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效
摘 要：被雍正皇帝赞誉为“一代完人”的张鹏翮，其所编的《忠武志》乃开一代风气，成为清朝武侯墓志、祠志编写的先导。张鹏翮不仅以诸葛亮为楷模，而且欲将诸葛武侯的“忠义之经”与“醇儒之学”传承下去。张鹏翮的《忠武志》承前启后，古今结合，纵横交错，贯通文史，成为三国文化的经典文献，诸葛亮志书的典范之作，扭转了重文轻史的三国研究学风，开启了诸葛亮文化的“志书时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张鹏翮；
诸葛武侯；
《忠武志》；
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随着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横空出世，诸葛亮形象更加伟岸高大，官方与民间对诸葛亮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蔚然成风。被雍正皇帝赞誉为“一代完人”的张鹏翮，其所编的《忠武志》则开一代风气，成为清朝武侯墓志、祠志编写的先导。
一、张鹏翮编写《忠武志》的背景
张鹏翮（1649—1725），字运青，清代四川潼川府遂宁县黑柏沟（今四川遂宁市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历官刑部主事、礼部郎中、江南苏州知府、山东兖州知府、浙江巡抚、江南学政、两江总督、河道总督、刑部尚书、加太子太傅；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壬子（公历3月8日），拜文华殿大学士，成为宰辅；
雍正二月十九日（1725年4月1日）病逝，享年77岁。[1]张鹏翮编写《忠武志》，与其书香门第、世代忠贞有密切关系。
张鹏翮一生体现出来的公忠体国、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担当奉献的高贵品质与完美人格，都是以诸葛亮为榜样。张鹏翮作为遂宁张氏家族家规的集大成者，其为人为仕无不彰显张氏“忠孝为本”和“清儉传家”家规家风的清正影响。张鹏翮出身于四川蓬溪一个书香世家。在良好的家教影响下，他从小就“自行修洁”“端静如成人”。有一次，他在读《陆宣公奏议》时，感叹道：“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淡泊明志，先圣后圣，其揆一也。”[2]可见，一个人要成功，从小就必须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张鹏翮以伊尹、诸葛孔明为目标，以“一介不取”“淡泊明志”作为自己人生的行为准则。事实上，张鹏翮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自己儿时的诺言。他决心向诸葛孔明学习，洁身自好，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在《信阳子卓录》中说，“凡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奸臣必贪而贪者必奸，而孔明生于季汉而成都至有桑八百株；
元载为奸于唐，而胡椒至八百石，由是观之可以识忠臣奸臣之分矣。”[3]少年张鹏翮出贤入圣的志向，在《遂宁张氏家乘》也有明确体现：“存孝悌之心，行仁义之事，出为忠臣，处为端士，为士者诗书，为农者勤俭，使称为清白吏，子孙不亦美乎”。[4]如果说“忠臣端士”是张鹏翮的人生定位，那么“忠勤廉能”的诸葛亮便是他人生的榜样。因此，编写《忠武志》正是他敬仰圣贤、激励后人的实际行动。
张鹏翮编写的《忠武志》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冰雪堂刊行。他在序言中说：“或问于予曰，《忠武志》何为而述也？予应之曰：‘为臣而忠，天之性也。三代而下，人多溺于利欲之习，而不知忠义之经，独有武侯毅然纯忠，立元臣之极则。故予表其风徽，使天下后世知武侯醇儒之学，王佐之才，有所感发兴起，而忠爱之心油然生焉。”[5]由此可知，张鹏翮不仅以诸葛亮为楷模，而且欲将诸葛武侯的“忠义之经”与“醇儒之学”传承下去。
二、张鹏翮所编《忠武志》的特点
忠武侯气贯长虹，激励后世忠贞报国。明清时期编写“武侯全书”蔚然成风。
明代万历年间辑诸葛亮文者，除王士骐、张燮外，尚有郭惟贤、杨时伟诸人。郭惟贤本刻于福建，存佚不详；
王士骐、杨时伟所辑《诸葛忠武书》流传至今。
