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17篇）学习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主题教育）摘编素材汇编,供大家参考。

学习***关于城市工作论述（主题教育）摘编素材汇编（17篇）目　录

学习***关于城市工作论述（主题教育）摘编素材汇编

（17篇）

目　录

1．孙久文、韩瑞姣：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学习《A关于 

　　城市工作论述摘编》　　1 2．中共成都市委党校邓凡： 

建设公园城市探索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之路　　15 

　　新华社：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27 

周建高： 

论A以人为核心城市观的内涵和创新价值　　29 

韩志明、刘子扬： 

　　迈向大城善治的新时代进路 超大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谋划及其实践…42 6．D建网：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4 

　　市建委： 

聚力攻坚，奋力实现城市能级品质“双跃升”…　　56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天津 以务实举措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59 

　　中国社会科学报执笔人钟静： 

A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新型城镇化发展（一）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德中： 

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方向性指引　　64 

中共定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学习贯彻《A关于城市工作论 

　　述摘编》积极推动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66 12．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秦红岭： 

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义　　68 

13．厦门日报记者许晓婷：以学促干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 市执法局牢牢 

　　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扎实开展主题教育……70 14．赵强：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与辩证逻辑　　73 

15．刘秉镰、袁博：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市群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学习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　　84 16．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亚林： 

中国特色城市化的新型理论范式　　91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研究室：新时代首都城市治理实践的根本遵循和 

指南——学习《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的体会　　92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学习《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

孙久文、韩瑞姣

一、导言

　　党的20D提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国人民的强国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A总书记在党的20D报告中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A总书记2014年视察北京时提出的区域重大战略，2015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党的20D召开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打造定位清晰、梯次布局、协调联动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是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则是两个关键的举措。

　　2019年，A总书记指出：“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新区首先就要新在规划、建设的理念上，要体现出前瞻性、引领性。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1]在党的20D报告中，A总书记对于建设雄安新区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已经上升到国家级的区域重大战略，传递出了极其重要的发展信号，雄安新区作为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将会迎来辉煌的建设时期。当前，把握雄安新区的建设进程，剖析现阶段雄安新区建设的新特征和新任务，提出雄安新区建设实现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

　　党中央于2017年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目标是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建设一个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增长极。

　　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增长极是一个能够带动周围地区发展的城市中心，其最大的特点是在一个时期内比区域内其他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且能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围腹地增长的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由推进型产业及其相关

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城市经济中心，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增长能力。因此， 一个作为增长极的中心城市，其科学内涵是地理景观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 产业发展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先进性和不断扩大的经济综合体，空间作用表现为能够形成扩散和回流效应。

　　对照雄安新区规划可以发现，作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雄安新区的成立，其最主要的目的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地，具体的功能定位包括：一是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实现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打造绿色雄安。二是创新发展引领区。雄安的发展要以创新驱动为基点，加快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承接京津两地的创新要素资源，打造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创业载体，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三是协调发展示范区。重点突出城乡协同和区域协调，促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健康发展。促进河北省和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区域公共服务水平， 打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环境可承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调示范区。

　　从理论上讲，雄安新区的设立完全与区域经济理论的空间设定相吻合，是一次区域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从战略意义上讲，雄安新区要承担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培养新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历史重任。从历史责任上讲，雄安新区旨在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以及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转型战略意义突出，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城市建设影响深远。

　　2023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提出九周年，同时也是雄安新区设立六周年。经过六年的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城市建设初见成效

　　根据最初的雄安新区规划，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因此要加强同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融合发展，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合理分工，实现错位发展。规划提出要按照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的要求，加快建立连接雄安新区与京津及周边其他城市、北京新机场之间的轨道和公路交通网络，构建快速便捷的交通体系。目前看，这一规划思路已经基本实现。京雄高速公路河北段、荣乌高速新线、京德高速公路一期建成通车，雄安高铁站2020年底建成投用。“四纵三横”对外高速公路骨干路网的全面形成，有力推动了人才、科技、物流、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自由便捷流动，实现区域空间融合与错位发展。在基本完成雄安新区

对外交通特别是与北京的交通线的建设之后，目前新区建设已经推进到城市建设大规模展开的阶段。六年来，雄安新区总开发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建筑面积达3900多万平方米，新建道路573公里，新建管廊136公里，累计实施重点项目240个，总投资额超过8000亿元，累计完成投资超过4900亿元，城市框架全面拉开，现代化新城初具雏形。

.“数字雄安”建设初具雏形

　　经过六年的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已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域实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建设的城市。数字经济相关资料显示，雄安新区5G、城市大脑、城市计算中心、数字道路等智能基础设施累计投资额超过100亿元，新建区域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超过90%，雄安新区已实现5G全域连续覆盖。

　　2022年5月，雄安新区首个城市级IPv6地址块和网络自治系统号（ASN）已向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APNIC）申请成功。雄安容东片区正在建设智能城市专用光网络，将可以支持千万级智能终端接入和海量数据实时传输。雄安新基建初步搭建起一个数字智能生命体。数字城市的四梁八柱———“一中心四平台”，即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块数据平台、物联网平台、视频一张网平台、CIM 平台基本建成并运行。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一方面承担新区政府侧的所有政务服务系统的运营维护，另一方面为北京疏解到雄安的企业，尤其是高端高新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提供多种方式的服务。物联网平台和视频一张网平台负责统一管理城市内的物联网设备和视频监控设备。CIM平台是现实世界在数字世界的孪生镜像，新区每建设一栋楼，都会在“数字雄安”平台上生成一栋数字大楼。

.城市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雄安新区注重城市社区管理，各片区配套服务设施功能全、标准高，除了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警务室等必备配套功能外，还有凸显“品质生活”的高端配套设施，比如以促进邻里交往和互助共享为理念的共享厨房等。以品质为先、全时导向为理念，以居民需求的满足为导向，配置了尽可能完善且体现更高品质的社区配套公共服务。北京的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市第五中学，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55所国内一流名校在雄安新区建设学校，还有现在在建的雄安大学，是集国内

35家985、211大学共同组建的国际一流大学，将于2023年6月底开始招生。雄安新区59所学校与京津冀56所优质学校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办学合作、组团式帮扶等举措提升教育水平。北京的宣武医院、儿童医院、301医院等48家三甲医院

集中到雄安新区，65所京津冀知名医疗卫生机构与雄安三县48家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结对帮扶，雄安新区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生态城市初具规模

　　雄安新区从规划起步开始便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自设立以来，雄安新区政府以铁腕治污，展开蓝天保卫战、净土行动、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力保障雄安新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是白洋淀焕发出勃勃生机。通过引黄入冀、南水北调以及上游王快水库补水等措施，每年为白洋淀补水3亿至4亿立方米。2017年前，白洋淀水质为劣Ⅴ类至Ⅴ类重污染。2021年，白洋淀水质全域达到Ⅲ类水，进入良好湖泊行列，破解了白洋淀“口渴”、污染等威胁问题。二是雄安新区“无煤区”建设基本实现。2017年以来，新区完成清洁取暖37万多户，其中气代煤31万户、电代煤6万多户，基本实现了“无煤区”建设。三是雄安新区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典范城市。2017年11月13 日，雄安新区在“千年秀林”9号地块栽下第一棵树，五年来累计造林45.4万亩， 植树2300余万株，森林覆盖率由最初的11%提高到32%。未来，雄安蓝绿空间占比将稳定在70%。四是努力打造形成“无废雄安”的中国样板。雄安新区建设把绿色发展示范作为重要内容，统筹考虑包括“无废雄安”在内的水、大气、固体废物、土壤环境治理，创新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绿色示范高地。

.科技和产业新城建设正在提速

　　雄安新区的定位是发展高新产业、高端产业，以及新能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环保产业、智能产业、现代服务业，这些都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优先选择。近年来，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服务团服务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金融科技、光电器件等信息技术企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服务团服务生物医药企业、高性能医疗器械企业、健康服务等企业，新材料产业服务团服务新型能源材料、高技术信息材料、生物医学材料、生物基材料等企业，高端现代服务团服务金融、科创、人力资源、商务、智慧物流、现代供应链、数字规划、数字创意、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现代服务业企业， 绿色生态农业服务团服务现代生物科技农业、创意农业、认养农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等新业态企业。当下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雄安新区发展规划对于产业发展的要求，但一个科技和产业新城的雏型已经出现。

三、雄安新区建设的新阶段、新任务

　　党的20D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明确提出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这是雄安新区在国家区域发展当中的一次战略大抬升。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一直以来都是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决定中国区域经济的走向。雄安新区列入区域重大战略，对雄安新区来说，提升了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雄安新区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任务。

.非首都功能疏解与雄安新区的作用

　　2015年2月10日，A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目标要明确，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当时，有专业人士提出要集中疏解，建设“反磁力中心”。通过建设反磁力中心来疏解超特大城市的非首都功能，这种规划布局的思想和方法在许多国家被证明是有效的。

　　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区域内建成抵消特大城市向心力的城镇体系，可使现代化大城市同时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工业集中、交通运输方便、服务设施齐全是向心力产生的根源；
城市的若干工业远离原料产地并缺乏扩展空间，城区环境污染、交通混乱、居住条件恶劣，又形成人口的离心力。在设计以削弱大城市磁力作用为目的的反磁力吸引点时，可充分利用大城市的离心力，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向心力，发挥其优势，因地制宜开发资源，发展产业，吸引就业， 合理安排交通服务和其他设施，就可形成既经济合理又独具特色的吸引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雄安新区建设被赋予了历史性的任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河北雄安新区无疑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深圳特区以开放促改革，辐射带动了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浦东新区是聚焦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 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辐射带动了长三角的经济发展。雄安新区是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时代背景下新设立的，具有新时代历史坐标的作用。因此，雄安新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辐射带动京津冀整个地区的发展。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进入集中疏解新阶段，雄安新区面临新机遇

　　雄安新区建设上升到区域重大战略，如何加强战略设计，将其提升到与深圳、浦东并列的三大改革开放前沿，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雄安新区不再只是一个新建城市，而是要建设成全国的标杆，成为平原地区人口稠密地区城市化的典范。雄安新区要打造京津冀地区的中部增长极，形成与北京、天津并立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

　　北京的城市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它的非首都功能是指那些相对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部门以及区位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共部门，即非紧密型行政辅助服务功能。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领域包括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一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一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

　　第一轮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内容主要以一般制造业、物流专业市场等市场主体为主，疏解去向主要是以浙江、上海、安徽、江苏为主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东省主要城市为主的珠三角地区，天津和河北承接占比较低。2015—2017年，  北京对外投资额中，天津占5.0%、河北仅占4.5%，并且河北承接的非首都功能大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较低。

　　第二轮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内容主要是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从这些部门本身的特点来看，完善的配套设施、优异的管理效率、良好的生活环境是这些机构疏解承接中可能的要求。因此，对这类部门和机构需要集中疏解，而不再是分散疏解。

　　因此，未来集中疏解的首选地还是雄安新区。从这一点讲，做好承接的准备，为雄安新区的发展引进更多的各类生产要素，是下一阶段的中心任务。

.北京确立高端国际消费城市决定了雄安新区必须深度错位发展

　　2021年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城市被列入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名单。在消费作为双循环内生动力的情况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会成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北京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已被纳入北京“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启动之后，高端消费产业向北京聚集的趋势可能会更明显。

　　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相关联的是北京自贸区的建设开始启动，包括科技创新片区（海淀区的中关村翠湖科技园、永丰基地，昌平区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商务服务片区（顺义区的天竺保税区、临空经济核心区、金马工业园、新国展周边，朝阳区的国贸CBD、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通州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张家湾设计小镇）、高端产业片区（大兴区的大兴国际机场、亦庄经济开发区）。雄安新区在消费城市建设上需要与北京城区和副中心形成错位，这是下一阶段规划与建设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北京在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全国领先，服务性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高。雄安新区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从北京承接的现代服务业，应当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为雄安科技发展型城市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北京的高端国际消费城市的建设形成错位发展， 构建协调有序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格局。

.北京金融中心的进一步巩固与雄安新区解决金融问题的新机遇

　　2021年，北京金融中心、北京交易所的设立为北京的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定位包括金融管理中心、金融支付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行业标准制定中心、金融批发业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金融中介服务中心。在北京交易所设立之后，北京的金融运营中心就是为消费中心服务的， 其在全国的金融中心发展中的地位会更加重要。实际上，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北京金融中心的确立对雄安新区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机遇，解决金融投资问题是雄安新区下一步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未来北方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雄安新区的建设城市规模和产业发展规模不能仅靠从北京疏解就能解决问题，还要形成自身的发展动力及造血机制，因此，必须要有强劲的金融机构的介入。按照启动区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5年的建设目标包括：企业总部、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等，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承接初见成效，按照雄安新区承接金融企业的规划，雄安地铁R1线从雄安金融岛到北京金融街，雄安新区将成为北京全球金融中心的一部分。因此，北京金融中心的确立对雄安新区来说是一个重要机遇，是对雄安新区长远发展的外部利好因素。

.雄安新区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要求探索全新的管理体制

　　雄安新区的对外交通目前已经基本完备，而内部的道路，包括主干道、次干道和支干道也已全面铺开，截至2022年年底，启动区“三横四纵”的骨干路网基本完工，新型城市的雏形初步显现。对外交通方面，2022年5月19日至21日，

京雄高速河北段、京德高速京冀界至津石高速段、荣乌高速公路新线京台高速至京港澳高速段三条高速公路项目顺利进行交工验收，具备了通车试运行条件。根据规划，雄安新区城市道路系统将与固安至雄安新区至保定城际、北京至雄安新区至石家庄城际、京九高铁、京安高速公路及周边机场、干线公路网衔接， 形成京津冀核心区域1小时交通圈和区域内部通勤交通网。雄安新区启动区道路系统由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三级组成，主干路网络总长约45公里，次干路网络总长约87公里，支路交通总长约148公里。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 启动区建设了“干线—支线”两级综合管廊系统，总长度约50公里，未来将有效保障雄安新区基础设施运行。

　　目前，雄安新区已全面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各项基础性工程、公共服务设施、生活居住配套等项目全面启动，一批高端高新企业陆续入驻，域内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先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探索创新城市开发建设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容东片区率先启动新区居民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雄安站枢纽片区是交通特色鲜明、功能协同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进入城市建设全面展开阶段的雄安新区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城市管理体制，为新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一是在创新人才人口上，积极探索制定有利于激发新区创新活力的人事、薪酬、住房、税收、养老等政策，探索实行个人所得税改革，实行开放便捷的人才引进制度。建立人才特区，实施积分落户和居住证制度，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二是在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上， 探索通过出让、划拨、作价出资（或入股）、租赁或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多元化土地供应模式，形成长期稳定的土地财政收益。

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思路

　　根据党的20D报告提出的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的新要求，考虑到构建现代化城市的弱项短板依然存在，本文提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的几点思路。

.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雄安新区是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而生的城市，当前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仍然是雄安新区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为更加精准地实施承接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基于自身发展定位和功能需求，抓紧制定、完善承接清单和配套政策，做到精准有序承接。要严格产业准入标准，重点承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重点承接“符合雄安新区定位和发展需要的高校、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

　　第二，营造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承接环境。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做到“功能随着政策走”和“人口随着功能走”，以增强自身的承接引力。

　　第三，建立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激励政策，实现规划衔接和政策对接。通过“有为政府”推动“有效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建立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市场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倒逼机制，汇聚起疏解地的推力、承接地的引力、疏解机构的动力和中央部门的助力，形成强大的疏解合力。推出配套政策，形成对北京高端创新要素资源的政策吸引力，确保非首都功能“转得出、留得住、能发展”。

　　要从开放的、历史的和面向未来的角度看待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对雄安新区建设的作用。比如，雄安新区的人口（假设未来人口规模为500万—800万人）， 特别是科技人口的来源，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北京疏解的人口，二是雄安新区原有的三县的人口来，三是面向全国引进的人口，三者缺一不可。越是到后面， 面向全国引进人才所占的比重将会越大。

.加快构建自身的产业体系

　　雄安新区作为一个未来中心城市，虽然承接引进了一些企业，但是这些企业本身从产业行业归属上看还是比较分散的。目前，雄安新区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还在形成当中。未来，雄安新区要立足新的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定位，充分发挥政策优势，构建雄安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第一，规范和控制用地规模。雄安新区要合理控制用地规模，启动区面积20—30平方公里，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要在有限的土地利用范围内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二，推动产业体系形成和转型升级。从有利于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 问题出发，积极、稳妥、有序承接符合雄安新区定位和发展需要的高校、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严格产业准入标准，限制承接和布局一般性制造业、中低端第三产业。区内原有的传统产业与雄安新区功能定位

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并不匹配，需要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高起点布局高端产业。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强与国内外一流教育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合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特别强调以智能制造为主方向，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和生产工艺，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满足消费者差异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加快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能力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利用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科技创新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根本动力，而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多区域、多主体、多要素协同参与的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重点发展高附加值和低污染的产业，推进加工制造环节向周边地区转移。

　　与产业体系的构建相同，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的形成也必须注重规划体系， 制定明确的创新方向。要制定特殊人才政策，集聚定向的高端创新人才，补齐高等教育短板，培育自身的高端创新人才。具体方法是推进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在雄安新区建立分校、分院或合作办学、整体搬迁，用新机制和新模式建设新时代的雄安大学。同时，建立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积极对接北京和天津的科技园，推进北京科技创新功能向雄安新区延伸拓展，引导京津创新要素和国家级创新平台向雄安新区集聚辐射。

.以数字城市建设为目标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党的20D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未来要推动雄安新区产业协同发展，就要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数字经济，利用数字经济赋能高标准和高质量的雄安发展。2021年，河北省的数字经济规模是1.21万亿元，排名全国第11位，同比增长10.5%，占GDP的比重达到33.4%，发展势头良好，数字产业化加快发展，数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是，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比较集中的城市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家口的数据中心，另一个是邢台的太阳能光伏中心。京津冀国家大数据中国试验区已经基本建成，雄安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创新试验区也开始稳步推进，所以，下一步雄安新区建设数字城市是一个重点。

