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宇
组建自己的报童队伍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发行工作的封锁和迫害变本加厉。如何突破封锁，成为营业部发行课的紧迫问题。在此背景之下，发行课建议组织建设自己的报童队伍，经党报管委会批准后，即迅速着手此项工作。
据郑新如（或作郑心如）讲，组建的原则主要有四条：“一是少而精，由少到多；
二是从以往卖报的表现中去选择对象；
三是家庭贫苦，深受生活压迫、年龄小、可塑性大、易于接受革命教育的；
四是吸收后，在卖报实际工作中，不断留优去劣。”最早的一批报童，是从当时卖报的少年报贩中选择吸收的，也有地下党和进步朋友介绍的，主要还是报馆里的四川同志介绍来的一批农村青年。他们思想淳朴，能够吃苦耐劳，进报馆后，生活得到保障，没有“拉壮丁”的危险，更能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逐渐成为报馆报丁、报童的主力。
报童与报丁不同。报丁拿津贴，而报童是按卖报收入分成，每天卖完报，在发行课结算。报丁与干部都佩戴铁质长方形的《新华日报》证章，报童则佩戴写有自己姓名的布质胸章。报丁以送订户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主要任务，兼可零售报刊。报童则以叫卖报刊为主要任务，同时也给订户送报。随着工人和学生订户的迅速增加，部分报童逐步转为送报为主。
领导报童的是报馆发行课。发行课主任罗戈东，课里的章介、卢杰、左明德、胡国基、刘康、刘忠、郭枫等，都是报童的大哥大姐。发行课为健全组织，曾在城区先后选拔一些报童领班（即班长）。发行课的同志经常有计划地跟随报丁、报童一同送报、卖报，借以深入了解报童工作，以及发行工作的环境和条件，进而决定发行的方针、原则和方法。
新华报童之家
《新华日报》营业部初设西三街（一楼一底、砖木结构，购自《星渝日报》）。1939年11月，因日机轰炸，营业部被烧毁，遂搬至化龙桥正街188号《新华日报》总馆，后迁临江门若瑟堂1号楼（即钟楼）下。1940年9月，搬到民生路208号，重建营业部门市部（共四层），并于11月12日开门营业。
报童在《新华日报》的“家”，按刘兵、金祥明所说，主要分住两处：一是化龙桥虎头岩，一是民生路208号营业部，后来搬到纯阳洞和七星岗附近的星庐。罗戈东则有进一步的说明：第一批报童住在民生路营业部二楼，和干部一样，睡两层的木架床。当报童增加到二三十人时，报馆又在神仙洞租用一楼一底的民房一套，并在楼下安装一部对开平版印刷机，天不亮就把化龙桥交通送来的铅版上机印刷，报童从二楼下来，即可取报出发。报童发展到三四十人时，再搬至纯阳洞发行课，楼下房间便是报童的宿舍。因人多房少，木架床不得不改为三层。天井靠墙搭建的一片瓦房作为卷报房。
至于发行工作，初期曾建立化龙桥和城区两个本埠发行股。前者由左明德、章介等负责，后者由刘康、卢杰负责。外埠发行股及卷报房，则由郭枫负责管理。后又逐步在歌乐山和北碚分设发行站。其中，北碚发行站于1943年建站，1947年2月28日结束，共历四届主任，分别是顾造新、张茹辛、钟纪民和左明德。每天由巴县汽车公司，将所售《新华日报》和图书杂志从化龙桥载到北碚。歌乐山发行站则设在保育路1号附9号平房，1944年12月6日成立，1946年3月24日撤销，前后主任共两届，依次为卢杰和王匡时。
报童的队伍，从1941年初创建到1947年初《新华日报》被封，历时六年多。粗略统计，重庆市区、化龙桥郊区，以及歌乐山、北碚發行站的报童，共有百余人；
成都、昆明营业处另有数十人。
为萨空了和茅盾送报
报童的任务是送报、卖报、发展订户。《新华日报》在当时即以“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闻名。从化龙桥用脚踏车运出的报纸，不到清晨5点，就已送达营业部。如有重要内容刊出，则会提前至凌晨两三点出版。报童每天在报纸运到之前起床，“匆匆吃完早饭，便各自背上几百份报纸，奔向发行课分配的路段、街道、车站、码头”。据章介回忆，“无论是三夏酷暑还是严冬雨雪，报丁、报童每天都要负重一二十斤，往返四五十里”。
这里着重介绍的是报童为萨空了和茅盾送报的故事。
报人萨空了作为《新华日报》驻桂林特约通讯员，于1943年5月17日被中统拘捕。1944年6月6日，移送到北碚，囚禁在名为“重庆战时青年训导总团”的五云山集中营内，至1945年6月26日方重获自由。其间，曾读到报童黄光武送进去的《新华日报》，并请小黄给北碚分销处主任钟纪民带回一封信。在《两年的政治犯生活》（重版时更名为《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一书中，他对新华报童有过详述：“我很清楚地知道有一个在兴隆场上卖《新华日报》的小童，由于他卖报非常努力，最后竟招致了‘自行朱迹的结果”。“兴隆场距重庆相当远，距最近的公路线也有十余华里，过去看报一直是要看隔夜报的。突然《新华日报》可以当天送到场上了，于是全兴隆场看报的人都改了看《新华日报》”。“经过了一两个月”，训导团当局“迁怒于那个《新华日报》的报童”。报童“被特务抓去”，但很快，“一个新的卖《新华日报》的报童，又出现在兴隆场上”。因萨空了“在研究室曾公开订有一份《新华日报》”，当新报童来送时，就和他商量，改送在垭口的一个小杂货店。