明崇祯间，诸葛亮三十六代孙诸葛羲、诸葛倬辑《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集》18卷，遗文单编，同时收录历代评论、诗文及遗迹、遗事等。只收诸葛亮文而不涉及其他内容的，只有明天启间张溥辑《汉诸葛亮集》。清代辑诸葛亮文者最早为朱璘。其字青岩，江苏常熟人，官至南阳知府。他在任内编辑《诸葛丞相集》四卷，成书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与上述诸葛亮文集相比，张鹏翮编写《忠武志》目的明确，特点突出。
（一）崇敬孔明，荟萃嘉言懿行
张鹏翮编写《忠武志》时约在50岁左右，刊印面世时56岁，正是他生命历程中的炉火纯青阶段。将心比心，他对54岁就离世的诸葛亮更加崇敬。因而，他不仅以诸葛亮为楷模，更以荟萃他人生的嘉言懿行为己任，编写《忠武志》的目的非常明确。其序言说：“武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清心之学也；
高卧隆中，三顾而起，出处之正也；
受遗托孤，之死靡他，忠贞之至也；
道不拾遗，野无醉人，治国之善也；
师出以律，百姓安堵，将兵之长也；
用人尽其器能，诛伐使人不怨，刑赏之平也；
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休休之量也；
其言亲贤臣、远小人则兴隆，远贤臣、亲小人则倾颓，开国承家之龟鉴也。”[6]这既是对诸葛亮人生事业的高度肯定，又是他自己践行孔明足迹的体验感悟。他的朋友们与他一样也崇敬孔明，著名文人刘廷玑在其书的跋语中说：“真儒之间出，王佐之挺生，既秉非常之质，必遂非常之志，然有命焉以限之，未能大展其内圣外王之学，千百世而下，未尝不为之咨嗟太息，敬慕不忘，如诸葛武侯之出处是也。”[7]诸葛亮不仅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而且以其文治武功为蜀汉赢得了“正统”地位。而张鹏翮“学探渊源，才宏经济，游艺所臻，尤耽尚论，念侯之至德丰功，昭垂今古，不有全书，曷以传后？于是博搜广采，因侯之年表，考其始终，以按其生平之经历，删浮存要，汇为一编，名之曰《忠武志》。”[8]由此可见，张鹏翮编写《忠武志》的目的，就是要将诸葛亮的“至德丰功”记录下来，以便“昭垂今古”，成为炎黄子孙学习的楷模。
（二）承前启后，成为志书典范
张鹏翮的《忠武志》完成之前，有关诸葛亮的文献称为《武侯全书》《诸葛忠武书》，或名之为《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集》《诸葛丞相集》等，都是以“书”或“集”命名，而第一次以“志”命名诸葛亮的文献，始自《忠武志》。正如曾任沔县（今勉县）知县的马允刚在《忠武侯祠墓志》序文中所说：“天下事之可传者必有志，志者志之使不忘也。然志其地，志其事，志其山川草木，要皆以其人之不可忘而志之也。”[9]诸葛亮正是三代而下不可忘之人。“循名而责实”，《忠武志》开启了以诸葛亮为传主的志书典范，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罗景修撰的南阳《卧龙岗志》、道光年间李复心编纂的《忠武侯祠墓志》、道光年间潘时彤编纂的《昭烈忠武陵庙志》，可谓导夫先路，后继衮衮。
清康熙年间南阳知府罗景的《卧龙岗志》深受张鹏翮《忠武志》的影响。罗景在《重修卧龙岗忠武祠纪》中说：“适造袁江拜辞大司农遂宁张夫子，夫子出所纂《忠武志》示余，且谆谆以师表忠武为训，及抵任即刻诣卧龙冈仰瞻遗像，肃致拜跪。”[10]此可证罗景修葺南阳武侯祠并纂修《卧龙岗志》，这两大工程皆受到张鹏翮及其《忠武志》的直接影响。更值得称道的是，张鹏翮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题写了南阳武侯祠“宁远楼”匾额，落款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河道总督书”。宁远楼是南阳武侯祠后部的主体建筑，也是祠内最高建筑物，为重檐庑殿式建筑，流角飞檐，气势轩昂；
“宁远”即宁静致远之意，语出诸葛亮《戒子书》。宁远楼又名“清风楼”，传为诸葛亮藏书、弹琴及凭栏远眺之所。罗景在修缮一新的三顾堂内，“供文昌帝君宝座，内贮《卧龙岗志》板及《忠武志》板。”[11]另外，南阳武侯祠还有张鹏翮诗碑，其云：“宗臣俎豆有余香，想象当年道德光。澹远心传洙泗诀，千秋生气尚堂堂。”这一切皆可证明，张鹏翮不仅在南阳武侯祠有墨宝余香，而且直接促成了南阳知府罗景修缮武侯祠和编纂《卧龙岗志》。
