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铎
摘要：肇始于2008年的大同市城市改造与古城复建运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重重争议之中。支持者从城市规划、民生改善、经济转型和文化认同四个方面表达了对于城市改造的支持。而反对者则从原真性、集体记忆的破坏和使用乱象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十年过后，大同的复建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复建工程为当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实现了怎样的社会经济效益，得到了怎样的评价，未来古城如何获得新生，成为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分别从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角度出发， 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展开论述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大同的实际情况，重新看待大同古城复建工程的功过得失，探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和解”的方式与途径。
关键词：大同古城；
文化遗产；
复建；
原真性；
城市发展
一、问题提出
大同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自秦汉建立城邑，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两汉要塞、北魏京师、辽金京华、明清重镇，市区内保存着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在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因煤炭资源而兴的辉煌过后， 1990年代大同经济迅速滑落。历史文化遗存被新建道路、建筑割裂、孤立甚至完全拆除，或者淹没在现代建筑和车水马龙之中，在城市发展的压力下，文物保护不得不一退再退。大同似乎成为一座被时代所遗弃的城市。2008年，耿彦波就任大同市市长，开启了大刀阔斧式的城市改造运动，城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样招致了各种争议。那么，大同的改造和古城复建究竟是有益的尝试还是一场大规模的破坏？
大同古城的复建在学界引发了热议，相关研究数量不少。刘涛《试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更新与保护》阐述了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和管理的意义，结合大同的现实问题，探索大同保护与更新的道路[1]；
宋骞《大同名城复兴工程：走向何方？——争议中的大同古城改造》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介绍了改建工程的一些情况[2]；
李小瑞、赵敏《大同古城墙修复与保护研究》阐述了大同古城修复遵循“修旧如旧”原则[3]；
杨雪兰《大同古城的保护与修复》介绍了部分重点保护修复工程[4]；
任俊卿等《大同古城保护与规划》通过对大同古城的价值阐述，分析存在问题并进行规划[5]；
安大钧《大同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的探索》梳理了工程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基础条件等相关问题[6]。但大多数文献仅仅是对古城改造之前问题的叙述和规划，或是对改建工程的部分叙述，而对于当时存在的争议和问题少有提及。王军《“整体复建”重创后的古城复兴路径探索——以大同古城为例》提及了面临的现实问题[7]，但只是简单提出相关问题，并未深入进行探讨；
薛海霞《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原真性分析》的论述最触及核心，梳理了取得的成就与客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思考[8]。基于对原真性的理解，本文希望能提出不同的看法。
二、支持：当地社会公众的坚定支持
大同市的城市改造工程一度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2013年时任市委书记耿彦波调离时，上万大同群众自发集会挽留，究其原因，除了对于工程难以继续的担心之外，还有对大同城市改造工程所取得成绩的认可。
（一）清晰合理的城市规划
“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9]，以御河为分界，西边为古城，进行保护， 东边为新城，进行现代化建设。这样的城市发展策略与规划无疑是合理的，是可持续的，符合城市发展要求。这并不是大同市的首创，类似的方案几十年前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在“梁陈方案”中已经系统地提出，可惜并没有被北京所采纳。大同的规划实施后，一个现代化的新区在御河东岸初具规模， 基础设施完善，高楼林立；
而复建的大同古城矗立在西岸。城市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二）民生问题的有效改善
破败的城区、颠簸的道路、污染的居住环境、稀少的公共设施是原先大同市区给人的印象。在旧城區，城市改造前，基础设施建设的破旧更是超乎想象。因此，民生问题的改善是古城改建赢得当地民众口碑的关键。2008年城区新修道路8条，全长33千米，至2012年，这一数字是110千米[10]，新建成的道路质量优良，管线铺设一步到位，杜绝了修好再挖的尴尬。同时就是拆迁工程的进行，2008年拆迁2352户，新建安置房面积32 万平方米；
2009年拆迁6163户，安置面积82万平方米。古城内居住人口由2008年的10万余人、居住密度3.05万人/平方千米降至2015年7月的4.4万人、1.34万人/平方千米。此外，仅2008年全市绿化面积即达280万平方米，这是之前数年都难以完成的数量。现在的大同市区，道路系统四通八达；
新建设的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美术馆、体育馆陆续开放；
古城内开辟了城墙广场、名堂遗址公园、华严广场等居民休闲公共场所，城市面貌在十余年间得到很大的改善。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优化