2022年，北京出台《北京市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行动方案》，从加速数据要素化进程、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突破、打造数字技术新优势、赋能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支撑等六个方面发力，努力打造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发展高地，为雄安新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案。未来，雄安新区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制定本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方案。

　　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是另一个重点。数字经济发挥缓解时空约束作用的前提是具备数字使用条件和能力，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建设先进、完善、适宜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体系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加强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城市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建设数据原生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智能网联化城市道路，加快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及其迭代升级，定义标准化智能数字路口，布设自动驾驶领域底层复用的数字化设施。建设数字城市管廊，应用感知和通信技术改造、建设城市管廊，形成自我感知生成数据、自动联网汇聚数据、数据赋能安全运行的数字化城市生命线。全面推进水、电、气、热等表具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提高雄安新区的承接能力。消除“数字鸿沟”的基础，在周边城市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新区与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差距，提升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的能力。

.推动有吸引力的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按照规划，雄安新区远期将承载200万至250万人口，人口的集中会带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随着雄安新区人口逐步聚集和增加，顺应人口的增长趋势，完善公共服务数量、质量、空间布局，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也将成为未来一个繁重的任务。

　　第一，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是雄安新区集聚高层次人才和高端产业的关键所在。雄安新区要着眼于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需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实现城市公共服务与京津水平持平。

　　第二，虽然雄安新区基础较差，起步晚，追平北京等一线城市尚需一个较长阶段的发展过程，但在产业引进来之前，公共服务设施要事先布局建设到位， 朝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愿景迈进。

　　第三，按照规划分步骤建设实施。公共服务业发展需要与人口的迁入相适应，适应常住人口的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应引起空转和浪费。同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应秉持适度超前的原则。

　　按照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资源，建设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设施是近期的主要抓手。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 一是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二是加快金融服务中的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租赁等业务的发展，三是推进创新服务中的创业孵化、技术转移转化、科技咨询、知识产权、检验检测认证等的发展，四是提升商务服务中的设计、咨询、会展、电子商务等的发展水平，五是加快文化法律服务中的创意设计、高端影视、国际仲裁、律师事务所等的发展。

.建立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投融资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雄安新区改革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对雄安新区直接融资支持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资金筹措机制，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资本市场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要求和期待。在此背景下，要探索雄安新区市场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建设长期稳定、持续多元的资金保障体系，以更低成本的优势扩大公司债、企业债、短融、超短融等一系列期限不同、优势各异的债券融资工具的使用范围，同时也应利用好当前注册制改革的红利条件， 从发行上市、并购重组、股权转让等角度出发，大力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在政府方面，要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在企业方面，构建自身市场化融资能力，提升市场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应助推政府融资和企业融资的对接与平衡、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的对接与平衡，逐步形成投融资新格局。

主要建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新专项债的发行应用。专项债券是项目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在稳投资、稳增长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应探索与雄安新区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创新性专项债券产品，有效发挥专项债的作用。例如， 在绿色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大数据建设领域发行专项债，体现雄安新区特色。

　　第二，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引领带动、平台支撑、资源整合、市场开拓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要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首先，提升国有企业主体信用评级，激发企业发展动能。整合资源资产，通过不断自我完善和补齐短板，提升信用评级，提升自我造血能力。其次，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

能，助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积极转变融资观念，主动拓宽融资渠道，全力撬动资本市场资源，让资本赋能企业发展。

　　第三，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支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尤其注重鼓励民营企业将数字经济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有机结合，将生产、生活、消费与大数据、云计算紧密结合，构建区域产业新生态。运用人工智能、算力和算法，构建新的生产力，通过区块链和互联网构建新的生产关系，以大数据构建新的生产要素，基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整合数字、品牌、科技创新、人才等创新要素，打造现代化产业链条。

.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构建精准的协同发展政策体系

　　从区域发展现状的宏观背景来看，雄安新区无疑是京津冀最重要的经济新增长极之一，其区域发展的内容坚持以新产业、新业态为导向，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服务、现代物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完善产业链条和协作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既有利于提振河北省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为京津冀产业一体化提供强劲动力。一方面，雄安新区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引擎，以高精尖产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 着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使雄安新区成为辐射周边、引领河北的创新发展高地；
另一方面，新区产业发展要兼顾雄县、容城、安新三县的产业特点，配合引导当地中小微企业向智能化转型，在新区形成产业链完整的特殊小镇集群。

　　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相配套，构建精准性的雄安新区发展的区域政策体系。当前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化解区域矛盾。重点是化解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矛盾，从投资环境到产业引进，再到现行的管理规制，雄安新区与周边地区可能会形成一个落差，这就要求雄安新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提前考虑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带动问题。二是解决区域利益元分化的问题。区域利益已从早期的单纯物质利益的追求转为区域多元利益的获得，包括环境利益、民众的满意度、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的普及等等，雄安新区的优势在于历史包袱少，利益分配比较容易实现最优化，关键是解决如何“做大蛋糕”的问题。三是存量问题的解决。雄安新区所在的三个县一直是发展不充分的区域， 如何解决新建设的城区与原有社区之间的区域关系，是一个增量与存量的问题， 关键是要提前部署，提出未雨绸缪的政策措施。四是加快构建要素流动的市场体系。加强轨道交通、公路网、信息网、物流网的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一体化，

为要素流动提供硬基础。推进户籍、土地、金融、科技等关键领域的配套改革， 为要素流动营造良好环境。

五、结语

　　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进入第九个年头，加快重点新增长极的培育与强化，带动和引领整个区域的发展，显得十分关键。当前，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经历了初期的要素资源快速集聚和交通通道的集中建设之后，如何促进雄安新区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使得生产要素更好地向新区集聚，成为当前高质量、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的重要任务之一。

　　处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要认真贯彻A总书记提出的新区建设总要求，“要有二十一世纪的眼光。规划、建设、管理都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2]，以总书记的指示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引领，切实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区、继深圳、浦东之后的改革开放先导区、我国平原人口稠密地区实现城市化的样板区。

建设公园城市探索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之路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邓凡

　　A总书记在党的20D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是一个寻路、探路和筑路的过程[2]，探索其实现道路也成为了各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

　　2018年，A总书记来川视察，在成都首次提出了“公园城市”的概念， 以宏阔的视野描绘了理想的城市未来形态，成为了成都市城市建设的总统领。成都市在探索的过程中，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保障城市的发展体现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特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一致，高度契合党的20D的重要精神。成都市建设公园城市的实践，为我国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城市以党的20D精神为指引，落实好各项任务部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成都市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肩负着探索城市现代化的使命

　　党的20D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21。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又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成都市深刻认识到，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探索城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既是国家赋予成都的重要使命，也是成都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探索现代化是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内在要求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开展城市现代化试点示范。2022年2月，经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委印发《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意味着党中央和国务院把探索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建设国家试点示范的时代使命交给了成都，也是成都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建设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机遇。

党的20D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根据《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成都开展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探索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这两大主攻方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成都市探索“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正是要探索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的现代化之路，推动“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包括了绿色发展、民生福祉、人的全面发展等要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特征高度契合。另外，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明确了成都市要建设“国际门户枢纽”，要求成都深入推进对外交流合作，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勇担探索“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时代使命。

　　从成都市肩负的这些使命可以看出，国家支持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 旨在通过成都的探索实践，为全国大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实现现代化提供经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道路是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成都发展基础良好，具备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道路选择，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是中国城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而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方向。

　　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局中，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扮演着重要角色。党的20D报告首次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纳入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部署中，意味着双城经济圈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公园城市示范区等多重国家战略的支持下，成都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引领区域实现现代化的作用日益凸显。2022年，成都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20817.5亿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七[3]。这充分显示出成都市探索现代化具有充分的物质条件。成都市要巩固发展优势，担当时代使命，需要以党的20D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精神基础，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道路中走在前列，发挥出公园城市示范区的示范效应。

（三）成都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需要以实现现代化加以解决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 [1]22，我国推进现代化需要充分考虑这一基本国情，解决好人口规模巨大引起的各类发展问题。成都作为超大城市，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需要深刻把握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破除发展过程中的障碍。

　　2022年末，成都常住人口2126.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699.1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9.9%， 年末户籍人口1571.6 万人，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68.8%[3]。同时，成都存在着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从中心城区到郊区新城， 人口密度减幅巨大。

　　人口规模巨大且分布不均，带来了公共服务不均、城市安全风险增高、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反映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超大城市面临着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问题。推动城市发展需要以党的20D精神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全面统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推动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成都市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道路

　　A总书记在成都提出“公园城市”的理念以来，成都市对城市发展路径展开了全新的探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党的20D召开以来，成都市坚持对标对表，以党的20D精神为指引，推动成都城市发展始终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一）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A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使城市内部的水系、绿地同城市外围河湖、森林、耕地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在A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近年来，成都市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推进“五绿润城”，塑造出公园城市的优美形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

　　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绿肺”。成都依托龙门山片区良好生态， 打造1459平方公里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以保护大熊猫旗舰物种为目标，修复大熊猫迁徙廊道和中小型栖息地，建设公园城市的“生态绿肺”，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高地，增强龙门山生态屏障功能。

　　打造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成都依托龙泉山脉成都段的良好生态本底，规划面积1275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大力推动“增绿增景”与“减人减房”相结合，挖掘三岔湖、龙泉湖等水域风光，洛带古镇、五凤溪古镇等自然人文景点，打造高标准“城市绿心”。

　　打造天府绿道“活力绿脉”。成都以绿道为依托串联起绿地水系、森林田园、城市公园，形成完整的城市生态网络，同时植入农商文旅体功能， 增加群众休憩空间，打造城市“绿色项链”。

　　打造锦江公园“精品绿轴”。成都依托48公里长的锦江河道，打造锦江公园，展现成都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
完善沿线配套服务设施，强化商业、旅游、文化等功能，塑造“一江锦水、两岸融城”的都市滨水公园形态。

（二）提高公园城市民生福祉

　　党的20D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21。近年来，成都市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加快推进高品质生活城市建设行动，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彰显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的现代化。

　　聚力提升城市品质，努力让幸福成都更有质感。成都加快构建“轨道+公交+慢行”绿色便民交通出行体系，持续推进地铁轨道建设，开工建设成都都市圈市域铁路网络，提升市民平均通勤效率。成都轨道交通实现运营里程已跃居全国轨道交通“第四城”。5年来，成都推持续推进老旧片区有机更新， 高品质完成老旧院落改造，共推进81个片区有机更新，完成改造棚户区3.3万户、城中村5万户、老旧院落1816个[6]。

　　聚力增进民生福祉，努力让幸福成都更有温度。一是提升养老与托育能力。成都聚焦老年和幼小重点群体，以优化服务、满足需求为导向，精准匹配养老托育服务，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关爱，建设“全龄共享、友善公益”示范城市。二是提供优质教育医疗服务。成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地位，根据人口空间分布情况和增长趋势，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5年来，成都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848所，新增学位59.4万个；
新增养老机构102家，总床位达12.9万张，每千人口婴幼儿托位数2.42个[6]。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成都坚持“房住不炒”

的定位，建立精准完善的住房供应体系，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促进城市住房供应实现职住平衡。成都持续做好公租房分配管理工作，优先保障城镇低保低收入群体，实现应保尽保、应保即保；
加强租赁补贴，继续多举措加大租赁补贴保障力度，实施租赁补贴标准随市场租金水平动态调整机制；
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采用改建、改造、盘活等多种方式，多渠道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三）提升公园城市经济活力

　　党的20D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来看，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夯实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A总书记强调，“人要在城市落得住，关键是要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5]45。近年来，成都市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始终注重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提升公园城市经济活力。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成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推进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助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主攻光伏、氢能、锂电池、绿色低碳服务四大领域。近年来，成都市被工信部授予“成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国家新能源汽车示范城市”，氢能产业竞争力排名全国第四，光伏、锂电池千亿级产业集群初具雏形。

　　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当前，世界发展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成都面对外部环境的严峻复杂变化，必须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体系[7]。成都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围绕重点发展的产业生态圈和产业链，建立“链长制”予以重点推进， 持续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形成与新发展格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适应的产业体系。

　　优化生产力布局。成都突出重点片区和项目集群的引领带动作用， 以“三个做优做强”为突破，优化生产力布局。中心城区主要是推动城市有机更新、产业转型升级、宜居品质提升、治理效能增强；
城市新区要坚持创新驱动、高端引领、产城融合、联动发展；
郊区新城要发挥大城市带动大郊区优势， 做优做强生态价值转化、乡村全面振兴、公园城市乡村表达等核心功能，推进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成都市通过大力推动“三个做优做强”，

打造了一批带动性项目、支撑性平台和引领性片区，持续增强了各区域基本功能、核心功能和特色功能，整体提升了城市极核主干能级，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优化了空间、产业布局，形成了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的功能结构，促进了产城融合、职住平衡，提高了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提升国际门户枢纽功能。A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8]480成都市着力发挥好“两场两港”的优势，把开放作为支撑城市未来发展的最大变量，聚力打造国家南向西向开放的国际门户枢纽。2022年，成都航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城市第1位，国际班列连接境外100个城市[6]。成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做好、做深、做足开放这篇大文章，提升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的位势能级。增强平台功能，围绕国际航空港、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以及作为四川自贸试验区主体片区的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平台能级。

（四）增强城市治理效能

　　党的20D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22。成都市作为人口总量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一直把“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作为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推进城市治理的重要考量，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过程中，着力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A总书记指出：“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5]156成都深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创新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程度，增强城市治理效能。

　　坚持D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一是创设党委工作部门，弥合体制缝隙。近年来，成都市将基层治理上升到城市工作全局来统筹，通过创新机构设置、调整职能配置、优化运行机制，实现了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领导体制的适应性重构、运行体系的全方位变革。二是创新领导体制。成都在市县两级建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各级党委、政府多名领导担任组长和副组长，吸收30余个党政部门作为成员单位；
在市县两级党委序列独立设置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由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主任， 组织部门分管基层D建副部长兼任常务负责人。三是厘清权责边界。社治部门作为党委工作机关，牵头全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政策制定、体制机制改革、公共服务供给、多元治理体系建设、人力资源保障、目标考核督查等10项具体

职责，在法定职责范围抓好牵头和协办任务的落地落实。四是健全推进机制。成都强化规划政策引领，针对基层治理政策供给零敲碎打、微观规划缺失等短板，完善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制度体系和规划导则体系。

　　科技赋能，提高城市智慧治理水平。成都高度重视以信息技术提升治理水平，坚持以智慧蓉城建设赋能超大城市治理。成都深化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夯实“王”字型城市运行管理架构；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建设“线上帮办”系统，扩展“秒批秒办”“零材料办”事项范围；
深化数据资源“一网通享”，精简整合基层信息采集终端，构建全市一体化数据资源体系。通过这些工作，成都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实现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100% “最多跑一次”、90%以上“可全程网办”，线上服务平台“天府市民云”汇聚便民服务840项、服务市民6.6亿人次；
12345热线平台受理社会诉求超2800万件， 诉求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达90%以上，成为亲民便民“连心线”“暖心线”[6]。

三、成都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之路的经验与启示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成都市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深入探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有效发挥出公园城市示范区的示范效应，也对其他城市贯彻落实党的20D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保证

　　“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9]成都市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之路，建设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了坚强保障。

　　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工作思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的深入探索。成都市坚持D建引领， 将党中央提出的决策和部署深入贯彻到城市各项工作中，引领城市发展始终沿着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前进。一方面，确保了城市发展借鉴了世界城市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经验，注重推动创新、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发展动力；
另一方面，确保了城市发展深入贯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注重考虑“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现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城市发展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形态。

　　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统揽各类资源要素，实现城市协调发展。成都作为超大城市，城市能级高，社会结构复杂，只有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

势，用强大的组织力量、组织资源，才能将庞大的治理要素统揽起来。成都以社区作为城市治理基本单元切入口，推动基层D建与基层治理“一盘棋”规划、“一体化”运行，有效保障了城市资源协调配合，通力合作，实现了城市的有序运行。

（二）深刻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规律

　　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历程，取得的经验抑或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城市病甚至是严重的社会危机，都具有内在规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0]。成都市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深刻把握世界各国城市推进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不断汲取经验，确保城市发展阔步向前。

　　坚持创新是实现现代化的第一动力。党的20D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35，深刻揭示了创新是促进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的英国，由此带来了世界现代化浪潮。第二次工业革命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发端于美国， 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美国和德国等国家逐渐走在了世界现代化的前列。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主要标志，西欧、北美、  日本等相继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纵观这些现代化的历程，无不以创新为重要基础。成都市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无论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还是优化创新环境、建设人才高地，始终坚持把创新作为赢得优势、制胜未来的关键增量。创新为成都市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世界上从国家到城市，都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的战略。各城市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 要按照党的20D的部署，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环境，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坚持把工业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看，现代化是由创新推动工业发展，进而增强各国经济实力，最后达到人类社会发展先进水平的过程。现代化必然要由推动工业化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领域的动力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产品的类型，带来了工业的高速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加速了相关国家现代化的进

程。这些过程说明，作为动力的创新，还需要促进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进而引起所在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成都市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始终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力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城市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成都探索现代化的过程进一步证实：新型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现代化理念导向下的工业发展，要争取在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国际竞争力、分工地位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不断提升价值链掌控力，产业链安全保障力。

　　坚持把市场化配置资源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方法。在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工业的发展，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交换的需要导致了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促进了技术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又加速了各国现代化的进程。成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精准配置资源要素、全力做优服务保障，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通过一系列举措，成都培育和激活了市场主体， 有效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以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为推进城市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成都的发展过程表明：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系统愈来愈复杂化、高级化， 城市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体系；
实现现代化，必须重视发展市场经济，把现代化的各种要素的活力激发出来，形成强大的动力体系。