清道光三年（1823年）羽客李复心编纂的《忠武侯祠墓志》也深受张鹏翮《忠武志》的影响。陕西沔县是诸葛亮北伐时期的大本营所在地，这里的定军山下又是诸葛亮长眠之地和全国最早的武侯祠创建地。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曹魏时，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临终遗命归葬定军山。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刘禅下诏在沔县为诸葛亮修建了第一座祠庙（今武侯墓庙宇）。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都御史兰璋建议在汉江北岸昔日诸葛亮的行营相府阳平另建一处新祠，与汉江南岸定军山下的武侯墓庙宇，共同构成祭祀诸葛忠武侯的祠墓体系。李复心，号虚白道人，出生于乾隆年间的蜀之锦官里（今四川成都），早年操习儒业，中年归寄道观。他接任武侯祠住持后，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始编《祠墓志》，历经十载，于道光三年（1823年）完成初稿。林则徐于道光七年（1827年）拜谒武侯祠时，有诗《虚白道人住持武侯祠三十年，编〈祠墓图志〉裒然成帙，喜其用心之勤，诗以赠之》：“比拟南阳结草庐，道人有道此中居。二千尺爱祠堂柏，三十年通宰相书。欲附大名垂宇宙，善推奇阵护储胥。请看黄石仙踪迹，同是功臣命不如。”[12]《忠武侯祠墓志》之所以得到名臣林则徐的嘉许，原因之一就是李复心以《忠武志》为主要参考书。他在《祠墓志·凡例》中说：诸葛亮文章及仕汉各事，“遂宁张文端尚书（张鹏翮谥号文端）、古虞朱青岩太守志之甚详，近时武威张介侯太史刻诸葛故事五卷、文集四卷、附录二卷，载在张氏丛书。”[13]由此可知，李复心首选《忠武志》为其编纂《祠墓志》的参照，甚至在“凡例”之后的“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公像赞”，一字不差地照录《忠武志》张鹏翮所书的赞辞：“儒者之气象，王佐之经纶……”，仍署名“小溪张鹏翮”，[14]如此作为全书开篇的“导语”。今勉县武侯祠也有张鹏翮诗碑，内容与南阳武侯祠相同。这一切皆说明张鹏翮的《忠武志》对李复心的《忠武侯祠墓志》影响深刻。
清道光九年（1829年）潘时彤修纂并雕版成书的《昭烈忠武陵庙志》，是第一部详细记载成都武侯祠历史的专志，也是武侯祠历史上唯一志书，成为记录武侯祠发展沿革及传承发扬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潘时彤热爱三国文化，常与文友相偕同游武侯祠。他不仅对祠内景物十分熟悉，更格外关心祠中文物保护和建筑维修。他留下了许多有关三国及武侯祠的诗词歌赋，表达对武侯祠一草一木由衷的珍爱之情。当时，张合桂主持祠中事务日久，有感于南阳武侯祠、沔县武侯祠都有自己的志书，提出成都武侯祠也应修撰志书。该提议立即得到四川总督戴三锡、布政使董淳等官员的支持。因潘时彤十分熟悉武侯祠，又是当时成都著名学者，“著述宏富，向曾延修邑乘，称博雅焉”，遂得张合桂邀请修撰庙志。道光七年（1827年），潘时彤开始修纂庙志。他日以继夜，以一人之力，用21个月时间完成了《昭烈忠武陵庙志》30万字文稿的撰写。脱稿后，经陆文杰、道士黄合初等人校对，再由戴三锡等十人鉴定，成都县知县王升元等四人参阅后，于道光九年初雕版成书。这部志书也以张鹏翮的《忠武志》为主要参考书。《昭烈忠武陵庙志·凡例》云：“斯地陵庙，旧无专志，兹历稽正史，旁及丛书，并取资升庵《全蜀艺文志》《四川通志》，遂宁张相国《忠武志》，古虞朱太守《丞相集》，武威张介侯明府《诸葛武侯故事》诸书。”[15]此说明张鹏翮的《忠武志》对潘时彤的《昭烈忠武陵庙志》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张鹏翮、李复心、潘时彤都是四川人，虽然也属明清移民的后代，但他们具有浓郁的蜀汉文化情结。三人都是诸葛亮的忠实粉丝，三部著作都寄托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对家乡的炽热感情。
（三）诸葛文化，成为扛鼎之作
张鹏翮的《忠武志》承前启后，古今结合，纵横交错，贯通文史，成为诸葛亮文化的扛鼎之作，三国文化的经典文献，诸葛亮志书的典范之作。
首先，内容宏富，是研究诸葛亮的百科全书。张鹏翮文友兼幕府知己的刘廷玑为《忠武志》所写的“跋语”说：“举凡侯出处之正，抱负之宏，得君之专，托孤之诚，知人之明，刑赏之公，制度之巧，用兵之神，荐贤之忠，声教之广，将略之深沉，相业之彪炳，与夫帝统正闰之辨，一展卷间，了如指掌。”“后之人展读是编，慨然敬慕侯之为人，则忠君爱国之心，油然而兴。”[16]这是说有《忠武志》一卷在手，即可以全方位领略诸葛亮文化与三国文化的丰富多彩。
