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琼英，李金铭
（1.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科社教研部，安徽 合肥 230088；
2.安徽建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自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后，国内外学者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呈直线式上升趋势，基本公共服务自此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至今仍是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如图1。
会议同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并将服务理念渗透到各级政府的整个系统当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等，并着重强调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近年来党中央出台的多个文件都强调了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重要意义，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都明确提到需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扩大公共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角度，并逐步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改善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和文化水平，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做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
图1 1986-2022 年“基本公共服务”学术关注度
目前农村交通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机构、垃圾回收处理站点等都在陆续建立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已经基本进入正轨。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但由于国家和各地区财政能力有限、村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知差异以及农村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未完全达到理想状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基层干部是连接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的桥梁，亦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落实的一线工作人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得如何在于基层干部“穿针”的效果。“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现象仍存在于极个别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中，基层干部要走的“最后一公里”还未走完[1]。
因此，本文从基层干部角度出发，探寻影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具体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来改善农村整体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多与供给制度、供给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共同出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失衡、供需矛盾、供给效果低下及其影响因素是国内学者对公共服务供给研究的重点。本文将从供给问题及影响因素两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2.1 供给问题
农村居民急需并且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农村供给结构失衡的集中问题之一（刘绪晶，2011）[2]；
公共服务供给在开放、整合、协调程度上存在差异，自身也有分配不均的问题，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及性，要从供给的空间布局入手（李锦峰，2022）[3]；
尹境悦，马晓冬（2015）通过调查，分析数据得出江苏省的城乡各类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凸显，以在医疗卫生与文体服务设施上的差异表现最为明显[4]；
储勇，王浩伟（2019）运用DEA 和FDH 方法测量计算了2011—2016 年长江经济带四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滞后地区[5]。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在农村地区，供需失衡、城乡差距突出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2 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公共服务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大多数学者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标体系，通过DEA、熵值法、fQCA、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来测算各指标对研究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程度。
如Qiu Ting、刘幸林等（2019）运用DEA 方法和Tobit 模型分析中国西部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最终得出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优化等会对中国西部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产生影响，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效果[6]；
夏明赫（2020）运用DEA 模型对绥化市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等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7]；
唐建、郭金云（2020）通过对全国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进行定性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推动是必要条件、不同类型资源要素的投入是核心条件以及城乡帮扶是边缘条件，以上组合路径会对农村公共服务发展产生影响[8]。
二是从公共服务供给相关主体（基层村民和地方官员）的视角切入分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如王彦（2017）认为义务教育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在贫困县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一直存在，以及认为建立供给过程中的村民多元参与模式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度的可靠路径[9]；
李洪山等（2019）以方正国有林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得出：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落后和居民对于喜好和利益的表达机制不够健全会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出现问题[10]；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关测度主要包括政府提供和公众参与两种视角，供给的测度可进一步结合宏微观视角做进一步改进，并且可以更多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幸福感、非绝对贫困、市民化、生育等）（周静等，2022）[11]；
农民参与意识薄弱、 基层干部责任理念缺乏、公平问题显现、效率意识不强四个因素会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应该从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理念与职能的转变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三方面进行改善（钱勤英，2020）[12]，席世浩（2021）通过对2004-2017 年我国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倒U 形”关系[13]。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已经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对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从多方面的视角进行了阐释，但大多数都是集中于整体性、宏观性的研究，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投入、人口规模等，对于基层干部这一主体的研究明显薄弱。
因此，本文选择从基层干部的角度出发，通过结合问卷调查，论证基层干部的内在特性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的影响。
3.1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主要围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村民基本信息和基层干部因素三部分进行研究展开，采用非量表的方式探究基层干部因素是否会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基于以上分析及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具体包括以下3 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①公共服务供给情况；