　　坚持把国际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途径。随着世界各国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必然跨出国门，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国际化成为了实现现代化的必要途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法国等国家，由于缺乏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生成的工业品需要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销售，引起了对外贸易的兴起。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航海和航空运输业得到快速发展，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断拓展，资源、产品、人才等要素在全球高速流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二战后，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实行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战略，有效利用国际化促进本国现代化进程，大幅提升了实现现代化的速度。成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把开放作为重要战略。一是主动求变，积极实现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高地的飞跃；
 二是大胆创新，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体系，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三是交流互鉴，促进货物贸易强链、服务贸易扩能、新兴贸易创新，打造国际

贸易城市。

　　成都的发展过程说明：国际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途径。成都要顺利实现现代化，需要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话语权，实现优势互补，利用好更多的发展资源，为实现现代化助力。

（三）更好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党的20D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成都市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始终把这些特色作为城市建设的目标，确保城市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色不变。

　　提高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成都市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过程中，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目标落地在民生项目上，交出更有温度、更加厚实的共同富裕答卷。一是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二是根据不同区的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历史人文、产业集聚等特点，探索提供更加符合市民期待的公共服务。三是聚焦城市社区人口密集增长，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短板明显等问题，着力开展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提升改造。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成都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明显特征，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成都的发展情况说明：我国城市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党的20D的要求，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一项重大原则，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群众，展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注重文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包括物质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这在客观上要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4]170。成都市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过程中，着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凝心铸魂，大力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渊源和精神根脉；
二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核；
三是大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成都的发展情况表明：它符合中国式现代化中含有的“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的本质要求。我国要建设的现代化，要在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促进两个文明有机统一、相得益彰，增强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展现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年来，成都市始终牢记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治蓉兴蓉的各领域全过程。全市上下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绿色成为成都最厚重的底色、最鲜明的特质和最持久的优势。成都着力塑造优美的城市形态，统筹生产、生态、生活空间，大力推动中心城区、城市新区、郊区新城“三个做优做强”， 统筹推进空间、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四大结构”优化调整，打造天蓝、水清、土净、无废的美丽蓉城。成都着力加强环境治理，坚定贯彻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锦城蓝天、蓉城碧水、天府净土等十大攻坚战，人民群众良好生态环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成都市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成都的发展过程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历史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不同，坚持边发展边治理的道路，更加顺应了“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的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探寻环境和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对人类社会实现永续发展的积极贡献。我国城市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四）依托深化改革释放城市高质量发展活力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是实现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从2018 年到2020年，成都不断深化公园城市建设各领域改革，推动公园城市由“首提地”跃升为“示范区”，反映出党中央对成都建设公园城市，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以及建设现代化城市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寄予了更大的厚望。成都市坚持深化改革，敢于谋先，抢抓机遇，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

成都市坚持把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全力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攻坚。以2021年为例，成都先后召开20多次改革专题会议、16次专项小组会议，研究部署了西部（成都）科学城建设、产业建圈强链、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改革问题。改革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一是对接发展需求。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的问题改起，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国资国企改革、“放管服”改革。二是对接民心所望。从群众急难愁盼的领域改起，在全国率先实现职工医保参保关系异地转移“一站式”通办，率先实施住房公积金同城贷款异地使用。三是对接国家战略。开展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推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成德眉资同城化建设。这些改革， 增强了城市发展动力，加快了成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之路的步伐。

　　成都的发展情况说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创新和完善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改革，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着力破解深层次障碍，以更高的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新华社

　　在城市发展中抓好“五大统筹”，在城市治理中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才能不断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

　　中共中央DS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一书， 近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对于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每一位城市工作者都需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城市建设发展的具体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当前，我国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发展成就显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2%，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城市建设发展还面临诸如“城市病”等一些突出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只有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不断在发展进程中解决问题，才能不断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就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

始终坚持系统思维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就要始终坚持系统思维。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好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以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
需要统筹好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以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需要统筹好改

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以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
需要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以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
需要统筹好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以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事实证明，在城市发展中抓好“五大统筹”，在城市治理中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才能不断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

始终坚持精准思维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就要始终坚持精准思维。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从衣食住行、养老育幼、教育看病，到乡愁记忆、生态环境、发展机遇，人民群众的幸福期盼，无不体现在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 这就要求城市工作者坚持问题导向，“一针一线”地解决问题，摒弃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地抓工作。与此同时，精细化离不开智能化的赋能。城市工作者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也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更加美好。

始终坚持底线思维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就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口、功能和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安全风险不断增大。一些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管理水平与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为强化城市运行安全保障，有效防范事故发生，城市工作者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落实完善城市运行管理及相关方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安全社会治理格局，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生产生活环境。

　　“城，所以盛民也。”解决好人的问题，是城市工作的价值指向；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是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标尺。在新征程上，每一位城市工作者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引领者的眼界、探路者的勇气、实干家的作风不懈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人类城市文明的新境界。

论A以人为核心城市观的内涵和创新价值

周建高

引言

　　以人为核心，或者表述为“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是贯穿于A关于城市工作和城镇化一系列论述的一条红线。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善了投资环境、人居环境，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更受到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空前重视。2013年12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5年12 月又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此前后相继作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等关于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和部署，印发了不少文件。这些重大战略，与城镇化相关的规划和文件，以及A在一些重要会议、在各地视察工作的讲话、关于城镇化工作的指示批示，都体现了A与时俱进的、丰富且深刻的城市工作思想。

　　关于A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石建国从人民城市、尊重城市规律、规划先行、改善管理体制和水平、宜居城市等方面进行了阐释[1]，于燕燕探讨了A关于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成就[2]，许光中分析了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的产生基础、基本内容及特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运用[3]， 类似的综合性论述还有仲德涛[4]、王振坡等[5]、叶胥等[6]。余池明探讨了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的人民立场[7]，荆蕙兰、史泽源论述了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的理论渊源[8]。黄江松就A有关城市工作重要论述作了综合性研究，归纳了以人民为中心、规划引领、保护历史文化、尊重自然等10个方面[9]。对A的人民主体思想、人民中心思想已经有了若干系统研究，例如徐荣[10]、贺煜嘉[11]、贺新春等[12]。关于A城市工作论述研究的成果中， 人民中心思想只是一部分。城镇化（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变迁，对整个经济社会意义重大。关于城镇化的思想是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对其中最关键内容“以人文本”“以人为核心”的思想探讨，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的仅有杜栋等人的少量论文[13]。事实上，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内涵丰富，并且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因此很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以人口城镇化促进公平共享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次正式出现于文件中是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第六章《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中《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2013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体现了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城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A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城镇化是涉及全国的大范围社会进程，一开始就要制定并坚持好正确原则。A提出了4条原则，首条是“以人为本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A是把城镇化放到中国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公平这样的全局高度来认识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包括多个方面，当时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在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A重申了推进城镇化的任务， 要求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就业、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在此前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规划落实了A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把“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作为指导思想，把“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7条基本原则的首条。“公平共享”是针对占城镇常住人口相当比例的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存在事实上的差别待遇而言的。

　　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5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即实际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这与发达国家平均80%、发展中国家平均60%的城镇化率差距很大。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了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的目标。紧接着，2014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就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3方面11条的具体政策措施，旨在使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提出了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

　　中国根据户口性质分配不同的公共资源的做法始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改革开放后，尽管也陆续出台过一些放松户口管控的政策，但是力度不大、作用有限，人口流动一直存在障碍，这也是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2012年《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而真正落实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路线下，通过一系列配套改革，各级各类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十三五”期间实现了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2012—2021年，有1.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常住人口，城镇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使得1.5亿居民受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52.57%上升至64.72%。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年均超过1300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在总数中的占比从36%提高至48%[15]。公平指不但发展大城市，而且要发展中小城镇。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目的是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以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注重资本和劳动力、通过房地产开发扩大城镇范围、建设基础设施的物质城镇化或称“土地城镇化”，以户籍制度等限制外来人口享受公共服务，物质城镇化显著，人口城镇化缓慢。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求降低或拆除在城镇落户的门槛，使更多人能够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因户籍政策等造成的城镇常住人口不能公平共享公共服务是长期积累的问题，解决问题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因此2022年党的20D报告继续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把城市建成高品质生活的宜居空间

　　综合观察A关于城市工作的论述可以发现，“宜居”是他经常强调的关键概念之一。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宏观上是城市打开大门，让常住人口公平享受公共服务，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共同富裕；
微观上是要使城镇成为让群众生活舒心舒适、安居乐业、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在2013年12月的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A要求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16]。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17]。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宜居是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的重心。在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A分析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要求以着力解决城市病为目标，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城市工作指导思想不太重视人居环境建设，重建设、轻治理，重速度、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重发展、轻保护，重地上、轻地下，重新城、轻老城。现在，人民群众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很高，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18]在2020年4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A论述了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6 个重大问题，即扩大内需、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城市化战略、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出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人居环境”“宜居”是A在谈论城市工作时高频率出现的词语，人居环境和宜居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他关于城镇化发展、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战略思考中，而且常常出现于他在各地考察和对城市工作的具体指导中。2014年2月， A视察北京时，要求坚持和强化北京首都核心功能，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2017年2月，A考察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和大运河森林公园后指出，北京城市规划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问题，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着力提升首都核心功能，不断朝着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前进。建设雄安新区是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关于未来雄安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A在规划起步阶段就指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市民需要出发，做到疏密有度、绿色低碳、返璞归真，提供宜居的环境、优质的公共服务，有效吸引北京人口和功

能疏解转移。”[20]从市民需要出发，就是在城市规划之际就立定宗旨为市民服务。城市首先是居住的空间，城市建设应该为市民提供宜人的居住环境。2018 年4月A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目前全国棚户区改造任务还很艰巨。”[21]同年12月A在广东考察时指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19年11月A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市应建设宜业、宜居的环境，“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2020年3月A在浙江考察时，谈到保护西湖和西溪湿地，要求地方政府“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方面创造更多经验”[22]。同年11月A在江苏考察时，要求地方政府“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又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站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立场，关注衣食住行、安居乐业，使城市成为高品质生活的宜居空间，是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的显著特征。凡是关系城市百姓生活的事务，例如交通拥堵、垃圾分类、污染治理、安全健康、便利舒适等，A都作过指示、批示。从国家行政管理角度来看，一些里巷小事属于基层居民自治的事务，而作为国家领导人关注民间小事，正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的生动体现。“以人为核心”中的“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同义语。

控制城市人口密度治理“城市病”

　　城镇在地理空间上的特征是密集，建筑密集、人口密集。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著名学者路易斯·沃斯从社会学角度认为人口数量、居住密度、异质化是都市生活的基本特征[24]。建设界、学术界缺乏对影响城市宜居性根本因素之一的城市人口密度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关于城市问题，A洞察到人口过密是中国城市的重要问题，并多次提及。2020年A发表于《求是》的文章指出，中国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特大城市（城区

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密度总体偏高，“长期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一定程度的密集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利益，但是过度的密集则会产生种种不经济，空气、水、噪声等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传染病易流行等“城市病”，都与城市人口过密相关。

　　城市人口密度指城市单位面积土地上常住人口数量。中国一般城市统计以行政区为单元，“城市面积”“市区面积”指行政区面积，包括建成区和郊区。实体城市即建成区，只占城市面积很小的比例。以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数据为例，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超过10%的只有上海、广州2个，在5%—10%之间的只有6个，其余大多数不足5%。从地理特征来看，现有行政建制中“城市”的概念实际上与省、县没有区别。以乡村面积占绝大部分的城市面积数据计算出的城市人口密度数值被大大地降低，许多研究者直接引用统计年鉴数据，与国际比较后认为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太低、土地资源低效利用，主张提高城市密度。事实上，真正市区的人口密度，大城市、中等城市的人口密度（万人/km2）一般多在2.40以上，而日本最稠密的东京中心区才1.39，大阪府才1.14，全国城市平均的人口集中地区（DID）密度为0.67。从居住区的空间尺度来看，人口密度的中外差异更是悬殊。北京西城区白纸坊街道10个社区中，有4个社区的密度超过9.00，其中菜园街社区密度达到19.90。城市居住区平均每公顷面积上居住人口的数量，中国多数在500人以上，美国居住区绝大部分在30人以下。从住宅形态来看，中国城镇住宅几乎都是多户共栖一栋的集合住宅，邻居之间没有丝毫间距，并且居住区都是几十栋住宅集中连片组成，使住区人口密集达到极限。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人口密度在持续增长。2000—2010年，北京市1200km2面积内人口密度上升了50%。2010—2013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密度也在增长[25]。

　　国内外研究显示，过度密集的空间环境存在多种弊端，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研究者总结过密居住的问题有：（1）安全问题。各户住宅结构雷同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电梯也是容易犯罪的空间；
高楼坠物、坠人事故经常发生；
 多人共居的住宅楼、高密度的居住区，在火灾、地震等危急情况下难以安全疏散；
电梯老旧容易发生事故。（2）日常生活中邻居间相互影响，有声音、气味、

水等；
邻居过密，隐私难以保护；
没有电梯的多层楼房，搬运货物困难，老弱病残孕出入不易。（3）健康损害。人的身心健康需要室外活动、需要阳光，高密度城镇住区缺少居民室外活动空间；
高层公寓居民容易感受环境压力，儿童依赖性强，自我控制能力较差；
西方学者研究证明拥挤环境下人时常感到压力， 有孤独抑郁的感觉，增加患病率，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4）社会问题。高密度容易造成交通拥挤拥堵，传染病易流行。（5）住房狭小，生活质量差，无法发展个人兴趣爱好，在家练琴、跳舞、叫喊都会妨碍邻居，动辄得咎[26]。

　　作为“城市病”主要表现之一的交通拥堵，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在许多城市出现且十分严重，只是因为城市人口比重不大而且媒体不发达，拥堵的社会影响不如今日。为了治理拥堵，中国各地城市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 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控制机动车总数，限制机动车使用，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实施畅通工程等，控制交通需求的政策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牺牲了因机动车使用带来的利益。摇号或拍卖分配购车指标，增加了购车成本，对弱小的民族汽车产业造成冲击。能够想到的办法几乎用遍了，但是拥堵程度有增无减。其实，当前中国汽车普及率仅为马来西亚的1/3，但交通拥堵程度已在世界前列。交通拥堵之所以久治不愈，根本原因是忽视了城市空间总体上过度密集，没有从疏解过度集聚着手。

　　A善于把握问题本质，早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指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因此，A关于合理控制城市人口密度的观点，抓住了治理“城市病”的根本，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以人为核心城市观的创新价值

　　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内涵丰富，贯穿于关于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系列论述中，贯穿于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创新价值，包括强烈的、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重点突出、全面协调的问题解决方法，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职能，追求高品质生活空间， 注重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的民主参与等。

强烈的、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

　　A以人为核心城市观的创新性，首先表现为强烈的、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2013年11月A对《决定》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27]《决定》提出的城镇化发展任务是推动大中小城镇、城乡协调发展，推进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3年12月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A指出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问题，列举了两亿多农民工没有融入城市、盲目“摊大饼”、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债务过重带来财政和金融风险、社会治理水平滞后和社会稳定面临挑战等5个问题，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有针对性地解决已经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8]。实践在不断发展，A对于城市问题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化，越来越全面。2015年12月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A指出中国城市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大拆大建、发展方式粗放；
规划缺少科学性严肃性；
景观雄伟漂亮但群众生活越来越不方便；
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日益严重等10个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29]。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严重冲击，A思考城市化道路怎么走的重大问题，他提出完善城镇化战略，关键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城市化存在问题包括过度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和安全，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中心城市“一市独大” [19]。城市问题，不同观察者会有不同观点，A的城市问题意识是从经济社会全局考虑，站在人民立场分析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急难愁盼”问题，例如棚户区改造、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之类“城市病”等。

　　民生问题是A城市问题意识中的重心，体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众多有关城镇化的重大改革政策、规划中。2013年5月A视察天津时提出了“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即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019年11月A考察上海时，要求地方政府“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0]。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时时把民生问题牵挂于心，是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的直接体现。

重点突出、全面协调的问题解决方法

　　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的创新性不仅表现在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的问题意识上，而且表现在面临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局势时，于千头万绪中采取了

重点突出、全面协调、积极稳妥的工作方法。

　　安全是人的第一需求，社会稳定是人民和国家福祉的基础。古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公正是人们天然的诉求，贫富悬殊、不公正历来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当代中国最大规模的贫富差距是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因此《决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决定》公布后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使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系列政策，还制定了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目标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决定》列举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几大措施，包括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等。通过户籍制度等改革，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等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在很多促进农村脱贫、社会公正的政策措施中，开放城市落户是效果明显的重点措施。同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放任自流从而导致大量贫民窟产生的城镇化不同，中国对于人口从乡村向城镇转移采取的是先试点再扩大、有序放开、逐步推进、积极稳妥的方式。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解决“城市病”，使城市成为人民群众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是A以人为核心城市观的又一个重心。影响宜居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例如气候、就业、教育、环境、语言文化等。真正的城市问题是空间问题， 如林家彬、王大伟等人概括的，“城市病”是大城市与人口过度集聚相关联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中国现阶段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31]。A提出疏解中心城区过密的人口和功能，抓住了解决大城市问题的牛鼻子，是对以往城镇化方针的重要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观察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且放在全球城市史中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社会职能向大城市日益集中，城镇住宅全部是集合住宅，人口密度之高罕有其匹。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催生了中国城镇人口过密现象。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土地管理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城市规划建设、土地利用时把经济性置于首位考虑，以地生财、节约用地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片面追求集聚效应、规模效应，追求单位土地上

的经济产出，而把居民的舒适度、环境影响、交通影响等置于次要位置。通过土地规划、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严格限定土地供给的面积、节奏、价格等， 尽可能提高地块的建筑密度、居住密度，甚至把人口密度高作为宜居城市的正向指标，例如2000年建设部设立的“中国人居环境奖”把建成区人口密度1万人

