑等同于对现实的否定。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是凝聚全党智慧的成果，并最终以文本为载体将思想的精粹加以展示。因而用好“历史决议”文本这个理论富矿以挖掘党贯彻实事求是方法论的演进线索，更能深化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认同和政治认同。通过对三个“历史决议”文本的比较和使用，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能更为直观地感受实事求是方法论在指导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强大生命力。前两个“历史决议”聚焦党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第三个历史决议”则从更为宏观的视野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三个“历史决议”文本，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重大成就、理论创新、奋斗历程都进行了明确阐释，贯通过去、现在、未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第二，要学好“历史决议”思维，始终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理论辨析，树立正确党史观，洞悉掌握“三大历史规律”。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因而，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就是要科学把握历史，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历史，在学习“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培养和锻炼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树立正确党史观。正如邓小平所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待党的历史，“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第五、六、七三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历史经验和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展现了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有树立正确党史观，洞悉把握“三大历史规律”，才能始终坚定道路自信，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第三，要练好“历史决议”本领，持续增强历史主动性，勇于克服新时代赶考之路上的挑战与阻碍。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诞生的，对未来工作的开展给出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认识达成一致，增强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条件。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着重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厘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更好地推动党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立足新时代的具体国情、世情、党情和民情，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党未来的奋斗目标做出了战略安排。“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前进过程中，必须认真吸收“历史决议”中的思想精髓，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以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切实提升本领，从而在面对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和新目标的挑战时，能够确保在把握历史大势的同时主动出击。
最后，要澄清模糊认识。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第一，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表面上看只是理论修养水平不足，实质上仍然是理想信念的松懈和动摇。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深厚的理论素养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必须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来保持头脑的清醒，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把握重大历史问题，进而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释放的迷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明辨是非，培养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坚持以正确的党史观为指导，对党史上的重大历史问题，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证研究，以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逐一击破历史虚无主义所呈现的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第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在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时，必须保证人民始终在场。只有这样，历史的发展轨迹才不会脱离群众。对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所明确的错误和教训，应当阐明正是因为人民群众在成就自己历史伟业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误，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人物也难免会犯错误，甚至会犯严重错误，这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面对错误，我们必须及时予以揭露和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并给出改正错误的方式方法。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便是最好的例证。能够直面存在的错误与问题并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精神。客观评价党和人民在前进中出现的错误，同历史虚无主义任意歪曲历史的做法有根本性不同。夸大这些错误，抹黑党和人民的历史，否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惯用手法和重要表现。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勾勒出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对存在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的重大历史问题也越辩越明。实践证明，总结历史是为了统一思想、开创未来，而不是纠结于历史旧账。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坚持把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与继续前行、开辟未来有机统一起来，把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与对未来的前瞻性擘画有机统一起来，是党史、新中国史、中华民族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科学认识三个“历史决议”，必将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和大历史观，有助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更好指引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结语
历史是发展着的历史，是实践中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中探究历史规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为视角，对党的三个“历史决议”进行剖析，从党的“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的正确总结和以“决议”融入党史教育的角度展开探索。党的“历史决议”之所以具有持久鲜活的生命力，既能准确总结历史经验，又能客观公正地评判重大问题、重要人物而不失偏颇，关键就在于能深刻贯彻和落实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行的，对于增进全党全体人民的智慧、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具有重要作用。
Exploration of Marxist Methodolog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on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of CPC
LI Fu-lingAbstract：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of CPC are connected entirety as well as an illustrious example of CPC learning lessons and opening up the future with Marxist methodology. To utilize the methodology to research on the inner connection of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we must insist starting from the facts， connecting theories with facts and examining and develop truth in practices. What"s more， we need to scientifically and correctly evaluate important events， congress and pers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Finally， we have to fight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 enhance guiding in ideology and clarify vague ideas. Insisting the guide of Marxist methodolog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ill help us know the powerful thoughts and value of the era of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more deeply and improve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practical awarenes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ct ideas on history of the party for CPC member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historical resolution; methodology; CPC
About the author：
LI Fu-ling，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Marxism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本文来源：http://www.triumph-cn.com/fanwendaquan/gongwenfanwen/2023/0916/1064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