1942年12月至1946年3月16日，茅盾曾居于嘉陵江南岸的唐家沱新村天津路1号。此地距市中心约30华里，每天有两班轮船进城，当天可往返。作为《新华日报》的读者，茅盾的报纸每天由报童小唐派送。1945年7月6日，《新华日报》出其不意，以副刊的形式，刊发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之政治报告）》的全文。当天，小唐适患重感冒，发着高烧，遂由胡师爷请了副滑竿抬着，一路指点小李送报。《报童的故事》中写道：
今天，茅盾夫人（即孔德沚）接报一看标题，高兴地像孩子般蹦跳起来，马上叫茅盾同志下楼。同时，她把小唐、小李都拉进屋里来，又是倒水擦汗，又是斟茶端糖。看到小唐烧得差点昏迷的模样，她很心疼，定要留两个小伙伴在家歇宿。茅盾同志捧着报纸，两手连连抖动，他对《论联合政府》的见报很兴奋，激情地赞叹道：“盼呀，盼了多少年，终于问世了，你了不起呀，照耀时代的灯塔！”又对小唐说：“小同志，感谢你给我送来了光明。你这样不辞辛劳，为革命奔波，忠于职守，真是当代少年的楷模！明天，我要写信给你们的潘梓年社长，为你请功！”
引文中的“小唐”，应是虚拟。据关荣福的回忆，从1944年秋开始，即由其负责给茅盾和载英中学校长何鲁送报。1945年9月，关荣福调北碚发行站后，又曾负责送报给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洪深。
此外，昆明营业处的报童段一芳，亦为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王了一（王力）、林薮、冯友兰、费孝通等送过报。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和原重庆《大公报》经理王文彬，曾对原《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石西民说：“我那时天天都能看到《新华日报》，可是至今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送来的报纸，你们的报童真是了不起！”
对报童的关怀和教育
报童队伍组建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华日报馆即从政治上、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多由报馆合作社负责）全面关心其成长。原南方局宣传部秘书许涤新曾说：“《新华日报》的这一批小战士——报童，就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教育之下迅速地成长起来的。”《新华日报》的报童经常遭到国民党警、宪、特的殴打、扣押。周恩来一旦接获消息，就立即展开斗争，多次给国民党警备司令或谈判代表张冲打电话，交涉放人。
党的关怀不仅表现在嘘寒问暖、探伤慰勉上，还体现在对报童的教育方面。很多报童文化低，旧习染重，生活散漫，流动性大，尤需加强教育。据罗戈东回忆，对报童的教育主要采用三种办法：一是在日常斗争中帮助他们总结个别斗争经验，一定时期再作系统的总结，开展反封锁斗争；
二是组织日常的政治、文化学习，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培养良好品质，克服缺点；
三是进行健康的业余文娱活动（如设“康乐部”等），改变不良习惯。并且努力把三者互相结合起来。
报丁、报童白天工作，每周在营业部上两三个晚上的时事政治、业务、文化课，以及接受反特斗争的教育。1983年3月6日，田伯萍在为《报童的故事》所作《序言》中提到：报社总经理熊瑾玎，社长潘梓年，总编辑章汉夫、熊复，营业部主任于刚、副主任彭少彭，理论家胡绳，作家刘白羽，记者邵子南，编辑郑之东、李亚群、张子英，以及营业部的罗戈东、钟纪民、左明德、卢杰等，都先后给报童上过课，不仅如此，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领导同志给报社人员作报告时，报童们同样参加。
一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约见客人，正值报童在三楼上文化课。周恩来站在门外，静听发行课同志讲课，直至客人到达。事后，周恩来肯定了选用报纸上的浅显短文作为教材的办法，同时指出要用报童亲身的经历来教育他们，这样才容易懂，记得牢。
同类事例不一而足。王维舟对报童、報丁除鼓励、表扬外，还强调要锻炼好身体。王若飞从延安来，主要介绍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大好形势，以及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敌人斗争的事迹。叶挺、廖承志出狱后，为报童讲述在狱中如何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故事。1946年冬，吴玉章专门召开座谈会，传授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董必武、邓颖超等也经常提到要关心、爱护、培养报童。