/km2以上作为必要条件。中国建立了世上最严的土地管理制度，核心是控制建设用地。从知识角度来看，对于全国人口、土地等基本国情认识不清，高估了城镇建设占用土地数量及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在家用汽车快速普及的时代，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标准不增反降，也是造成城市人口过密的重要因素。高估了土地资源紧张程度，把人均用地标准控制在难以维持现代生活基本需求的水平。根据2021年8月公布的土地“三调”结果，截至2019年底中国城市与建制镇合计用地103512km2，占国土面积的1.078%。不算建制镇用地，城市用地占国土面积的0.544%。结合人口“七普”数据可知，中国总人口中占64%的城镇人口生活在仅占全国土地1%的面积上。在占国土面积比例很低的城镇建设用地中， 作为生活空间的居住用地比例尤其低。2018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共17151.570km2，占国土面积比重为0.179%。按照一般居住区用地结构，以住宅用地占60%计，则2018年全国城市住宅用地为10290.94km2，在国土面积中仅占0.11%。交通拥堵是中国城市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几乎各种手段用尽但是治理效果很差，拥堵日益严峻。分析各种交通拥堵治理研究成果和对策不难发现，少有从城市人口过密的角度考虑。除了造成交通拥堵外，城市人口过密还造成安全卫生、日常生活、物业管理等方面诸多问题。美国、日本等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加上人们对于舒适居住空间的追求， 都出现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的郊区化现象，疏解过密功能和人口是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控制大城市中心区密度，是治理“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措施。观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可以发现，为推进城镇化成果的公平共享、推进城市空间的宜居改善，有了数量众多相互配套的政策，注重了既有重点又全面协调、积极稳妥的工作方法。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职能

　　关于如何解决经济社会的各种矛盾问题，不同群体、党派历来有多样观点和理论。中国曾有过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不同偏向，讲计划经济时排斥自由市场，讲市场经济时忽视了政府的责任，有的地方一度连基础的教育、医疗、公交都市场化，造成混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把处

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核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重大理论创新。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在考虑城镇化发展时，既尊重市场配置资源高效的长处，又充分发挥政府在解决问题中的积极作用，通过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办成了许多大事，使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十年间城市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以住房为例，作为解决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重大民生问题，通过市场机制建设了大量商品住宅，累计销售建筑面积达132.34亿m2，是上一个十年的2.2倍，充分满足了社会需求，同时政府更加积极作为，担当起解决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的责任。十年建设了各类保障性住房及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5900多万套，让1.4亿多人改善了居住条件。初步形成了多主体、多渠道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格局。截至2021年底，新入住公租房的居民共有3800多万人[32]。城市社会弱势群体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离开了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充分、协调的运用，没有城市政策上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要取得这些成就是非常困难的。

追求高品质生活空间

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注重把城市建成人民群众优质生活空间。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新课题。追求卓越、一流的事业质量是A执政的突出风格。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A要求“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有针对性地解决已经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28]。在擘画雄安新区规划和指导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时，A都提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

　　A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站在人民群众立场，十分重视城市人居环境、居民生活质量，明确宣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关心群众生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一以贯之的内容，但是A对“生活质量”“美好生活”之类理念的强调是空前的。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A提出要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针对中国城市空间居住、商业、文化等功能分区导致居民生活不便，封闭住宅区阻碍城市通透性和微循环的问题，要求“城市街区和道路要有人情味，不要单纯为汽车开道，也要为居民骑车散步、逛街购物、餐饮会友、休闲娱乐提供方便，形成综合功能的街区”[18]。A在各地城市视察中，经常要求在城市建设治理中保持良好生态、治理污染、保护文物古迹，多开辟群众健身、娱乐空间，都是从居民立场出发，为市民能够享受优美

人居环境着想的。

注重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的民主参与

　　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最重要的体现是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中的全过程民主参与。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在2022年党的20D报告中，都提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政治建设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早已存在于A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例如城市规划公开征求意见、建设项目信息公开、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等。

　　民主首先要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2014年11月A在福州考察时，要求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考虑“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33]。他十分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认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批评规划编制极少群众参与、公开性差，规划实施没有群众监督、长官意志代替严肃规划的现象， 指示“要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开性和强制性”[34]，“要健全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29]。A在长久的领导工作中始终坚持决策为民、民主决策，例如在他主政福州期间，为了谋划福州市的改革发展，1990年4月至1992年5月，他在基层调查研究的时间占三分之二以上，推动福州市把每年3月定为调查研究月。为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做了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1627名干部围绕581个课题调查研究，完成了367篇调研报告，还通过《福州晚报》刊发调查问卷征求市民建议，半个月回收28785张答卷、24536条建议。历时半年、十易其稿才完成[35]。

　　民主的重要体现是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A再三强调“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在2017年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上，A强调“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36]。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2021年7月在西藏考察中， A都反复强调城市工作做得怎样，需要由群众满意度评价。按照A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建立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的思路，浙江省自2009年开始民生实事工程自下而上由人大代表投票决定，这种票决制2017年在全省推行，2018年实现市县乡三级全覆盖，至2022年底票决了5万余件事项。2022年浙江省人大制定通过了《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规定》，对民意征集、实施、监督等全过程进行规范，是全国首次为票决制制定的地方法规[37]。

结语

　　我们要什么样的城市？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答案。迄今为止，中国关于城市性质、定位之类的名称，例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畅通城市”“平安城市”“智慧城市”“韧性城市”等，令人眼花缭乱。同样的名词，不同的人有不同解释。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国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化发展轰轰烈烈，速度很快但是比较粗糙，积累了不少问题，例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昂贵、大量常住城市人口不能享受公共服务等。回顾中国城镇化的轨迹，思考各种问题的根源，可以说是在利益驱动下，把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道具，通过开发区、房地产等方式，地方政府越位主导经济，直接参与经营，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公正，同时在社会保障方面缺位，造成了物质外观宏伟、群众生活质量不高、发展成果不能共享的低质量城市化。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是对以往城镇化路线的纠正，宏观上指向社会公平正义，主要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共同富裕；
微观上指向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空间宜居性，包括安全、健康、便利等。像安全、卫生、道路、绿化等人居环境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而民间企业不愿、不能投资的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承担。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的创新价值在于：就根本目的而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城市政府以地生财、树立形象；
就方式而言，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提供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创造安全、健康、舒适的宜居环境。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38]2020年11月A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或许可视作他城市思想的概括。

　　A以人为核心的城市观是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A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城市问题的体现，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方方面面，又因应不同时期形势特点与时俱进。起初没有提城市化而提城镇化，目的是促进城乡融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39]。用“城市”一词的场合是针对大型高密度聚落存在的问题，在强烈的问题意识下，针对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城市问题。“城镇”与“城市”用语有差异，但关注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宜居、国家建设成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公平共享是A总书记倡导的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的核心。

迈向大城善治的新时代进路 超大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谋划及其实践

韩志明、刘子扬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结晶，也是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尺。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不断崛起，带动了都市圈或城市群的快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超大城市人口多、体量大、要素多，是人才、经济、科技等资源要素的聚集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节点。特别是超大城市具有无可比拟的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集聚效应和创新发展能力，有利于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合理统筹布局人口、产业和资源，降低现代化建设的基建成本，形成都市圈或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促进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超大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城市治理的风险，衍生出大量错综复杂的“城市病”。城市的规模越大， 其复杂性、风险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也越大，也就越容易产生各种“城市病” 问题。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张直接导致资源短缺、管理混乱、空间摩擦、服务紧缺、人口老龄化等“城市病”，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降低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面对超大城市发展及其治理中的挑战，如何深入把握城市运行的规律，转变超大城市的发展方式，推动城市治理的转型升级，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走出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善治要求及其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9207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今天城镇化率突破65％［2］。截止到2021年底，中国拥有七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0．6％［3］， 是全球常住人口千万级城市以上最多的国家。随着城市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城市治理的转型升级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

城市善治的规范及其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引介和应用，为政府管理及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也为我国推进超大城市治理带来了广泛的借鉴和启示，比如整体性治理、分类治理、协同治理、敏捷治理、网络

治理等概念及其理论，目标就是要构建管理周密、服务导向精准、科学高效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全面实现城市善治。正如A总书记所指出的：“管理和治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4］。由“管”走向“治”，从“垂直”走向“扁平”，从“单边”走向“多边”［5］，将“三治融合”理念与城市管理工作有机结合，形成“共建共治共管共享”的城市治理模式，是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一个基本脉络。

　　善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也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目标。俞可平曾对善治做过一个系统的总结，归纳出善治的七个属性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6］。城市善治比善治的内涵更为聚焦，更加凸显城市生命体和人的良性互动，涉及经济运行、生态环境、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小到一个井盖、一块绿地，大到一条街道、一个社区，都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水平。A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7］。城市善治就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快速协调和高效配置城市治理资源，补齐城市管理和服务的短板，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提升城市生活的品质，把最好的服务和资源留给人民，推动广大市民参与到城市治理过程中来， 构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

　　城市治理与城市善治是有区别的。相对而言，从城市管理迈向城市治理， 整合了多元主体的力量，突破政府单一主体的垂直管理，增强了城市管理的“硬实力”。而城市善治则是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基础上，以人民群众及其需要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使治理成果与人民群众共享，是城市治理“软实力”的再次飞跃。治理与善治的区别就是城市建设和人民城市建设的区别，其关键点在于回答了城市建设“依靠谁、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8］，即用“人民群众满意度”这把标尺衡量和斟酌政府的治理和服务的水平。人民是否满意、是否接受、是否参与，是衡量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工作的最重要的“善治”标准。

大城善治的特殊性及其治理诉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既有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也有广阔的疆域范围，包含了丰富的物资、资源和要素，形成了纵横交错和叠加复合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大国治理的现实基础，给中国社会的调控和转型提

出了艰巨的任务［9］。超大人口规模的治理体量是国家治理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渗透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及其具体环节，也影响到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大国之治势必也会要求大城之治，大城之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特殊形态，承载着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具有独有的规模特性。超大规模城市是一个区域庞大、人口众多、要素密集、情形复杂的治理空间，与中小城市治理具有很大的不同， 这直接对应于城市要素的绝对数量及其复杂性程度所引致的管理和服务难题， 比如城市人口规模所产生的交通拥堵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管理机构规模所衍生的管理碎片化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城市管理任务复杂性所导致的权责不清问题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等等［10］。城市的规模越大，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越复杂，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越大，治理的需求就愈加纷繁复杂， 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越多，城市管理的幅度也越大，管理的内容及需要掌握的信息和学习的治理技术也越多，摸清和管理城市基层社会的难度也就越大［9］。

　　超大规模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程度极高的巨系统，简单地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已经难以呼应大城善治的基本要求，特别是随着市民生活质量和个人素质逐步提高，人民对城市的高效运行、交通快捷、绿色环境等拓展功能的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城市管理范畴，这集中体现在超大规模城市对精细化治理的诉求方面。一方面，超大城市要求有效的管理，能够利用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精准掌握城市运行的动态信息，以提升单个或政府的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超大城市也必须是服务有效的，能够通过全面了解城市居民的真实需求， 为市民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和智能化的公共服务［12］。这就需要改革和优化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把握超大城市的内在特点和发展规律，将治理与善治理论运用于城市管理，探索超大城市独有的治理形态和方法。

2000年5月，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发表《健全的城市管理：规范框架》宣言

（草案），提出了健全的城市管理的七项标准：可持续性、权力下放、公平性、效率、透明度和责任分明、公民参与和公民作用、安全保障［13］。结合中国国情，大城善治就是要求政府能够管理和回应城市社会的集聚性、异质性、流动性，以及社会风险的外溢性等特征［14］，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统筹各方面的要素、资源和环节，认识和掌握超大城市的规律，深入落实和贯彻全生命周期的理念、人民城市理念、精细化治理理念、数字化治理理念等善治理念，引导更多的治理主体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治理，解决城市公共服

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努力实现广大城市居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当前超大城市治理的短板和不足

　　顺应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相关城市政府都积极探索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之路，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北京从首都功能定位出发探索“接诉即办” D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北京样本，上海市从智慧城市建设出发探索“一网统管” 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的上海样本等。但对标城市善治的内涵和治理要求，超大规模城市管理的水平与大城善治的理想和期待还有很远的距离：一是政府管理现代化水平不高，还存在大量失灵或低效的问题，离大城善治所要求的科学高效、快速响应、公开透明等治理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频度、广度和深度，与善治城市对于参与性、公平性和融合性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在管理方面，当前超大城市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着碎片化的问题，主要表现是治理层级过多，联动性不强，各管理相关部门庞杂繁多，条线分割严重，管理职责交叉，难以统筹协调。由于缺乏明确的分工及责任体系，政府各业务部门间缺乏协同共建机制，多头管理、分散管理、政出多门等情况普遍存在。尤其是涉及到需要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联合治理时，部门之间的职能割裂和信息壁垒较为严重，治理信息标准不一，治理数据自成体系，彼此之间缺乏统一的数据库和数据共享平台，治理信息难以互通共享，不同条块部门之间的数据丛林化现象十分普遍，治理碎片化问题依然严重。

　　在服务方面，超大城市内部发展差异较大，居民服务诉求的异质性较大， 难以全面摸清城市居民的需求底数，提供差异化、精准化、个性化服务的能力也还比较缺乏。而且，超大城市也面临着沉重的服务供给压力，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服务设施配比不平衡，一些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子女教育保障、就业服务培训、医疗养老保障等配套政策尚不健全。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职住分离、公共安全、社区养老和小区停车难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也普遍存在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的难题。尽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已经推出了十五分钟生活圈、惠民服务站、党群服务站临街设置等创新举措，但仍存在需求与服务不匹配、服务覆盖度不够、服务供给单一以及供给方式僵化等问题。

二、党和国家关于超大城市治理的系统规划

在过去十年中，超大城市的治理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成为国家治

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内容。

　　2013年，中央首次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2015年12月，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完善新时期城市管理体系，科学谋划城市“成长坐标”。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要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完善城市精细化管理体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部署，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广州等超大城市开展实地考察，聚焦城市社区的宜居宜业等问题召开城市工作推进会， 总结城市治理创新的改革经验，科学规划城市发展布局，落实城市宜居安居政策，有序推进城市治理的各项工作。A总书记围绕城市的建设、管理、运行和服务等都提出了诸多重要的论断［18］，包括“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9］、“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7］、“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20］、“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21］等重要规划部署，构成了体系完备、逻辑严密面向超大城市的治理理论体系。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要地位。A总书记在考察北京、上海等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曾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领导权，加强党对城市治理立法、执法、司法、行政、监察等公共权力运行的领导，要系统谋划，强化城市治理的顶层设计，坚持高位推动，统筹城市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利益协调、服务凝聚、资源整合以及价值导向上的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各领域和各环节。

　　党对城市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城市治理的一个独特的制度优势， 也是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保障。各超大城市按照党中央要求，扎实推进党对城市治理的领导工作，相继出台“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和基层D建行动计划，大力实施“头雁”工程，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治理各方面，应用到城市规划及其实施、城市生命体有序运行的各个环节。例如，北京市从首都功能定位出发，以“大党之治”引领“大城之治”，

探索和创新出“接诉即办”“每月一题”的治理模式，由街镇党组织“吹哨”， 上级部门、辖区单位“报道”，将党的领导“一竿子插到底”，确保党的领导在城市治理工作中全覆盖、无盲区，为国家推进D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北京样板”。

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单链条或者单线程的短轴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曾明确指出，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2022年3月，A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明确提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推动城市工作重心下移，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21］。城市“全周期”管理就是坚持系统性思维，把城市看成有机生命体，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监测以及总结等多领域均应做到多环节链条前后衔接、联动推进，形成一个“前期预警决策、中期应对执行、后期学习总结”的管理闭环［22］，提高城市战略布局、发展规划、建设管理的科学性。

　　近年来，许多城市都将“全周期管理”理念运用于城市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广州市依托“粤省事”“穗好办”平台和“四标四实”门牌二维码数据，建设集信息查询、业务办理、投诉点评、综合监管为一体的全周期治理体系；
成都市以“九责工作法”推动城治理项目落地落实，明确各级管理部门的责任要求，健全责任链条，形成完整的责任闭环。城市治理既要立足当前， 又要着眼未来，既要统筹规划、全局部署，又要逐级拆解、细分动作，既要杜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等问题，又要避免治理主体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碎片化管理问题，打造全时段、全要素、全流程、全领域的城市治理体系。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以人为核心”，充分彰显城市的“人本”价值，是打破城市发展瓶颈的关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党的20D报告进一步细化内容，明确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23］一直以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都是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城市发展和建设与每个人的利益都息

息相关，必须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微观利益诉求，了解人民群众对城市发展的美好期盼和现实需要，使城市治理工作深入到基层一线，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效能，将人本思想体现在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等做得好不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还要用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来衡量。2019年11月，A总书记考察上海期间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24］，从根本上指出了新发展格局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2020年，A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 周年庆祝大会和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先后强调，超大城市要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细微价值需求。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要时刻注意倾听人民群众心声，聚焦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把优质的服务送达群众，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把城市建设成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美丽家园。

坚持统筹发展，建设人民城市

　　现代城市是有机生命体，各种要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城市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治理，协同共治，综合施策，源头治理。这就要求突破碎片化的治理困境，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贯彻落实全要素、全覆盖和全过程的工作思路，协调处理各要素资源、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关系， 着力推进科学、精准和灵活的权威统筹。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分析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城市治理纲领［19］，《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五个统筹治理的具体内涵，为城市治理工作的系统性、全局性和可持续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根据系统工程的理念及其要求，超大城市治理必须要推进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治理。一方面，超大城市治理要统筹区域整体规划和发展，促进功能、空间、产业、城乡、制度等方面的协同，整合综治维稳、公安警务、城管执法、市场监管、便民服务等资源，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城市运行管理系统， 增强城市治理各项工作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另一方面，超大城市治理要统筹城乡区域协同发展，促进区域资源均等化配置，平衡职住空间，为城市绿色安全发展留住空间，综合把握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和安全需要，动态平衡多元利益主体的功能需求，逐步实现生态、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的平衡让城市治理红利普惠每一个市民5．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深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三分靠建、七分靠治”，城市的竞争力、活力和魅力都需