其次，體例创新，是忠武侯志书的典范之作。《忠武志》继往开来，在体例上有诸多创新。全书由八卷构成，篇目是：卷一本传、年表、世系，卷二心书、新书，卷三遗文，卷四遗制，卷五遗事、用人、胜迹，卷六表、碑记、铭赞，卷七评、论、辩，卷八序文、诗赋。其与明代王士骐的《武侯全书》、杨时伟的《诸葛忠武书》、诸葛羲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集》相比，突出了诸葛亮的主体地位。它将本传、年表、世系放在卷一，给读者以立体化的、全方位的诸葛亮及其家族的文化印象，然后是诸葛亮的文章和事功，最后是有关赞颂诸葛亮的诗文。这种体例被后世继承和发展。
再次，思想领航，是儒家重名教的经典文献。张鹏翮是理学名臣。他崇尚程朱理学，主张以蜀汉为正统。他在《忠武志》序言中说：“文中子云：‘武侯无死，礼乐可兴。朱子称之曰：‘武侯智虑日益精明，威望日益隆重，俱从寡欲养心中得来，良有以也。程子曰：‘大臣功盖天下，必诚积于中，动不违理，威福不自己出，然后无专权之过，斯可得谓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呜呼！周公圣人也，程子以周公孔明并称，其推许武侯至矣。”[17]从中可知，宋代理学大师对孔明的推崇，对张鹏翮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以诸葛亮为理学的道德偶像。因而刘廷玑在《忠武志》“跋语”中说：“是编之有关于名教，岂浅鲜哉！”[18]
总之，张鹏翮的《忠武志》在明清诸葛亮文化及三国文化书写蔚然成风的时代潮流中，继往开来，影响深远。
三、张鹏翮所编《忠武志》的影响
张鹏翮的《忠武志》诞生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既是盛世思想文化的一大硕果，又是崇尚诸葛亮、追求大统一的时代潮流的一朵浪花。它扭转了重文轻史的三国研究学风，开启了诸葛亮文化的“志书时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将诸葛亮推上了与周公、孔子等量齐观的崇高地位。张鹏翮赞颂诸葛亮是“儒者之气象，王佐之经纶。去利以怀义，纯忠而得仁。”[19]
其次，它开启了诸葛亮文化遗存的志书时代。在其影响下，《卧龙岗志》《忠武侯祠墓志》《昭烈忠武陵庙志》等相继产生。
再次，它成为诸葛亮与三国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虽然张鹏翮的《忠武志》主要是荟萃有关诸葛亮的文献，但这种系统化的整理，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便利。
总之，张鹏翮的《忠武志》是盛世的杰作。其以编辑思想的深刻、体例的科学与内容的广泛、文字的谨严等，彪炳当世，泽被来者，值得今人高度重视。
注释：
[1][2]胡传淮主编《张鹏翮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第153页。
[3]张鹏翮：《信阳子卓录》卷四，《四川文脈从书》，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版。
[4]张知雄：《遂宁张氏家乘》，清光绪刻本。
[5][6][7][8][16][17][18][19]张鹏翮：《忠武志》，台北新兴书局1959年版，第1页，第1页，第2页，第3页，第3页，第1页，第3页，第4页。
[9][13][14]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序及卷一，清同治六年刻本。
[10][11]罗景：《卧龙岗志》卷二，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12]林则徐著、郑丽生校笺《林则徐诗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15]潘时彤纂辑、吴洪泽校点《昭烈忠武陵庙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作者：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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