②村民基本信息；
③基层干部情况。
3.2 数据来源
基层群众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者和监督者[14]，基层群众是基层干部工作的直接联系者和受益者，因此本研究将基层群众作为研究对象，以基层群众的认知来了解基层干部的日常工作表现。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对F 市R 乡的村民进行调查，通过网络和现场调查方法，共发放230 份问卷，剔除其中多题空答、重复回答、回答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210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7.6%。
如表1，在有效问卷中，男女调查人数接近1：1， 性别比率比较均衡；
年龄主要集中于31-60 岁的有106 人 （50.5%），符合目前农村中老年人留村较多的现状；
长期居住F 市的有174 人（82.9%），符合本研究的对样本数据的要求。
因此，问卷主要样本为31-60 岁长期居住F 市的村民， 这一样本人群更加了解乡村的变化以及基层干部工作的基本情况， 所答的问卷更具有真实性，所以获取的数据更具有可靠性。
表1 F 市R 乡乡村民基本信息
表2 线性回归结果（n=210）（1）
3.3 研究方法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要通过回归分析来判断各变量之间的是否存在线性关系，因此回归模型分析的应用十分广泛。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Y为定量数据， 这时需要对获取的样本数据运用SPSS23.0 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15]。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Y 表示因变量，β0为常数项，βi表示回归系数，Xi（i=1，2，3，...，n）表示自变量，n 表示自变量个数。
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现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分为基层干部的公平意识、办事效率、行事作风、政策落实情况、服务意识以及人际沟通能力。
4.1 参数检验
在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之前，需要通过异方差检验、 多重共线性检验等来判断各自变量间是否相互独立，以保证模型有意义、 拟合优度高等。
经过检验，各变量的DW 值为1.934，接近2，在合理范围内， 说明各自变量不存在系列相关；
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并且容差值均大于0.1，说明各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R2为0.397，调整的R2为0.376，说明因变量37.6%的变化与选取的自变量有关，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变化有37.6%的原因是由自变量所引起， 模型的拟合情况较好，适合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4.2 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分析中，统计量F 值为19.555，显著性P=0.000<0.05，说明模型通过了F 检验，自变量会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基层干部的公平意识、 办事效率和人际沟通能力的t 检验的Sig值分别为0.000、0.044 和0.002，说明这三个变量对因变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非常显著，最终可以得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方程，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0.3+基层干部公平意识*0.042+基层干部办事效率*0.126+基层干部人际沟通能力*0.067。
基层干部的政策落实情况、 服务意识以及行事作风t 检验的Sig 值分别为0.210、0.240和0.90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本研究中这三个变量对因变量不存在影响，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样本量不够大， 基层群众的文化水平有限，对于国家政策的了解程度有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偏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向F 市R 乡村民发放调查问卷。
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基层干部的视角下探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最终证明了基层干部的公平意识、办事效率以及人际沟通能力是影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关键因素，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农村公共服务资源具体分配过程中，基层干部是决策者和实施者，基层群众会对基层干部制定的分配方案、 分配结果等做出一系列反应，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公平感。基层群众对于基层政府政策落实的响应程度绝大部分是源于基层群众对于政策落实公平性的认可，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会引起基层群众与基层干部、甚至是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16]。
同时基层干部的办事效率亦会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重要影响，基层干部的办事效率越高，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落实便会越高效有序。由于缺乏完善的资源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乡镇工作环境相对较差、干部薪资待遇较低，导致基层干部队伍出现了力量薄弱、动力不强、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这些均会影响基层干部的办事效率，从而进一步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人际沟通能力是每个基层干部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 基层干部有较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增强基层群众对于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增进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的情感联系[17]，提升上行沟通的有效性，确保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好的落实下来。
由此可知，基层干部的公平意识越强、办事效率越高、人际沟通能力越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则越高。
因此，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 需要更加关注基层干部的公平意识、办事效率以及人际沟通能力，不断提升他们的履职能力。
5.2 研究展望
本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思路和解决路径。因此从基层干部视角来说，可以通过以下方面逐步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一是营造公平的组织氛围，推动基层干部的公共服务价值导向朝向“公平性”转变。
提高基层干部的服务意识，使基层干部自觉维护基层群众的利益需求和问题诉求，使广大基层群众都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机会均等化。二是提高基层干部的薪酬和政治待遇，加强各项技能的学习。
不断改善基层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解决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为其创造更多的上升渠道。
健全基层干部人才保障体系，建立常态化的职业培训机制，让基层干部能够掌握顺应新时代发展所需的各项专业技能。三是提高基层干部与各类群体的沟通能力。与基层群众进行有效沟通是基层干部履职尽责的基础，只有打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壁垒，切实了解基层群众的生活，才能发现基层群众的真实所需，与干部的沟通才有灵魂和血肉，基层工作才更真实而有意义[18]。
同时还要提高基层干部与上级部门以及本级各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能力，从而为资源的获得和使用提供有利的条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至少应在以下两方面继续推进。
在数据方面，本研究仅使用F 市R 乡村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随着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形成及城乡融合的推进，有必要从其他地区开展调查进一步分析验证。在其他影响因素方面，本文仅从基层干部层面入手，但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其他因素有很多，比如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政策、政府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到人口规模、群众参与等。
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拓宽思路，探寻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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