要行之有效的管理，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则离不开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管理和服务必须双管齐下，同向发力，才能实现城市治理的目标。正如A总书记所强调的，“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20］只有从细节入手，精益求精地做好城市工作，切实提高城市治理的效能，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经济才能良性发展，人民群众才有更切实的获得感、更可持续的幸福感和更有保障的安全感。

　　近年来，各相关城市政府相继提出了精细化治理的口号，制定和出台精细化治理的意见以及行动方案，大力部署、推进和落实精细化治理，探索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地方实践，比如上海市专门出台《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十四五” 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一网通办”平台，把上海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中国典范，树立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标杆；
天津市打造集数字治理、数字惠企、数字惠民领域于一体的“城市大脑”，探索智慧城市创新发展的“天津样板”。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 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总之，超大城市治理应秉持科学的理念，加强城市治理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和优化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完善城市治理的各项法规制度，让城市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各城市结合自身城市特色的发展优势，积极探索建设以人为核心的现代都市，各地党代会报告也都明确聚焦城市治理，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推动城市治理转型升级，描画城市发展的美好蓝图， 还出台了城市治理的法律法规，如深圳市《法治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实施纲要

（2017－2020年）》等，也探索了超大城市治理的样板经验，如上海打造“两网合一”的智慧城市，成都打造绿色低碳的美丽公园城市等。这些探索实践为进一步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的知识和重要的经验。

三、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进路

　　超大城市治理是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承载着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症结、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以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重要使命。全面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全局部署，综合施策，高度重视和加强超大城市的治理工作，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并联

式”发展，讲好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中国故事。

以党的领导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的碎片化难题

　　碎片化治理的问题是超大城市治理首先要解决的关键性难题。传统城市的地域面积较小，人口数量不多，城市管理部门较为单一，管理和服务的事项相对简单，统筹各项工作的难度也较低。超大城市要素及其信息庞杂，市域面积广阔，人口异质性程度较高，统筹管理十分困难，具有很强的复杂性、离散性和跨界性，也带来了治理碎片化的难题［25］。党的领导具有统合多元主体的引导力和贯穿力，既能够打破纵向的条块限制，调动不同层级的治理资源，又能整合横向的社会力量，激活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城市治理。因此，以党的领导为切入点，部署城市治理各项工作，整合不同的治理主体，打破领域、条块、层级、单位和系统之间的阻隔，就成为新时代解码大城善治的第一把钥匙，也是落实城市善治的可行道路，具有关系全局的重大意义。

　　党的领导体现在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不同的“D建＋城市治理” 的路径。例如，深圳市深入实施“铸魂赋能”工程，着力建设“标准＋质量＋ 示范”城市基层D建体系，上海市大力开展网格工程、连心工程、家园工程、强基工程、动员工程、赋能工程等六大工程，构建D建引领的基层治理网络，

都为国家持续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蹚出一条D建引领超大城市治理

的新路。超大城市必须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以全周期和系统性思维来阅读和理解城市，合理调度城市资源，打破部门之间的合作壁垒，化解多头治理难题明确各级部门的治理边界提升城市治理工作的系统性和协同性［27］保障城市治理工作有序运行。

“以人为本”，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的差异性难题

　　中国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从“有没有” 转向到了“好不好”，不仅对环境、交通、住房等硬件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对安全、公平、法治、数字化等软件提升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28］。尤其超大城市是一个人口结构差异极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类型的人群，其社会地位不同，对城市的居住体验和人情冷暖的感知程度也不同，因而对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和差异化。A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强调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29］。

人是城市的核心要素。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

障各项民生工程的稳步落地，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不均衡的问题，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便民力度，不断化解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30］。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A总书记用了10 个“更”字来描述人民的期盼［31］。超大城市治理就是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尽最大可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城市治理的美好期盼，时刻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需、干民之所盼［32］，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让每一个市民共享城市发展红利。

以技术创新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的模糊性难题

　　信息技术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器，也是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2020年3月31日，A总书记考察杭州时明确指出，“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超大城市规模庞大，治理层级较多，人口流动性很大，信息要素纷繁复杂，变化多端，政府很难摸清社会的底数，洞察到城市肌体的细枝末节，形成了大量不清楚、不透明甚至是不可知、不可解的问题［33］。大城智治是未来超大城市破解城市治理模糊性难题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城市治理体制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特别是要推动城市治理体系、模式以及方式的创新，要加快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建设科学高效的智慧城市。

　　城市会“思考”，治理更高效，超大城市的治理离不开数字化治理的赋能。一方面，超大城市需要进一步开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加强城市仿真技术的模拟和应用，整合城市地理信息、空间发展相关数据库的资源，更快速、更高效、更准确地收集、整理、计算和应用各类城市信息，摸清城市信息底数

［34］；
另一方面，超大城市也要做强云网融合和精准智能的“城市大脑”， 提高数字决策、数字计算和数字预测的能力，加强人工智能决策的精度，提高对城市运行趋势的研判能力，尤其是增强城市风险应急的感知、检测和预警的能力，让城市真正能感知、会思考可进化破解超大城市不可知不可读不可算的模糊性难题。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的“不参与”难题

　　人民是城市的基础，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大城善治的一个根本指标就是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和有效的参与。虽然各地都开辟了大量可参与的渠道，但参与性难题一直都是困扰超大城市治理的症结问题。城市治理得好不好，群众的

感受最直接，也最有发言权。2021年7月1日，A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36］。人民城市人民建，让民意引领工作方向，让民意检验工作成效，真正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城市治理的具体工作当中。

　　既然城市是属于人民的，城市治理就离不开人民的参与。超大城市治理应当坚持和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落实到城市治理的管理和服务事项中去，推动民主治理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发展“民主圆桌会”“民情热线”“民情观察室”“民主议事厅”等多元化的群众参与平台［37］，激发和培育群众的参与热情，汲取群众的智慧和技能，提高群众参与的治理效能，从关心、改善群众的细微处着手，精准捕捉群众需求“靶心”， 做实民生服务工作，真正让群众成为城市管理舞台上的主角。

以基层细治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的复杂性难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超大城市是极为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的规模体量越大，各种要素及其连接点越多，很容易形成复杂混乱的交互效应，最终带来各种各样的堵点和痛点问题。尤其是超大城市的社区规模庞大，利益群体及其诉求具有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点，涵盖了方方面面的治理内容，涉及邻里纠纷、社区停车、电梯加装、社区食堂、环境绿化等非常细微的治理事项，导致基层治理的工作及其任务纷繁复杂，极大地提升了城市治理的难度。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必然要面对这些琐碎的治理问题，如何把每一件小事处理好，让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微更新就成为城市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的关键。

　　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底盘在基层，着力点在基层，落脚点也在基层。要更好地应对复杂性及其带来的挑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一定要立足于织密基层治理网络这一根本点，注重在细微处下功夫，完善网格化管理，把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部下沉到网格［38］，完善网格之间的资源互补机制，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完善15分钟生活圈，提高社区的服务供给水平。发挥社区群团组织、志愿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理顺政府、居委会和人民群众三者的关系，引导物业积极到社区治理中来，合理部署社区人员，精准对接工作，解决社区工作复杂化所带来的治理负荷问题和组织协调问题增强社区治理的可行性和可控性大

幅度提高城市社区独立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

以安全治理破解超大城市的脆弱性难题

　　超大城市具有高流动性、开放性和异质性，因此也具有不可避免的脆弱性。超大城市的能源、信息、物质与人都形成了紧密连接的利益网络，极易形成高风险的集聚效应、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40］，进而演变为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党的20D报告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2020年9月，国家发布《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指导手册》， 以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为抓手，加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环境的承载力，增强城市韧性。城市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降低超大城市应对风险的脆弱性，提升其韧性和安全性，是摆在每一个超大城市面前的重要课题。

　　安全是城市的生命线。超大城市是一个包容、安全、绿色的城市，也应该是一个能抵御灾害的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人口众多，安全风险隐患较多，风险的放大效应更强，更容易产生大规模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海绵城市”，提高城市面对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巨灾的应对能力。落实安全城市的建设要求，必须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立足于安民、富民和乐民， 加强城市安全基建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的备灾资源投入，为城市安全发展预留空间［41］。针对城市老旧小区、高层建筑等易受灾害的地区，加大资源投入， 重点防治，全力建设好“绿色低碳之城”和“安全宜居之城”，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舒适、更美好，持续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的韧性。

　　城市化的发展既产生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对新时代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超大城市治理必须始终站在“国之大计”的政治高度，深入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的内在规律，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把握城市公共性与服务性的本质特征，与时俱进，提升城市治理的能级和水平， 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城市工作的改革创新，以更加高质量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超大城市治理也要聚焦城市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从细微处出发， 聚焦实际问题，克服超大城市碎片化、复杂性、模糊性、脆弱性等问题，使更多人民群众能够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红利，让超大城市真正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积极角色。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D建网

　　《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近日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城市的核心是人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超大城市发展之路。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推动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加快建设智慧城市，率先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

——2020年11月12日，A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

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群众生活品质。A向在公园广场上跳舞的当地群众和游客送上祝福，祝愿各族群众生活好上加好，芝麻开花节节高。

——2021年7月，A在西藏考察时的讲话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 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2022年10月16日，A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2020年3月10日，A在湖北考察时的讲话

　　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2020年10月14日，A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

话

要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把健

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2020年11月12日，A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加强城市社区D建工作，推进以D建引领基层治理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把城乡社区基础筑牢。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来，充实工作力量，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

——2022年6月28日，A在湖北武汉考察时的讲话

　　要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和改进社区工作，推动更多资源向社区倾斜，让老百姓体会到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始终在人民群众身边。

——2022年8月，A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

　　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D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D建工作， 推进以D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2022年10月16日，A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

聚力攻坚，奋力实现城市能级品质“双跃升”

市建委

　　品质人居“绣”出幸福生活，完成232个老旧小区改造；
快速路网“绣”出高效通行，总里程位居国内城市前列；
精品绿道“绣”出美丽杭州，完成亚运50.5公里绿道建设……借亚运之风，兴杭州之城。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杭州市建委党组聚焦主题主线，坚持一体谋划、上下联动，以“学习新思想、聚力保拼争、城建当先锋”为主线，着力彰显“杭州味”“城建味”，在城市能级上再上新台阶，在城市品质上再开新局面，全力推进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多层面“研学”推动理论学习落实落细

　　在杭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市建委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党员干部开展现场学习， 在循迹溯源中深刻感悟真理伟力。“我们将结合‘城建先锋• 聚力攻坚’活动， 抓深抓实‘保亚运、拼经济、争一流’三大行动，全力做到理论学习入脑入心、

调查研究求深求实、推动发展聚焦聚力、检视整改动真碰硬、建章立制常态长效。”市建委党组负责人表示。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建委党组带领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每月举办一期读书班，采取“三级联动带学、领导示范领学、晾晒检查督学”抓实日常学习，举办读书班35期，开展集中学习93次、专题研讨36次，讲授专题党课53场。除了领导班子带动学外，还开展支部联动引导学，机关、直属单位及两新党组织开展“联学联建”活动，引导建设行业党员全覆盖制定个人自学计划，必学《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
114个党支部结合主题党日、“三会一课”开展学习、研讨539次。同时，还结合行业特点和党员个性化需求，开展精准化、差异化学习。活动突出建委特色循迹溯源，编印《A总书记关于城乡建设工作重要讲话及重要论述精神摘编》，组织党员干部赴市规划展览馆、小古城村等地现场学习90次；
组织开展“城建青年说”“清廉建青学”系列活动和“城建共青讲坛”，通过“在线说”“现场学”生动宣讲主题教育理论；
两新党组织用活“云端学”“班前学”“夜校学”等形式开展学习，把主题教育搬到建设行业企业第一线；
建筑工地依托“项目D建管理系统”“民工学校”开展“岗位建功学”，推动行业系统理论学习走深走实。

多维度“联动”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破难

“我们小区没有新能源充电桩，充电只能在单位充，很不方便。”住在滨

江区西兴街道迎春南苑的张先生一直因汽车充电问题而苦恼，通过社区座谈交流会，张先生表达了“希望小区增加充电桩”的意愿。很快，张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西兴街道迎春东苑、迎春北苑、迎春南苑、迎春小区、湘云雅苑5个小区利用小区公共停车位，共建17个充电站，安装149个交流桩。

　　今年，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首次纳入杭州市民生实事项目，市建委围绕住宅小区、商业大楼、出租车服务区等应用场景，谋划构建一张覆盖城乡的充电网络。像这样，聚焦民生实事、信访诉求、城建新领域等重难点问题，市建委统筹行业力量深入一线解题，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70个，转化工作举措57项。并通过处级干部“揭榜挂帅”、年轻干部“点将报名”，组建194人调研团队，聚焦建筑领域欠薪、城市更新等问题，走访建设主体、企业、相关部门、镇街村社等，找准问题症结、研究解题之策，研究制定“防治结合、以防为先”13项欠薪治理等举措。

　　前不久，市建管站通过D建联建与省三建建设集团党委、市红十字会医院住陪联合党支部、杭州日报城市新闻中心党支部签订结对共建协议，组织市红十字会医院医生义诊专家团，进工地为城市建设者展开问诊活动。“医生进工地”“爱心义剪”“党员克难题”……一批扎实有效、凝聚合力的D建联建活动正在城乡建设领域积极开展。通过深化“机关+直属+两新”“省级+市级+区级”“住建+其他职能部门+科研机构或项目支部”等多层面D建联建，推动271 名行业专家下沉一线，认领101个破难项目，合力攻坚消防验收、盾构施工等技术难题。

全领域“争先”推动城建工作提质增效

　　4月，市建委“城建先锋• 聚力攻坚”活动全面启动，作为主题教育的主载体，该活动通过建立“分片驻点”“三级联动”“比学赶超”“人事结合”四

大机制，推动所有建设系统党组织和党员在“保亚运、拼经济、争一流”58项任务中当先锋、作表率、展作为。聚焦三个“一号工程”“两场硬仗”，市建

委实施“城建先锋•   聚力攻坚”行动，引领城建党员干部“保亚运、拼经济、

争一流”，以主题教育为动力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在聚力城市基础设施上，委领导带队组建8个工作组，完成185条地铁重建道路、33条快速路的质量“回头看”。开展“深耕重点工地、护航精彩亚运”结对行动，推动117名党员下沉工地指导服务，把好重点区域范围内项目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关。在聚力城建投资项目上，市建委381名干部组成55个攻坚团队，主动对接行业龙头企业，

精准帮扶22个城建领域重点项目以及全市投资额10亿元以上的89个重点实施项目等，实现二季度建筑业总产值2116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2057亿元、勘察设计总产值1510亿元。在聚力城乡融合发展上，市建委全力推进共同富裕基本单元省级示范，打造省级风貌样板区11个、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城市样板区5个，出台《高质量全域推进未来社区的实施意见》，新建成并通过省级验收未来社区项目33个，创建数、创成数均居全省第一。统筹“城乡融合”，新建改造绿道211公里，新开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363个，开工美镇项目772个，项目总数位列全省第一，成功承办全国农房建设管理现场会，另外还完成老旧小区改造232个、回迁安置17988户，新增停车泊位37361个、公共充电桩2283个，让主题教育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全方位“检视”动真碰硬抓实问题整改

　　“小区能不能建一个老年食堂，解决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年轻人想要有个健身房，下了班可以健身”……老旧小区改造增加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的共同需求，但是配套用房产权证“办证难”是旧改面临的一大难题。今年5月， 市建委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园文局等部门正式印发《杭州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社区配套用房产权办理办法（试行）》，为老旧小区新增配套设施建设明确规范并提供政策依据。以上城区采荷街道青荷苑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原为社区非机动车库）为首的一批83个配套用房产权证均已办出。

　　市建委坚持问题导向，在整改过程中强化部门联动、清单推进、建章立制。深挖细研“查”，市建委聚焦“6+1”个方面突出问题、群众诉求集中信访案件、市委巡察和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梳理护航亚运、改革试点等

　　7大类82个问题，逐条研究举措、落实责任，项目化推进整改整治任务。动真碰硬“改”，市建委坚持开门纳谏听民声，建立“领导挂帅、处室牵头、区县协同”破难体系，聚焦“迎亚运”道路建设、未来社区长效运营、农房建设质量提升等内容，“一题一策”推进重难点问题整改，已完成整改79个，销号率在96%。举一反三“立”，市建委坚持常态长效，建立或修订《杭州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实施办法》《关于全面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意见》等各类制度23项，切实从机制层面堵漏洞、防反弹。

天津 以务实举措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牢牢把握学习贯彻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总要求和目标任务，紧密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实际，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起来，促进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在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见行见效，扎实推动主题教育出色出彩。

全面加强组织领导高站位统筹部署推动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坚定扛起政治责任、主体责任、领导责任，深刻领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主要考量，深刻认识使命之重、任务之艰、发展之责，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系统谋划、靠前指挥、督促指导，班子成员抓好分管领域主题教育工作。一是迅速学习领会。4月6日、4月10日，文 术公 众号 整 理，分别召开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及时学习领会A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中央、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和文件精神，对本系统主题教育提出要求、组织研究部署。二是统筹制定方案。4月16日上午，召开党委会研究审议委党委主题教育工作方案，成立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工作格局。三是强力部署推动。4月16日下午，委党委召开本系统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市委主题教育第十一巡回指导组组长到会指导并讲话，党委书记作动员部署。截至目前， 委党委已先后召开3次领导小组会、4次领导小组办公室会部署推动，明确职责任务、建全运行机制、调度工作进展，推进本系统各级党组织精心组织实施， 扎实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全面突出凝心铸魂高标准抓实理论学习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把全面学和重点学结合起来，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一是原原本本系统学。把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作为一次政治集训，认真组织安排。集中利用7天时间，委机关和所属单位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二级巡视员、机关正副处长等129名党员领导干部集中时间、集中学习，带头研读A总书记重要著作、重要讲话，学习党的20D报告和党章，学出真信仰、学出真担当。二是联系实际重点学。突