大同是一座传统的资源型城市，计划经济时代以丰富优质的煤炭资源知名全国，同时也聚集了一大批制造业企业，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大同不得不面对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可谓是“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通过城市改造工程，大同也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经济转型。在整个工程开始之前，2007 年大同市GDP为490.85亿元，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7%、52.5%、41.8%，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
2013年，在改造工程如火如荼之际，耿彦波调离大同，当年的GDP为931.4亿元，三产比重分别为5.3%、44%、50.7%，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工程开展10年后的2017年，大同市GDP总量为1025.8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5.8%、36.5%、57.7%①，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大同的主导产业，大同开始从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向旅游文化城市、新能源城市转型（图1）。
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是旅游业。2007年大同共计接待游客933.3万人次，累计收入62.93亿元；
2013年共计接待游客2355.83万人次，累计收入201.1亿元；
2017年共计接待4048.45万人次，累计收入突破363亿元②。十年间大同的旅游收入增长了近6倍（图2）。
（四）居民文化认同和城市归属感
与城市进步相匹配的，是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上升。2013年之后，大同得以先后承办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和赛事③，都是城市改造带来的机会。“中国古都，天下大同”的口号被提出，古城成为城市的客厅，城市影响力上升，使市民对于城市有了更多的认同。可以说，大同古城改造工程在最初十年赢得了较多当地人的支持，当地居民对于耿彦波也颇多正面评价。
三、争议：学界的重重争议
大同的改造工程在当地得到了支持，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那么整个大同古城复建工程是否成功呢？对于文化遗产价值来说，并非用GDP和旅游收入等经济效益就可以衡量，整个工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可忽视。总的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于原真性的彻底践踏
“原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一词的翻译，“表示真的、而非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11]。原真性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外延扩大的历程，从《雅典宪章》到《奈良真实性文件》，从材料、技术的原真性扩大为信息来源的原真性。安大钧先生提出，《雅典宪章》的原真性更适合于西方石质建筑，不适于中国和东方的传统木构建筑，面对大同问题，《奈良真实性文件》应当更为适合大同的情况[12]，似乎为大同的复建工作找到了理论依据和合法性。但是回顾《奈良真实性文件》，主要是从保护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角度和尊重东方传统的角度出发，主要对应的是日本伊势神宫的情况，并非是为无限制的复建而辩护，这两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诚然，中国古代的确有重建传统，城墙毁了要重修，寺庙旧了要重塑金身，但这是实用功能性复建，城墙拥有军事功能，寺庙是当地人的信仰中心。中国古代并没有为了所谓的保护或旅游而复建的传统。雷峰塔、大報恩寺塔这种以新代旧的复建，在原真性方面实际也存在争议。从功能上说，大同模式是为了展示的复建、是为了政绩和旅游的复建。以《奈良真实性文件》作为大同复建的依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2015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对复建的规定格外谨慎。在第十条有关真实性的论述中提出“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不应重建；
文物古迹应原址保护”等要求[13]。第四十三条提出：不提倡原址重建的保护方式[14]。纵观大同的古城复建工作，首先其贯彻的“四原原则”从理论层面来说无法代替文物本体，这是无可争辩的。复建的建筑没有同时见证两个时代，不能充当连结两个时代的桥梁。如文庙、关帝庙、北魏明堂、魁星楼、太平楼、代王府等建筑，早已仅剩零星的单体建筑或地面建筑消失殆尽，却大规模地复建起了建筑群。耿彦波先生声称的“恢复至明清时代”像极了现代版杜克的风格式修复。其次，大同古城工程的修复质量存在问题。如因资金和工期导致的施工质量问题、取代城墙消失部分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打碎文物后的重建、晋北民居风格的丧失、文物的异地迁移、古城内大量真伪不明的仿古建筑，很多不可为的行为在大同古城复建工程里都广泛存在……最后出现了“千房一面，缺乏特色”的效果。作为文化遗产，大同古城的历史价值至少被打了一个大折扣。而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如果打了折扣，那么它的价值也就所剩无几了。业内评价认为，大同模式这种大规模复建是对于原真性的彻底践踏，说是“文物造假”毫不过分。
（二）对于集体记忆的彻底破坏
不论是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是博物馆工作，“以人为本”已经成为行业内共识。文化遗产保护归根结底最终的指向还是人。对于一座古城来说，古城中的文物和建筑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部分当是古城中的原住居民与原住居民的集体记忆，是古城的生活肌理与生活氛围，而不是空荡荡的城墙和被“置换”的原住居民。
改造前大同古城人口过多（超过10万），城内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卫生条件差，拥挤、肮脏、混乱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改造过后，目前城内人口数约4万多，大部分原住居民都搬迁至（城外）条件不错的安置房，城内环境大幅改善，四合院、里坊代替了拥挤的平房社区，看似效果不错，体现了“以人为本”，改善了民生问题。但事实是， 迁出的原住居民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搬入安置房， 安置房小区集中于市区南三环西延、御河西路等几个远离古城的位置；