“大无畏”的小尖兵
由于《新华日报》处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国民党对其采取“窒死”策略，即“只准印，不准卖”，办法之一，就是派军、警、宪、特和流氓、地痞殴打、拘捕报童，抢劫、撕毁报纸。这使得这些年仅十余岁的报童，置身于复杂而严酷的斗争环境，“每天都有可能被反动派的特务、警察围攻、殴打，甚至被逮捕、绑架”，而报童们则需要采取各种办法，和“黄狗”（便衣特务）、“黑狗”（工厂稽查等）周旋、斗争。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围绕“勇敢的报童”，发表钟正伦的《我在璧山被抓》一文。文章讲述：1945年5月15日上午12点，因青年军201师工兵营政治指导员袁定靖曾订阅报纸一份，钟正伦给该营营部送报，袁定靖让其送进院里，却被输送连董连长以“卖《新华日报》”为由，抓住关起。其间，迭遭殴打与引诱。后经号兵带信，至18日下午2点，重庆报馆派人前来交涉，才得以脱身。1947年1月3日，一名读者在歌乐山保育路的贴报处，“见到一群军人”，“找到一个藉口”，将《新华日报》的报童“拳打脚踢，踢倒在地上还要用皮靴乱踹”，致使“那个年幼的小报童被踹得连哭带叫地满地乱滚”。
章介曾说：“报丁、报童是奋战在发行斗争第一线的前哨斗士。”1945年，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时，高度评价《新华日报》，说它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也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新华军，同时称赞报童们不愧是“新华军”里的小尖兵。
报童不但是发行战线的尖兵，也是机动可靠的小交通。他们多数“有售报经验，熟悉城内和郊区的街道情况，熟悉车、船行驶的时间，了解警察、宪兵、特务阻扰党报发行的活动方式，而且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成为党报发行的一支生力军和开路先锋。报童戴宗奎（或作戴宗夔）在《我离不开这个战斗的集体》中回忆，林伯渠到纯阳洞看望报丁、报童时，为表彰其“顽强的斗争精神”，曾提笔写下“大无畏”三字，“我们马上就贴在墙上”。
大无畏的小尖兵，是党对报童所作的历史评价。他们和其他所有“新华人”一道，共同培育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团结友爱，严守纪律”的“新华人精神”。
“不能忘记为报童们大书一笔”
罗戈东说：“报童们的光辉历史事迹构成了一部新闻史上史无前例的报童史。”有感于此，石西民曾呼吁：“在修撰《新华日报》史和党的报刊史时，也不能忘记为报童们大书一笔。”
1977年至1982年，刘兵、金祥明基于真人真事，著成《报童的故事》，共收录19个故事。重版时有增补和调整，并更名为《新华报童战斗故事》。1984年8月，《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成都分会的廖永祥、倪进云，终于编成《新华报童》一书。该书“从史的角度，记载了报丁、报童的发展、成长过程，真实地反映了这支小尖兵勇敢、机智、乐观的战斗风貌，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们的亲切关怀、爱护与培育”。
不惟如此，以新华报童为原型和题材的文艺作品也不断涌现。20世纪70年代，陆扬烈在掌握大量素材的基础上，与冰夫合作，在短时间内创作出中篇小说《雾都报童》。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塑造了《新华日报》报童这一闪射光辉的形象”。邵冲飞、朱漪、王正、林克欢亦合作写出六场儿童剧《报童》。
1978年，原《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于刚在观看《报童》之后，感慨万端，曾赋诗一首：“无边恶浪涌山城，赖有擎天柱不倾，三十七年风雨后，报童含泪话亲人。”许涤新也认为，《报童》是一出好话剧，“能够深刻地生动地刻划”“那一群在周总理和党报——《新华日报》培养下的小战士在狂风暴雨里的成长过程”。
作者系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副主任
编辑/吴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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