出干什么就重点学什么，将《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作为重要学习内容，不断加深对A总书记关于住建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三是交流研讨促进学。在4个专题基础上，增加“深刻领悟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科学思想”专题。4月23日和5月24日，委领导班子按照“准”生活会的标准，分别开展了专题一、专题二交流研讨，畅谈体会收获、检视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四是多措并举带动学。从5月中旬开始，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系列住建讲堂，利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压茬开展学习。4月27日至5月下旬，利用天津干部在线学习平台举办网上专题班，组织机关干部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共计320人参加学习。制定基层党支部主题教育理论学习工作安排，

　　197个基层党组织组织党员参加集中学习756次。在官网、OA内网专栏增设“每日一习话”专题学习内容，在天津市各主要媒体重要版面栏目刊播宣传稿件10篇，做到有氛围、有质量、有效果。

全面聚焦破解难题高质量开展调查研究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认真落实A总书记关于坚决防止和纠正调查研究不良倾向的重要批示精神，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主题教育最鲜明的特色，迅速掀起大兴调查研究热潮。一是统筹“谋”。紧密结合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等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制定委党委关于大兴调查研究工作安排并认真审视分析，确保调研安排总体平衡、科学合理。二是精准“选”。在大梳理大排查存在问题基础上，围绕推动建筑业发展、住房供应体系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绿色低碳行动、建筑施工安全监管等重点工作和发展难题，委领导班子成员每人牵头选定了1个调研课题， 共52个调研点位，机关处室主要负责同志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共选定调查研究课题92个。三是深入“研”。加强调研统筹，每周调度汇总，督促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大走访大调研。截至目前，委领导班子成员已先后深入服务企业、项目工地、街道社区等29个点位开展调研24次，以严实作风摸情况、找症结、解难题；
机关处长、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已累计开展调研190余次，努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创新动能。

全面推动检视整改高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坚持把建立问题清单逐项整改作为贯穿主题教育各项工作的总抓手，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学、对着问题改。一是用心查。对标市委问题清单主动认领，结合实际，委领导班子系统梳理学习研讨、

调研发现、巡视反馈、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的问题，从党员干部队伍、高质量发展2个方面，共查找问题33个、制定整改措施114条，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时限、牵头负责人。二是用功督。建立周调度机制，每两周动态更新，确保问题认领到位、措施制定到位、责任压实到位、按期整改到位。加强对机关处室、直属单位分类指导、督促落实，组建6个组，全过程推动落实，确保主题教育在基层党组织落地见效。三是用力改。针对党员干部队伍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推进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全面推动问题整改。实施中心城区更新提升行动，制定全市整体城市更新行动计划，积极推动试点项目建设， 河北区金钟河南侧片区等城市更新项目已启动实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行动， 编制完成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中新天津生态城先行先试，中新天津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北辰医院等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已投入使用，成效明显。推动高品质生活创造行动，开展中长期住宅发展规划编制工作，调整住房限购、差别化信贷、公积金、居住证积分等政策，推动南开区、西青区、津南区面向天开园“一核两翼”人才实施针对性购买支持措施。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长租房供给，今年新筹集认定保障性租赁住房7333套（间），已向7.46万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房补贴1.94亿元。配合实施D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制定打造“红色物业”实施方案及物业服务行业党委组建方案，开展“红色物业”创建试点工作。截至目前，33个问题中， 3个问题已整改销号，其余30个问题正在持续推进整改。

A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新型城镇化发展（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执笔人 钟静

（2023 年 3 月 22 日）

　　为深入学习研究阐释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研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2023年3月5日，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办《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苏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学习贯彻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主题作理论研讨。

　　江苏社科名家任平，江苏省教育厅韩叶祥、邹燕，苏州大学李孝峰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应邀出席研讨会。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钱振明教授，副主任高峰教授分别主持研讨。

　　就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论述对中国式城镇化的重要指导意义、中国城镇化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等问题，与会专家进行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城市发展规律和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明确了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全球进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治彦研究员认为，现代化道路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必须以人为核心，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多元化，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强调“以统领推进统筹”，加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顶层设计，创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新型理论范式。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彭勃教授提出应当从战略主动性、发展跨越性、统筹整体性、普惠共识性等几方面积极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与会专家学者还就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论述的哲学意蕴、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城市生命共同体等城市工作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召

开及时、意义重大，苏州大学应以此次研讨会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入开展学习研究阐释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更多有影响的高质量创新成果，助力中国式城镇化、中国特色城市发展和城市工作。

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方向性指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刘德中

（2023年3月22日）

　　《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是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指南，也是新市民融入城市的重要指南。该书有三大特点。

　　人民性。A总书记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城市发展之路。“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立场在城市治理中的体现，包括文明城市创建，要努力打造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城市、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的城市、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城市、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城市。实施推进民心工程，是践行党的宗旨使命的实际行动，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抓手，是践行“抓民生也是抓发展”的重要体现。实施推进好民心工程，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深入了解群众所需所想，努力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没有对群众疾苦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就难以有起而行之的雷厉风行。只有真正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才能算好民心账、政治账，才能对问题不回避、有担当， 才能不怕麻烦、保持耐力，不因事烦而畏难、不因事小而不为。以人民为中心， 以广大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是城市治理的根本思路。

　　精细化。A总书记2017年3月5日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形成有效的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治理体系靠的是精细化管理，要实实在在地提高民生福祉，像绣花般精细，像钉钉子般务实卖力， 为的都是群众满意。要做到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需要坚持问题导向， 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用群众满意度来衡量。

　　数字化。A总书记2020年3月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城市的未来是智慧

城市。数字城市是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指城市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数字城市建设是促进国家信息化的最重要内容。数字化将更加优化配置城市的自然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达到大力节省资源，提高整体效率， 促进经济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生态质量的基本要求。智慧城市要能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集成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

学习贯彻《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积极推动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共定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

（2023年4月19日）

　　近日，中共中央DS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了《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作为城市建设管理的行业主管部门，市、县区住建部门应当把学习贯彻《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作为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相结合，与“三抓三促”行动紧密相结合，切实用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论述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充分认识学习贯彻《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的重大意义。《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分7个专题，共计300段论述，摘自A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贺信、指示等120多篇重要文献。A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对于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深刻领会《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的精神实质。要深刻领会

《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一是必须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二是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三是做好五个方面的统筹，即，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统筹改革、  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提高城市发展宜居性；
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

三、迅速掀起学习贯彻《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热潮。在全市住

建系统开展深入学习贯彻《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五个一”活动： 发出一个通知，市住建局党组已印发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的通知》。开展一轮学习，全市住建系统党员干部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学习《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开展一轮集中研讨，党员干部全覆盖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文章，并交流研讨。开展一次专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一次专题辅导讲座。开展一次知识竞赛，组织一次学习《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知识竞赛。

　　四、确保学习贯彻《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取得实效。全市住建系统各级党组织、各单位及全体党员干部要做到带头示范学、全面系统学、结合实践学、带着问题学“四学并重”，真正学深悟透，学以致用。全市住建系统党员干部要以执行者、落实者的角色，把学习《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实践紧密结合，与国家、省市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一同抓好落实，让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论述精神在定西住建领域落地生根，切实指导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义

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秦红岭

　　人民城市不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而是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一种政治品性、价值基点和善治之道。

　　作为政治品性的人民城市理念，基本要求是深刻认识城市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和改善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深刻揭示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的问题，坚持人民至上，明确我国城市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超大城市发展之路”。除了坚持人民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思想，不断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 作为政治品性的人民城市理念还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维护公共安全，把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来认识，“我国城市化道路怎么走？这是个重大问题，关键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更加重视维护城市发展中的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尤其要守住底线，关怀城市发展进程中特殊群体如城镇务工农民工、棚户区居民、城市低保人口的基本诉求。“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特定人群面临的特定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通过不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兜牢民生底线，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化解城市发展中不公平问题的战略举措。

　　作为价值基点的人民城市理念，深刻揭示了城市建设发展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城市工作的好坏由谁来评判的问题，基本要求是人民城市为人民，以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基础目标，以人民需求为价值内容，以人民满意为价值标准，紧贴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让城市更宜居。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背景下， 要特别强调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赋予城市规划以更具人民性的价值内涵，更加注重群众的口碑、群众的体验感与获得感。

　　作为善治之道的人民城市理念，强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基本路径的城市治理逻辑。善治是城市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使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城市管理过程。人民城市的善治之道，就是将城市治理看作一种服务于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这一良好目标取向的城市治理过程和路径。善治路径的核心要求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要坚持协调协同，尽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共建共治共享”使得城市治理的基础不是政府的控制，而是政府作为“掌舵人”充分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提升城市治理行为的合理性，“把市民和政府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为‘一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以学促干　　推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 市执法局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厦门日报记者　　许晓婷

（2023年8月18日）

　　学在深处，干在实处。学习贯彻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执法局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聚焦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争优、争先、争效，以奋进姿态推动“大城管”机制建设、文明城市创建、“两违”治理“三大攻坚”，推进平台信息化、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标准化、队伍规范化“三大建设”。

　　先学先行，以学促干。今年上半年，全系统共受理城市管理事部件问题62.03 万件，作出各类行政处罚4.2万件，同比增长68.67%，处置“两违”293.9万平方米，创新科技助力城市精细化治理项目获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秀创新成果。

强基铸魂“学思想”激发干的动力

　　开展主题教育，基础在学。市执法局党组坚持把抓好主题教育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第一时间建立班子成员领学、专家学者导学、支部书记督学、党员干部跟学制度，逐字逐句学好中央“指定书”，选学省市“推荐书”，结合中心工作学习城市管理“专业书”，在深学细悟原文原著中感悟真理伟力，凝聚推动城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

　　为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市执法局紧紧围绕学习贯彻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先后开展8次专题研讨，党员干部围绕主题教育着重解决6 个方面突出问题，采取“党组出题、支部点题、党员答题”方式，结合城市管理和工作实际提出8个方面问题，利用理论学习和每周二、周四晚上学习时间，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找答案”，集中研讨明确方向。

　　同时，该局将学习贯彻《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和A总书记对福建、厦门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落实《厦门“一二三”战略规划》、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联系起来思考，进一步提振党员干部助力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奋斗信心。

砥砺前行“强党性”强化干的担当

政治上、党性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市执法局先后邀请6名专家，

围绕“党的20D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如何做好调查研究”等开展专题授课，并结合授课组织党员干部实地参观、现场研学、召开工作座谈会， 系统提升党员干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驾驭风险的能力和狠抓落实的能力。

　　同时，该局把讲好专题党课作为深化理论学习、推动以学促干的有力抓手。组织开办“城管学思行”读书班，6名班子成员和12名支部书记带头到分管领域、分管部门和所在支部讲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学习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的收获和感悟、理解和体会、举措和办法，着力在全局推动形成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的良好局面。

　　为进一步规范履职管理，促进担当尽责，市纪委监委驻市执法局纪检监察组组织开展了城市综合管理与文明城市创建融合考评监督调研，监督指导常态化开展执法行为规范督察检查，持续推动《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职务行为若干准则》落实。召开全市城管系统基层经常性思想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 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凝心聚力，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守正创新“重实践”明确干的重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执法局着力把学研查改有机融合、贯通联动，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推动党员干部悟透方法、实干笃行。

　　立起工作标杆。市执法局把推进城市管理放到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去谋划， 积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城市管理经验，进一步健全完善“大城管”运行，持续推进城市运管服平台建设。

　　创新工作方法。“我们联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编制我市城市综合管理‘高颜值指数’，启动无人机对线性工程扬尘防治项目开展实地考评。” 市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创新推动建筑工地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建设，联合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创新开发建设工地隔音设备，提升城市噪声污染治理水平。此外，创新推出多功能新型摊车，降低油污、垃圾、噪声等对市容的影响。

　　提高工作实效。市执法局立足主责主业，召开全市住宅小区“两违”全周期管控现场推进会，推广住宅小区“360”“两违”治理机制落地运行；
保障重点项目征拆和落地，积极参与城中村治理，牵头开展新增“两违”、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等11个主题整治行动，腾出土地面积356.6万平方米；
牵头召开闽西南

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工作交流会议，公布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受理清单，推动实施户外广告设施“一证一码”电子化管理，优化广告设施设置行政许可审查流程，实际办理时限提速30%以上。

推动发展“建新功”体现干的成效

　　牢记为民初心，市执法局始终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与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统一起来把握。实干建新功，有着明确的行动指南。“我们将年度确定的26 项重点工作，分解为28个调研课题开展调查研究，高质量办好18个‘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该负责人介绍，市执法局推动出台《优化“大城管”机制工作方案》，编制《城市综合管理事项清单》和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统筹图， 着力提升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坚持执法为民，市执法局推行有标准的柔性执法，深入推进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项清单”，修订《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和涉及城管部门的59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提高城管执法队伍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利民惠民，“城管蓝”一直在行动。市执法局积极开展“益企服务”专项行动，回应人民群众对城市“烟火气”的需求，制定出台《厦门市“摊规点” 设置与管理工作指南》等规范，找到维护市容秩序与盘活小微经济的“最大公约数”，为商家、企业、摊贩纾困解难。相关做法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180多家媒体刊载点赞。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与辩证逻辑

赵强

　　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面临新的选择。城镇化道路是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其未来走向对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城镇化的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当选择走自己的城镇化道路，即走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它要求在作为现代化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的城镇化领域摆脱“学徒”状态，开辟独立自主的城镇化之路。走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其“道路之新”呈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内蕴深刻的辩证法。我们只有把握住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基本意蕴、现实基础、历史逻辑和辩证逻辑，才能更加全面理解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才能为中国城镇化道路指引正确方向。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全球化城市体系支配下的城市问题批判与双重治理的哲学研究”（19BZX020）和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一、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基本意蕴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向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受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指导。

　　第一，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式城镇化这一空间依托，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新型城镇化。党的20D报告庄严宣告：“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A总书记在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了城镇化对于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2]可见，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探索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另一方面，开辟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也不能脱离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线。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相应地，中国式城镇化的独特性也体现在，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城镇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城镇化，是重视“物”更重视“人”的城镇化，是保护城市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城镇化，是重塑全球城市体系、均衡公平有序的城镇化。说到底，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公平正义、“五位一体”、均衡发展、协同推进等应当是其本质要求。

　　第二，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指向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新时代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新时代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及未来中国所走的城镇化道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超越了新时代之前的城镇化道路。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城镇化道路更关注发展速度， 更注重量的增长，更重视利用资本提高城镇化效率，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更重视发展的质，更重视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更重视公平正义， 使城镇化发展更好地惠及所有人。不仅如此，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还是对中国过往城镇化道路各个历史阶段的超越，包括对中国近代以来由西方工业资本开启的旧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超越、对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城镇化道路的超越等， 是在反思基础上对过往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辩证超越，是进行总体性的辩证超越并指向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城镇化道路。

　　第三，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城镇化的自主探索之路，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逻辑。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自主探索，是中国发挥主观能动性，摆脱被动卷入或模仿东西方城镇化的境遇，以自己为本位发展城市、解决城市问题、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是新旧全球化大转换时代全球城市化体系重构的中国方案。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中的“中国式”，就是指中国城镇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些特色、风格、气派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集体主义、均衡协同、一体化发展、共同富裕等具有中国独特价值的城镇化实践中。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中国自主开创探索的城镇化道路， 体现出中国城镇化的道路自信。从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上看，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自主探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遵循某种抽象的价值原则，而是遵循中国的

城镇化历史实践规律，遵循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唯物史观中国逻辑，要求中国的城镇化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摆脱东西两种教条主义城镇化道路的影响，从而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城镇化道路。唯物史观中国逻辑要求总结过往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经验，深刻回答中国式城镇化道路为什么能够成功、怎么才能继续成功的问题。

　　第四，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遵循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21世纪初，为了解决中国高速、粗放城镇化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 国内学者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的空间理论，对城市展开批判，提出“空间正义”概念。这一概念虽然抓住了城市问题的内核，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但是依然不能被平移为中国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西方城镇化和中国城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作为先发主体，当前西方城镇化已经进入城镇化率达到80%的成熟阶段，西方城市问题主要是个体在获得都市权利、空间权利方面存在不平等；
而作为后发主体，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城市化率30%~60%的“乡村中国”向“都市中国”转型阶段，主要城市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资本侵犯失地农民、农民工、城市弱者的空间权利和权益[1]。由于先发，西方城市化在前一个阶段的问题解决之后再进入后一个历史阶段，其问题的产生是历时性的；
而由于后发，中国城镇化在一开始就面临多个历史阶段的问题， 其问题的产生是共时性的。A总书记将这种差别形象地比作“串联式”和“并联式”的差别[2]。在这种差异背景下，两者的空间正义内涵也应当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的空间正义是在城镇化发展成熟阶段试图通过“城市革命”的手段来争取每一个人，尤其是“少数群体”的城市空间权利，即一种“革命”的、“分配”的空间正义；
而指导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理论应当关注， 在确保城镇化发展效率的基础上如何使失地农民、城市弱势群体加入空间生产以获得空间权益分配的基础，从而实现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共同获利、实现共同富裕，即一种“发展”的、“生产”的空间正义。在空间正义原则上，后发城镇化造成的中国差异性城市社会，应当在承认客观差别合理性、坚持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实行一种结构性的、差异的空间正义：在基本空间产品配置上满足所有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空间需要，将满足居民的基本空间需要当作一种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并实现均等化供给；
而超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线的任何高需求，将以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满足，从而在实现城市空间权益的公平公正分配的同时确保中国城镇化的优质高效。