第二是以市场价换取现金补偿。原住居民迁出却并没有回迁的可能性。目前古城内的居民看似依旧不少，但主要是以古城西北几个尚未搬迁的楼房小区居民为主，古城“新住民” 多以在古城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为主，早已没了当年原住居民的踪影，更何谈集体记忆。并非是迁出10万人回迁1万人，而是迁出了10万人，卖给另外1万人。夜晚，登上南城墙向城内望去，只有点点灯光。讽刺的是，2021年位于古城西北角的房地产项目“铂蓝五龙巷”四合院，售价已不知超出当时政府征地的补偿多少倍，不是原住居民可以承受得了的价格。原住居民的确改善了生活条件，但重塑了骨又换了血的大同古城，已经没有了从前的灵魂。集体记忆已经随着人的置换，烟消云散。
（三）古城活力不足与使用乱象
时至今日，大同古城的活力依旧不足。古城内鼓楼东西街门可罗雀，尽管古城内除华严寺外， 其余景点均已免费开放，但是对于游客的吸引能力依旧不足。古城内的临街店铺很多处于关闭状态， 开门的店铺也以饭店、客栈、茶叶等缺乏地方特色的商店为主。同时，对古城内场馆的使用也存在乱象，依旧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的模式。房地产项目“名堂里”不负责任的宣传实际上是为了将周围的商铺卖得更好；
在复建的“王府”里举办庙会也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在古城的核心区里引进一个北京的“潘家园”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大同难道就没有地方特色，需要引进一个外来的古玩市场来盘活古城？很显然，这不是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而是文化的异化和滥用。错误的文化传播还不如不去传播，这样的文化传承显然已经背离了保护的初衷。
四、和解：古城复兴之路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被错误地看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很多情况下，城市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则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的让步。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同古城改造中，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并非背道而驰，大同试图利用文化遗产来振兴经济，双方的目的一致：通过文化复兴经济，为古城注入新的活力。十年来大同的发展的确有目共睹，但是在古城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也的确触目惊心。双方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在争论大同古城工程的是与非。古城该不该改造，文物该不该保护的问题无须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处理”大同古城。十余年已经过去，一场激进、大刀阔斧式甚至是饱受诟病的改造已经完成，虽然渐进式的古城更新更为合理， 但再多的批评和争论已经无济于事。共同解决好古城活力不足、文化资源单一、集体记忆缺失、使用乱象等实际问题才是古城复兴之路。
（一）恪守原真性底线
由于复建，很多建筑被批判是原始“文物造假”，尤其是城墙复建广受质疑。改建后大同城墙的确并非完全消失了，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土坯遗存，但城门、角楼、箭楼、瓮城以及部分城墙确为复建建筑，使用了钢筋水泥结构也是实际情况。所以，对于现存的文物建筑、尚存的历史文化街区应严格保护，杜绝拆除、异地搬迁的情况继续发生。对于复建、重修的建筑应坚持可识别原则，明确标明为复建建筑，以防出现混淆和误读。对于尚未改造完成的区域，宜坚持渐进式、引导式的改造原则，由专家指导，鼓励民众参与，避免大拆大建。恪守原真性的底线，才能避免被冠以“假古董”的称呼。
（二）修补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文化遗产的灵魂，古城里的原住居民则是集体记忆的保证。应鼓励原住居民进行部分回迁，修补复原传统社区肌理，完善古城内基础生活设施，方便古城内居民基本生活，保存传统街区的生活气息，避免过度商业化。由政府组织、鼓励居民参与街区传统民俗活动，重新塑造集体记忆。使整个古城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生命体， 而非一个精心布置的摆设。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复建的大同古城更像是一座明代制式的城墙，但它却是现代的产物，将城墙掏空，作为公共文化空间，显然不可能是古代的做法。在这种模糊又似是而非的语境中，似乎不能简单地用文化遗产保护的眼光来评价和衡量。如果整个复建工程的目的并非是復原一个与以往一模一样的古城，而意在打造一个可以为地区经济注入活力的新地标，对于城市运营来说，真实的遗址和完形的复建只是一场“序幕”，用来满足观众对历史的好奇和“真实”的追寻，古城的作用被视为对于往日辉煌的怀古想象。站在这个视角，与其说是复建了文物，不如说依托古城遗址新建了一座试图焕醒城市活力、打造城市形象的地标。在工程已经完工的现实面前，也许可以搁置关于“拆真建假”的争议，基于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双赢的设想，讨论如何反思与和解。
五、结语
大同古城自2008年开始的这场城市改造运动，从开始就陷入重重争议之中。在时任市委书记耿彦波调离大同十年之际，大同的复建工程已经基本完成。本文分别从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角度出发， 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展开论述。支持者从城市规划、民生改善、经济转型和文化认同四个方面表达了对于城市改造的支持。而反对者则从原真性、集体记忆的破坏和使用乱象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在此基础上，结合大同的实际情况，重新看待大同改造工程的功过得失。除此之外，笔者作为一个大同本地人和这场城市改造运动的亲历者，也试图从自身视角探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和解”的方式与途径。
在大同古城的复建中，它被赋予了城市经营，地标式景观乃至城市经济的发展的意义，担负着一个城市的荣光与希望。历史的辉煌似乎比历史的沧桑更加重要，对于完形的想象是大众文化、消费经济旗帜下一个不可回避的“畅销品”和需求， 以观者为导向的休闲娱乐和视觉刺激在这场博弈当中占据了上风[15]。历史传统与现代需求在碰撞中完成了最终的妥协与和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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