二、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的现实基础

　　要摆脱城镇化道路的“学徒”状态，就一定要有摆脱城镇化“学徒”状态的历史基础，这种历史基础既包括世界历史基础，也包括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的世界历史基础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即新旧全球化的大转换，对于城镇化而言，就是全球正经历着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旧的非均衡、非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的新的均衡和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转变。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城镇化应当顺应这种全球城市体系的新旧转换，摆脱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全球城市体系。而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即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对于城镇化而言，就是要最终实现城市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这必然要求中国城镇化摆脱对东西方教条主义城镇化模式的模仿，解决一味模仿带来的城市问题，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所以，两大格局的转换，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的现实依据。

　　一方面，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维度而言，要摆脱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全球城市体系，中国必然要走自主的城镇化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即旧全球化时代的后期，全球进入“都市社会”[1]；
相应地，全球资本的控制体系也发生了从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元向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的转换。全球金融资本将科研、金融、文化、贸易、生产、原材料等不同层级的产业定位在全球相应空间，而围绕这些产业聚集形成了由世界城市、全球区域城市中心、国家中心城市、重要节点城市、低线城市等构成的全球城市分类体系[2]。处于全球产业链顶端的城市位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城市位于体系的边缘， 从而使这一全球城市分类体系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全球金融资本通过制造科技鸿沟、产业鸿沟，乃至运用暴力来维持这种产业的空间结构，从而控制全球城市体系，使这一体系为金融资本服务。这一体系又是一个不断扩展的体系，全球的空间、城市都将基于全球金融资本的最大化获利原则而被纳入金融资本的全球增殖体系。我国城市因承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产业而发展起来， 集中了全球产业链中的边缘产业，因此在全球城市分类体系中，我国城市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边缘地位。全球金融资本给中国城市设定了发展的天花板，导致中国城市在产业升级转换上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要摆脱被控制和被剥夺的命运，中国城市必须首先从资本的全球城市体系中脱离出来，走自主城镇

化道路。当前，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推动世界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转变，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金融资本的全球城市体系，正因为美元统治的崩溃、金融中心城市地位下降、知识创新能力的东升西降、社会矛盾激化等而日益崩溃，全球大变局呼唤与中国倡导的多元主义、平等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匹配的新全球城市化体系的出场。中国要对新的全球城市体系作出贡献，就要摆脱全球金融资本控制的体系，顺应新全球化时代趋势，走独立自主创新的城镇化道路。

　　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维度而言，解决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问题的现实需要，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主的城镇化道路。当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然包括城镇现代化。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为走一条自主的城镇化道路进行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经历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百年奋斗史，其中交织着从城市化空间生产到开创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模仿苏联城镇化模式造成的城市问题而转向模仿西方资本城镇化模式的城镇化道路，虽然短时间使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城镇化率超过60%[3]，“乡村中国”变成“都市中国”，而且创造了巨大空间财富，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导致城镇化的地区（东中西）、规模（大中小）、结构（社会和人口）等各种失衡，城市风险加剧，大规模盲目的城市化带来了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弱势群体空间权利的丧失等城市问题。这些城市问题，向中国提出了摆脱“学徒”状态、自主创新城镇化道路的现实要求。城镇作为现代化各种条件聚集的综合空间，对全面现代化的实现、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唯物史观中国逻辑为指引， 独立自主创新中国自己的城镇化之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城镇化基础。

　　总之，锚定中国城镇化未来正确航向，不仅要审视世界大变局对全球城市体系带来的新变化，使中国城镇化符合新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规律，而且要站在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从民族复兴全局的高度凸显摆脱“学徒”状态、走向自主创新城镇化之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的历史逻辑

　　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开辟是不同历史阶段城镇化道路辩证发展的结果， 展现为不断向更高层次合理性和合法性迈进的历史进程。而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城镇化道路实际上就构成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与之比较从而确定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道路之新”的坐标体系。这一坐标体系包括西方城镇化道路、旧中国城镇化道路、苏联城镇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城镇化道路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道路[1]。正是在同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城镇化道路加以比较并不断在现实中进行历史超越，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才呈现出“道路之新”。

超越西方城镇化道路：走规制资本逻辑的城镇化道路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总体上走了一条资本推动的道路，资本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现实力量，城市要素乃至城市本身都成了资本增殖手段。当今资本城镇化依然是大多数国家和区域推进城市化的主要实践途径和模式。资本城镇化释放的巨大空间生产力，为人类创造出了大量财富，扩大了人的空间本性和自由，但是，也导致了“三大对立”。一是人与自然的普遍对立。资本为了通过城镇化实现增殖，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使自然从“为人”的存在变成“为资本”的存在，造成人与自然的普遍对立。二是人与人的普遍对立。城市商品消费和空间消费增殖，将人与人隔离为单个原子，导致人与人、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的普遍对立。三是全球资本为了实现全球布局， 将全球的城市塑造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体系，中心城市、先发城市将边缘城市、后发城市视为其增殖、谋利的手段，使城市之间处于一种普遍对立的状态。为应对资本城镇化所造成的“三大对立”，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出场。第一，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生态城市之路：一方面对资本通过攫取自然资源牟利加以规制，加强生态修复；
另一方面利用资本发展生态产业，同时防止资本增殖逻辑导致的生态产业过剩和危机。第二，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共同富裕的人民城市发展之路，实现由资本的城市向人民的城市转变，通过共建、共享、共富，使城市化带来的财富惠及所有人。第三，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意味着均衡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之路，以平等、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城市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构建起新全球化时代的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代替旧全球化时代非均衡非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

超越旧中国城镇化道路：走自立自强的城镇化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西方工业资本全球增殖体系，沿海和沿江的部分城市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中国财富的桥头堡和飞地，中国城镇化进入半

殖民地半封建城镇化阶段。官僚资本家凭借手中掌握的封建特权，利用与帝国主义勾结而获取的大量资本开办银行、修筑铁路、修建码头、开设工厂、开掘矿产等，并参与帝国主义在城市区域通过非均衡空间的再生产而进行的牟利活动，占有资本城镇化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勾结控制、剥夺中国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城市问题：一是造就了控制和压迫人民的特权性、封闭性、等级性城市；
二是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勾结，运用特权破坏平等交往规则，压迫剥削城市中各个劳动阶级，造成城市贫困；
三是使中国城市遵循西方国家订立的规则，充当西方工业资本全球布局的工具，从而使中国城市处于依附状态而不能自强。这三个城市问题，启示着未来中国城镇化必须走自立走强的道路，实现城市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一是走“站起来”的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城市摆脱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控制，实现城市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二是走“富起来”的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城市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 实现城市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
三是走“强起来”的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城市摆脱被控制的命运和附庸地位，最终实现城市强起来的历史使命。

超越苏联城镇化道路：走规制特权的城镇化道路

　　在中国人民苦苦探求如何摆脱西方工业资本对中国城市的控制时，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随后苏联开启了工业现代化道路，并开辟了一条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城镇化根本不同的道路。苏联城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其必然成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对比坐标。苏联城镇化道路具有教条主义特征，把现代化等同于技术现代化，完全通过计划手段，采取集权的方式推进城市化。苏联城镇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城镇化严重依附于工业化。城市的所在位置、城市人口以及城市化规模和速度都与工业化深度关联，城镇化成了工业化的副产品[1]。二是抑制城市活力。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流动都纳入计划，从而造成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彼此隔离、封闭，丧失活力。三是高度集权体制导致苏联僵化教条的城镇化。苏联完全依靠国家行政权力， 集权式地从上至下一级一级推进城镇化，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作为对苏联教条主义城镇化道路的超越，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新”在三个方面：一是走独立发展城镇化的道路，抛弃只有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教条主义认识，将城市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打破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依附；
二是走合理利用资本、市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吸纳多方资本推动城镇化发展， 强化市场经济在城镇化建设中的资源配置作用；
三是走规制特权的城镇化道路，

通过规制权力、监督权力来超越苏联城镇化的集权制度。

　　超越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城镇化道路：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最终使中国城市从资本的全球增殖体系中挣脱出来。党的工作重心随之也从乡村转到城市，走上了独立探索城镇化的道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城镇化道路，因此产生了和苏联城镇化相类似的弊端和矛盾。中国共产党虽已敏锐觉察到苏联教条主义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但是应对城镇化问题的策略和手段脱离了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是通过城乡二元体制发展城市；
二是通过城市青年下乡的方式来解决城市人口就业等问题；
三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城市权力的固化、僵化问题。面对这三大问题，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超越：一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乡村， 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二是推进城市市场化改革，以市场推动城市发展，提升城市生产力水平，实行城市开放，将城市融入全球体系，借助全球资本的力量发展城市；
三是规制特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城市服务型政府。

　　超越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道路：走均衡协同、共同富裕的自主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亟待发展和全球资本希望摆脱危机的双重需要， 使中国城镇化走向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借助资本的力量推进城镇化的道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城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自主探索，涉及产业领域的乡镇企业、兼具计划和市场特征的房地产政策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助推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转变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展起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化也呈现出诸多问题，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规模失控。不少地方的盲目实践造成城市“摊大饼”般畸形增长。二是产城失衡。房地产业挤兑实体产业，阻碍了实体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创新发展，使产业处于较低的层次。房地产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积累了极大的城市风险。三是城乡发展失衡。城市掠夺乡村，虽带来城市繁荣，但造成乡村衰败。四是城市之间以及城市群之间发展失衡。五是社会冲突频发。利益冲突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空间利益的再分配领域。这些问

题决定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必须走均衡、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的自主城镇化道路。一是走总体规划下的城镇化有序发展之路。针对城镇化领域的实践，加强城镇化顶层设计，防止资本条件下城镇化无序扩张。二是走产城一体之路。严格控制资本向房地产业聚集，引导资本投向城市实体产业，防范城市空心化风险，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促进城市产业多元化，繁荣城市经济。三是走城乡结合、共同富裕之路。一方面，用后工业理念引领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城市产业向高端发展；
另一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新型产业化助推农业现代化，以农业为新型产业化提供支撑，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四是走均衡、协调、一体化的城镇化之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1]五是走差异性空间正义之路，构建既不能超越历史发展水平也不能落后于社会发展水平的、既有利于效率又保障公平的、既注重初次分配又注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空间权利的差异性空间正义分配，解决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六是走党领导下的人民城市之路，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城镇化过程的监督。总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使高质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成为人民共同福祉，开辟具有更高层次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城镇化道路。

四、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道路之新”内蕴的辩证逻辑

　　要深刻阐释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理论，不仅要依据实践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确定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道路之新的五重历史坐标，并探索这一多重坐标谱系的内在关联，而且要充分揭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的辩证法，从而实现对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认识。

　　第一，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城镇化历史辩证发展的产物，表现为对不同历史阶段城镇化矛盾运动中消极方面的辩证否定。因此，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城镇化道路都是暂时的，都要被超越。“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西方国家利用资本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开启了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此转变在之后的历史中深刻影响我国城镇化走向，因此， 讨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必然将西方城镇化道路作为第一重坐标，但是其造成的“三大对立”，又决定其必然被扬弃。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将中国城市作为资本增殖的桥头堡和飞地，从而开启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比较坐标系中的第

二重坐标。资本进入中国，不仅没有变革封建城市，反而和封建权力勾结，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城镇化道路，因此，为走自立自强的城镇化道路， 旧中国城镇化道路必然被扬弃。十月革命胜利开启了苏联城镇化道路，为中国城市摆脱西方产业资本的控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苏联城镇化道路因此成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比较坐标系中的第三重坐标；
然而，苏联城镇化中的权力固化和教条主义及其造成的问题又决定了其必然被扬弃。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缺乏城市治理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模仿苏联城镇化，形成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比较坐标系中的第四重坐标，这一模仿、探索时期的城镇化道路因产生类似苏联城镇化问题仍须被扬弃。改革开放初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城镇化经验教训，中国城镇化开始借助资本，形成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比较坐标系中的第五重坐标，但是资本条件下城市发展的非均衡和无序，又使这一高速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再次被扬弃。

　　第二，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通过坐标比较来确定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新在何处，并不是通过与某一个历史阶段的城镇化道路坐标进行一次对比就能完成的。因为，在我们通过揭示某一历史阶段城镇化道路的某些方面问题并与之比较来确定中国式城镇化道路之新的时候，由辩证否定而得到的道路之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依然是抽象的，还需要在城镇化道路历史进程中实现具体化。这一具体化同时也是城镇化道路获得多样性和综合性的过程。“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1]例如，西方资本城镇化是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原则的城镇化，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城市与城市的对立，通过辩证否定西方城镇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应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城市与城市和谐的道路，应走生态城市道路、人民城市道路，倡导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但是，此时的生态城市、人民城市和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还是抽象的，其所针对的问题、依据的理念、采取的措施等，只有等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化被纳入全球城市体系中从而产生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人与人的对立冲突、城市与城市的对立冲突的时候才能被深刻理解，而只有在这一历史阶段，它所面临的问题、依据的理念和采取的措施才具有针对性，绿色城市、人民城市和均衡正义的全球城市体系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法。中国式城镇化新

道路通过不断否定从包含简单矛盾的城镇化道路逐渐走向包含复杂矛盾的城镇化道路。在旧的城镇化道路走向新的城镇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中，原来各种道路中蕴含的内在矛盾不会简单地归于消灭，而是作为潜在的次要矛盾沉淀在历史性出场的新道路中，成为新道路的矛盾系统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当一种道路历史性地超越了先前的道路而成为新的道路，实际上就包括了被超越道路的内在矛盾，并且把它们纳入一种更复杂、问题更多的矛盾统一体中。对后发主体而言，尤其如此。可见，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既然超越了之前五种城镇化道路，相应地，就必然包含前五种城镇化道路的所有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复杂矛盾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是对西方资本城镇化道路的超越，但是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并没有消除资本， 还要发挥资本在城镇化中的效率优势，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资本、规制资本，然而，资本的内在矛盾并没有被根除。同样，旧中国城镇化中的官僚主义、殖民文化，苏联城镇化中的教条主义、特权主义，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粗放、非均衡因素，都可能沉淀在新的矛盾体系中。在道路上每克服一个短板、每完成一次创新、每实现一次超越，就会积累相应的矛盾，一旦有适合这些矛盾生长的土壤，这些矛盾就可能爆发。因此，只有深刻揭示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内蕴的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法，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式城镇化新道路的理论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市群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学习A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

刘秉镰、袁博

　　党的20D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综合了各国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和中国特殊国情， 映射到城镇化方面，就是要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市群作为中国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经过多年的规划发展，中国城市群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2021年， 仅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以及成渝五个城市群，就以不到全国12% 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47%的人口，贡献了全国57%的GDP①。城市群正在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推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理解城市群的作用，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城市群发展路径，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城市群的作用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党的20D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今后各项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既与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标准一致，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发展的特殊情况与未来愿景。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论是西方式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城镇化水平始终是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规模迅速扩大， 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A总书记指出：“如果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能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1]可见，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中国式城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城镇化人口规模巨大。2022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65. 22%②，未来还将有3亿人口进入城市。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的主体形态和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增长、深度参与国际经贸往来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随着中国进入城镇化下半程，城市群迅速崛起，中国城市发展步入新阶段。空间发展和结构

聚散从多个尺度和多个维度演化整合，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空间形态[2]。

　　根据空间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定义，文 术公 众号 整 理，城市群是指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多个城市，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人口流动、产业关联、贸易活动以及信息交互所形成的城市集合体，体现了城市由独立发展的初级阶段向组团式发展的高级空间组织形态的演变。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地区超大规模城市是城市群的“核心”，中小城镇是重要的“节点”，共同构成了由核心向周边辐射的网络状的区域城市体系，不同规模、功能的城市通过优势互补， 实现城市群整体的发展。

　　目前，中国城市群战略的推进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19个城市群③，总体思路是提升优化东部城市群、壮大中部城市群、培育西部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有望率先发展成世界级城市群。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群建设仍需处理好一些问题。首先，国土空间资源约束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仍然存在不匹配问题，著名的“胡焕庸线”深刻地反映了国土空间刚性约束下区域间不均衡的难题。第二，中国普遍存在大城市过度集聚和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有限土地的利用效率。第三，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同质化竞争等问题，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此外， 城乡差距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不高。这些问题不利于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

　　从城市群的政策演进过程看，中国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和深化。当前，肩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城市群战略的推进面临新的要求，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重新认识城市群战略，破解中国城市群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3]。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与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相契合，有助于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阶层分化、物质主义和扩张掠夺等顽疾，对于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城市群、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有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讨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意义和模式[4-6]，但对于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的讨论仍有深化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基于城市群战略的政策演进，以及中国当前城市群发展的现实问题，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与城市群发展的理论逻辑，提出未来城市群战略推进的优化路径选择。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城市群战略的理论逻辑

　　推进城市群发展是当前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重点，是解决中国区域和城市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抓手。城市群战略的提出和推进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家战略、制度变革、内外部环境等因素互动耦合形成的必然结果。本文从国家维度的宏观视角、区域城市维度的中观视角和微观个体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城市群之间的理论逻辑进行解析。

宏观逻辑：是解决经济发展新动能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面临内外部双重压力。内部面临“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 进入结构调整期，资源约束日益收紧。外部方面，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的围堵，采取技术封锁、产品断供等手段，加之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均面临严峻挑战。借助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向高质量发展要红利成为当前的重要出路。在此背景下，城市群战略的定位不断提高，意义不断深化。

　　加快推进城市群建设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资源禀赋状况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力比较优势弱化，人口红利缩小。探索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也是践行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培育新动能离不开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则需要依托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空间载体，这意味着需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协作。新动能培育也依赖于科技创新，推动区域产业更新迭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等方向发展，有助于促进优质要素集聚，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带动外围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从而以结构升级促进高质量增长。通过强化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均等化和一体化连通，能够实现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从而以城市间分工协作推动形成新的增长极。

　　加快推进城市群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从西方国家城市群发展兴盛的历程看，城市群能够促进要素充分流动，拓展地区市场边界；
能够借助规模经济效益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能够通过分工和知识溢出发挥正外部性，激发创新活力和驱动力。对于中国面临的新发展阶段而言，发展城市群的目的是要推动形成发达的中心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周边地区的融合、协调、互促发展的良性关系，助力高质量发展。

中观逻辑：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重要抓手

区域是国家的局部，国家是区域的总体，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宏观经济战

略在中观地理空间上的映射，区域发展战略反过来也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战略， 是总体经济系统的有效支撑。因此，中观层面的区域协调和优化配置尤为关键。实施和推进城市群战略有助于强化区域空间治理，通过优化分工和合理化布局推进协调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释放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能。

　　城市群发展作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是促进要素流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的空间载体。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聚的产物，规模经济效应是城市存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城市中经济活动数量和人口规模的剧增，会出现“大城市病”等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超出了行政边界，成为地区城市共同面对的难题。在中国央地分税、行政分割的治理结构下，各城市长期“各自为战”，面对复杂的区域发展难题， 这种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需要向地区间、城市间协调发展的新模式转变。在此背景下，由单一城市治理转向城市群综合治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推进城市群建设有助于促进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作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集聚形态，城市群的出现使得原先单一城市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和“多样化经济”上升到更大尺度的城市群层面，形成不同城市间的专业化协调分工， 有助于放大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组团间经济互动的强化能够有效减少市场分割，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负外部性。市场一体化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和市场可达性，空间配置效率的提升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生产效率，借助资源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最大化收益。

　　微观逻辑：是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有效途径

　　城市由居民和企业等基本要素构成，是实现企业价值创造和个体发展的重要载体，建设好城市群，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为城市群中的企业创造了丰富的发展机遇，提升了人民生活质量。

　　城市群的发展有助于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城市群的发展拉动了消费，为企业创造了大量投资机遇，集聚经济和市场一体化效应则增强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观点，在城市群发展的早期，中心城市由于企业的聚集而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和区位优势，促使周边资源要素的流入，带来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形成内部规模效应。空间集聚带来的溢出效应进而产生外部

规模效应，使得经济集聚形成自我强化和循环累积。到城市群发展的中后期， 中心城市集聚达到了一定规模，拥挤成本和竞争效应又会导致潜在收益率下降， 造成企业在空间上的外迁扩散，在涓滴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带动周边中小城市企业经济的发展。

　　发展城市群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将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推进城市群建设，就是要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质量提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文娱等方面的需求。

三、未来中国推进城市群战略的路径选择

以城市群为依托培育壮大新动能，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传统的依靠大量劳动力及资本投入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需要挖掘新的红利，并通过空间布局优化扩大规模效益，探寻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路径。未来， 需要依托城市群培育壮大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具体路径包括：首先，在城市群空间尺度上促进要素和产业的优化配置，借助效率提升构筑新动能。城市群体现了从企业集聚到产业集聚再到城市集聚的过程，本质上是区域要素和产业的整合，需注重在大空间尺度下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布局，包括以功能定产业、以产业定人口，综合构建“城—产—人—公共服务”的协调格局。其次，充分发掘城市群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目前虽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但其在全国总人口数量中的占比不到30%。推进城市群建设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支撑。应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做好农村人口市民化工作，同时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拓展居民收入增长渠道，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展财产性收入渠道。最后，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发挥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优势和引领能力，鼓励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以科技进步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城市群研发力量强大，人才资源丰富，要率先提升基础理论和科学研究能力， 解决“卡脖子”难题，把城市群打造成科技创新高地。

以精准的政策导向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

　　中国城市群发展遵循“以点带面”的模式，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有利于强化空间规模效应、集聚溢出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等。未来，

应当以精准的政策导向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力，具体包括：第一，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科学合理规划国土空间资源。注重优化调整城市群的区划设置，破除不合理的行政边界和行政等级对城市空间布局的限制，构建高效率的城市群空间组织结构。加强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合理配置用地指标， 避免供给不足和浪费。第二，强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政策供给。全面提升交通、网络、管网承载力。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多主体投入机制，强化战略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物流、客流、信息流综合保障体系。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降低生活成本，提升消费需求。加快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的统筹进度，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第三，通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等模式和手段，降低企业的进入壁垒，充分布局产业集群和创新平台， 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加强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合作，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创新攻关，建立共享技术平台。第四，治理生态环境，强化对城市群大气、水、土壤等资源的污染联防联控，提升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环境承载力和生态效益。

有效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

　　推进城市群建设有助于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促进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需要注重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协同，注重破除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体制机制协同带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协同。强化不同城市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产业政策等的协同合作，通过协同治理机制为各类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价值创造提供支持和保障。其次，推动大中小城市产业协同发展，加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城市群内的中心城市要注重产业疏解，将一般性制造业、物流产业、批发等基础服务产业向周边中小城市转移，为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发展空间。同时，针对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引导创新资源向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围绕产业链实际需求部署创新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技术创新链条。最后，打破地区内的行政分割，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畅通商品服务流通渠道，打通阻碍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之间商品要素流通的堵点，提高流通效率。

调整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提高空间配置效率

推进城市群战略应当注重优化空间布局结构，提高空间配置效率，改善空

间功能品质，增强空间治理能力。需要注重城市尺度的合理化，注重解决大城市过度拥挤的问题，同时也要克服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第一，合理规划不同城市人口和功能的集聚和疏解。科学地认识当前人口流动模式复杂多元的特征， 把握人口向都市圈地区集聚、都市圈功能向中心城市郊区及外围疏解的内在规律，准确判断农村地区人口减少、部分城市收缩的趋势，顺势而为，合理施策， 促进城市人口和功能有效集聚和疏解。第二，建立全尺度、多层次、多类型的城市群治理体系。未来的城市群相关政策既要基于城市群、都市圈等宏观尺度谋划推进，也要注重在发展轴、增长极、新城园区、特色小镇等中观尺度的功能性平台构建上发力，顺应不同城市群内部不同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第三，合理统筹增量管控和存量效率提升。通过存量更新、效率提升、配置优化等手段，在有限的发展空间上提质增效。以科技为引领，建立多元的、韧性包容的城市空间管理体系。第四，围绕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空间配置的效率。通过加大技术、制度、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规模、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等手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

在城乡融合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是城市群中较为薄弱的地区，处理好城市群区域范围内的城乡关系， 是城市群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具体而言，首先，应做好顶层设计，科学编制与实施城乡发展规划方案。城乡融合发展包括资源要素流动、城乡经济结构、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等多方面的融合。

　　其次，应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功能复合、设施共享，以人为本，完善全覆盖、多层次、系统化的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设施配置标准化体系。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保障城乡发展机会公平，促进优质要素的双向流动。最后，应深入开展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涉及城市、乡村、市民、农民、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多个维度主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需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明确乡村在城乡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特色城市化的新型理论范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唐亚林

（2023年3月24日）

　　中国特色城市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一书，文 术公 众号 整 理，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领导力量、发展道路、发展内容、发展理论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创建了中国特色城市化的新型理论范式。这既是对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又是对人类社会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提炼和范式建构。

　　从领导力量看中国特色城市化，当代中国走出了一条政党主导城市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路。A总书记指出：“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要发挥执政党统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作用，围绕党和国家的总目标和中心工作，全面发挥执政党对城市发展道路、城市发展工作、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发展政策、城市发展治理的统领，是政党主导城市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

　　从发展道路看中国特色城市化，当代中国正在走出一条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新路。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这一发展特质决定了我们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市圈、城市群科学布局，以先富带共富的新型城市发展道路。

　　从发展内容看中国特色城市化，当代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由执政党统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使命三大主体，以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系统性、持续性、宜居性与积极性的新路。

　　从发展理论看中国特色城市化，当代中国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发展理念，正在走出一条超越人类社会城市聚落论、城市增长机器论的第三大城市发展理论范式即人民城市论的新路。这种人民城市论，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通过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高心安秩序的全面系统建构，为全体中国人民实现“过上好日子”梦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强大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新时代首都城市治理实践的根本遵循和指南——学习《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的体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研究室

　　《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A总书记对城市工作的深入思考、重要部署和战略布局，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指导性文献，也是城市治理部门全体党员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案头卷和工具书。

一、聚焦D建引领学以致用，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2015年，A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城市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举足轻重；
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提高城市治理效能，要通过强化政治担当、D建引领、学以致用，推动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要强化政治担当，在城市治理中体现忠诚。北京是首都，要坚持首善标准、高站位大格局，始终践行“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要求，学深悟透A总书记10次视察北京和18次对北京重要讲话的精神，努力将其转变为推进城市治理的实际行动。要时刻对标对表A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深刻认识、理解把握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做好城市治理工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始终保持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姿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扎实推进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城市运行安全保障等工作，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突出D建引领，推动城市治理提质增效。要以《A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为教材，认真组织学习，系统领会实质，切实指导工作，推动

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打造“管城理市•   真情服务”D建品牌，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亮身份、作表率，推动

D建与业务双融共促。要聚焦城市运行安全、城乡环境整治等工作，加强统筹谋划，集中调度推进，着力在内部协同、横向沟通、系统联动、科技赋能、安全管理、队伍建设上下功夫、求突破。要加强基层综合执法队伍建设，打造首都城管品牌，提升行业系统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切实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

　　要加强能力建设，推进首都城市治理现代化。A总书记强调，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要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立足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实际，积极引入首都高端智库，开展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研究，科学把握超大城市治理规律，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和方式方法，下大力气提高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本领，努力成为懂城市、会管理的行家里手，切实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管理城市，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

二、聚焦人民至上学以致用，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A总书记强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城市治理，根本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更好满足人的需求入手，着力打造宜居城市，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既要管理好城市外露的“面子”，更要做实惠民便民利民的“里子”。要持续抓好抓实垃圾分类、背街小巷整治、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等群众身边事，提升市政公用设施、水电气热“城市生命线”和环境卫生等城市基础保障水平。要紧紧围绕“七有”要求和“五性”需求，把工作着力点聚焦到人民群众的感受体验上来，在不断丰富充实人民群众获得感的过程中，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保障水平提升，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更安心、更舒心、更放心。

　　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物质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断提升，对设施缺损、秩序脏乱、供暖不热等问题的容忍度愈发降低。要以市民服务热线撬动城市治理革新，强化源头治理和关口前移，推动市民诉求的快速办理向“未诉先办”“主动治理”转变，深化形成以接诉即办”为牵引的超大城市治理“北京实践”。要用好城市管理行业系统每月点评、调度机制，持续推进“每月一题” 治理，集中破解垃圾清运不及时、路灯有灯不亮、占道经营、施工扰民等高频

共性问题，推动市民投诉率持续下降，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三、聚焦依法治理学以致用，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

　　A总书记在听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汇报时强调，城市管理到治理，都要注重精治、共治、法治；
违法建设、开墙打洞等城市乱象，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党的20D报告强调，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并首次将法治建设列为单独章节，进行重点论述和部署。

　　要坚持依法治市、依法行政，形成城市管理法治化新格局。“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城市治理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 必须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 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要强化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

　　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打造成熟完善的城市管理法治体系。结合北京实际，在制修订生活垃圾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燃气管理、户外广告管理、建筑垃圾处置管理等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供热管理、“门前三包”管理等法规规章修订，强化标语宣传品、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环境卫生、扫雪铲冰、城市建筑物外立面、井盖管理等政府规章的后评估工作， 梳理完善环境卫生、城市照明、燃气、供热、电力等有关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 建立健全城市管理标准体系，确保有规可循、有法可依。

　　要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推动城管执法更加文明规范。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实现“全覆盖”。修订处罚裁量基准，依法合理细化具体情节，量化罚款幅度。加大执法力度，对夜市扰民、街头游商、非法小广告等突出问题全面发力、全面整治，遏制高发态势。探索实施分类分级执法，创新巡查执法模式，做到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对违法者“严加监管”，进一步提升执法精准度。强化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树立首都城管执法品牌。

四、聚焦统筹协调学以致用，进一步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A总书记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 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要加快形成与世界城市相互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都要现代化”。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探索构建与新时代首都发

展相适应的超大城市治理新体系。

　　要强化系统观念，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城市管理需要调动各方资源力量协同共治。要发挥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及办公室的优势，进一步厘清城市治理职责分工，建立健全市政、环境、交通、园林、应急等多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城管执法与公安、交管、市场监管、消防应急等联动执法，构建起科学规范、权责明晰、齐抓共管的城市治理体系，切实形成“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多部门共同履行城市管理职责”的格局。

　　要加强督查考核，完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要发挥督查考评的“指挥棒”作用，持续优化以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为管理主体、各相关职能部门为实施主体的监督考评模式，深化“月检查、月排名、月曝光” 机制，建立科学、高效、管用的常态长效机制，确保城市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死角、全覆盖。要强化考评结果运用，与创建文明城区、评选文明单位等有机结合，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作为对各级政府和各有关单位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

　　要坚持源头治理，消除城市安全隐患。城市运行安全管理，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百姓。要聚焦城市运行管理风险隐患，强化源头治理、防患未然，提升城市运行本质安全。比如，建立健全地下管线老化更新改造制度， 集中批量推进管线更新改造，切实解决地下管线超期服役、老化严重等问题。针对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充电风险隐患，将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纳入居住小区配套设施规范，纳入城市管理发展规划，从源头上杜绝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风险。

五、聚焦精细管理学以致用，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A总书记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超大城市治理，必须树立“绣花理念”，在彰显和塑造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上下足“绣花功夫”，绣出大国首都的品质品牌。

　　在绣出街区美丽环境上下足绣花功夫。北京市经过前两轮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人居环境和便利度显著提升。2023年继续将街巷胡同作为城市“精治”的主战场，组织开展新一轮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一街一策”打造精品街巷，注重在历史文化传承、绿化美化品质提升、生活休闲空间

打造、便民服务设施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提升城市颜值和品质，让城市变得更“精致”。

　　在提升智慧管理水平上下足绣花功夫。要依托首都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推动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推广运用，牵引管理流程再造，倒逼城市管理方法模式转型升级。要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为抓手，建立健全调度指挥体系，加快城市运行驾驶舱、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等“一舱两平台”建设，创新地下管线、垃圾分类、智能供热等应用场景，让城市变得更“智慧”。

　　在织密城市治理单元网格上下足绣花功夫。要结合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完善市、区、街三级城市指挥体系，拓展专、兼职网格员范围， 推进城市运行的人、财、物、责等落到“网”中、建在“格”上。结合D建引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探索“网格+”主动治理新模式，集中解决一批群众投诉的高频共性问题，推动城市治理由被动接诉、应诉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转变，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的主动性和精准性。

六、聚焦韧性建设学以致用，进一步提升城市安全质量

　　A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韧性城市， 提升城市安全系数是坚持人民至上，更好遵循和把握超大城市治理规律的必然要求。

　　要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筑牢安全韧性基石。北京是超大型能源消费城市，能源消费自给率低，主要依靠外部输入。要科学应对国际国内能源紧张局势，制订首都能源综合保障方案，确保电力、天然气可靠供应。完善迎峰度夏、迎峰度冬和极端天气保障方案，健全热电气联合调度机制，提升能源协调保障能力。要深化能源结构改革，建设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以电能为核心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推动能源行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打造碳达峰碳中和的“北京样板”。

　　要保障公共领域安全，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建立健全城市管理领域安全生产领导工作机制。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开展电力、燃气、供热、环卫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聚焦燃气设施设备、供

热锅炉房、垃圾处理设施、有限空间等重点领域和事故易发环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坚持平战结合、统分结合、防救结合，增强重大灾害防御处置能力。

　　要保障城市运行安全，为人民幸福生活保驾护航。要高度关注供排水、电气热等民生服务保障，主动排查治理隐患，超前实施更新改造，统筹做好城市道路公共设施管理，分年度实施城市管道更新改造，推动城市道路与地下管线同步更新、同时投入使用，减少“马路拉链”现象。要建立全市地下管线消隐项目库，制定消隐计划，持续推进分级分类治理，及时消除重点隐患， 推动重大隐患存量“清零”，确保“城市生命线”运行安全。

七、聚焦共治共享学以致用，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A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政府、市场、市民是城市治理的三大责任主体，要采取有力措施， 推动各方同心同向、共同发力，提升城市治理整体合力。

　　政府要从“划桨人”向“掌舵人”转变，更好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引领作用。正如A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城市政府应该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同市场、企业、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承担社会责任。要深刻把握超大城市治理特点规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查找城市治理的问题短板和堵点难点，综合施策、精准施策、科学施策。要更好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等监督作用，强化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及时回应市民关切， 多听民意、多集民智，尊重群众首创，把基层务实管用的“土办法”变成改革攻坚的“好办法”。

　　要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好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作  用。城市治理点多面广，市政、能源、环境、科技等各类行业企业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要发挥行业企业深耕市场多年、专业性灵活性强的优势，推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在绿电进京、能源结构改革、生活垃圾全流程精细管理、地下管线更新、综合管廊建设等各项工作中，要制定好交易规则， 建立健全财税价格、成本控制、标准流程等配套政策，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流程机制，推动形成严格规范、合作共赢新格局。

　　要动员居民参与共建共享，更好发挥“勤劳之手”的创造作用。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要尊重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探索更加有效的机制、渠道和方式，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城市治理局面。构建央产小区接诉即办、共同治理协调机制，推动央地协同治理。发挥“管城理市”志愿服务、街巷长、小巷管家、社区议事会等机制作用，切实把市民、企业、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动员组织起来，形成美好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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