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启波 刘清扬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教育家、书法家、收藏家，四川省宜宾江安县人氏。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7年12月至“五四运动”前，曾入内阁任教育总长。傅增湘一生藏宋金刻本150种，4600余卷；
元刻善本数十种，3700余卷；
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20万卷以上，是晚清以来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又一大家。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
傅增湘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傅诚，字励生，历任河北通判；
父亲世榕，字申甫，两任直隶怀安知县。其祖上都以收藏为雅好，并且精通山水书画。由于傅增湘出生在一个传承有序、人才辈出的家庭，从小就沉浸在书堆里，积累丰富，博通古今。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之下，外加傅增湘自身的聪慧，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傅家“一门三中”，至今仍然传为佳话。
1917年傅增湘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在任期间，他与徐悲鸿有一段交往，后被传为佳话。他出任教育总长次年，徐悲鸿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大研究会导师，徐悲鸿借此带着罗瘿公的介绍信以及自己的作品来到北京，谋求留法学习绘画的资格。傅增湘与徐悲鸿素不相识，但在面谈结束看了徐悲鸿的作品后，认为他是一个极有才华而又励志的年轻人，表示愿意帮他取得留学的名额。1918年8月在公布的第一批出国考察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徐悲鸿得知后非常不高兴，以为自己被人愚弄了，所以他还写信指责傅增湘言而无信。然而傅增湘并未怪罪这一后生，当即回复这并非是公费留学，而只是考察，并告诉他下一批留学名单中一定有他。1918年年底，第二批公费留法名单公布，傅增湘即把徐悲鸿列入其中。徐悲鸿原以为第一次没有争取名额，又曾经严词责问过傅增湘，第二批留学名额肯定再没有希望，直到名单公布后，他才敢相信这是事实，同时也认为傅增湘是真正的气量超人、爱惜人才的教育大家，因此徐悲鸿亲自前往致谢。1919年3月，徐悲鸿从上海出发，开启了他的公费留学生活，一代美术教育家因傅增湘而“诞生”。此后，在1935年徐悲鸿回国期间，他还专门到北平拜访傅增湘，并且感念傅增湘曾经的帮助，提出要为他画一幅肖像画，借此表达自己的心意。在画成之后，傅增湘还设宴致谢，席间徐悲鸿向客人们谈及往事，一时传为美谈。从此以后，凡是徐悲鸿来到北京，必会探望傅增湘，因而他们也成了挚友。徐悲鸿为傅增湘所作的画像是他肖像画中的得意之作，后来傅增湘还彩色精印了数百幅，分赠给诸友朋。由此可见徐悲鸿的成才之路实乃得益于傅增湘，或许没有傅增湘的帮助，像徐悲鸿这样的人才也不会有所作为并引领一代美术潮流。
傅增湘不仅提携徐悲鸿，他对启功的成才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傅增湘是光绪二十四年（1896）进士，当时启功的祖父毓隆是阅卷大臣。在登科及第之后，傅增湘与毓隆结识，并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民国初，启功的家族随着清政府灭亡而慢慢破落，启功与他母亲以及未出阁的姑姑一起生活，家庭十分艰难。1933年的一天，当年同榜科举的一位朋友对傅增湘提起：毓隆的孙子现在过得很差，大家给他捐款他也不要，你看能否想个办法帮一下他？傅增湘感念毓隆当年的照顾，于是他就找到了启功，并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启功回答：“我在学画。”傅增湘随即说道：“那你就给我画两把扇子吧！”启功回去马上画了两把扇子交给了傅增湘。从那段时间以后，启功就向傅增湘学习古籍善本知识，他还一直称呼傅增湘为“小爷”。
有一天傅增湘去著名学者陈垣家做客。陈垣是当时北京辅仁大学校长，在史学、版本目录学、书画鉴定方面都有很高造诣，而且与傅增湘是好朋友。傅增湘在临走时，故意将所带启功画的扇子落在陈垣家里，陈垣发现后立即打电话来告知，而傅增湘却笑着说：“您觉得启功这扇子画得怎么样？”陈垣回答：“画得很不错。”傅增湘又问：“他的诗写得如何？”回答：“很好。”接着傅增湘就直入主题：“那你看看能不能在你那里给启功安排个工作？”陈垣回答：“好，我想一下。”于是，启功通过傅增湘的帮助顺利进入了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谁知，一年之后他却被别人给排挤走了，启功不好意思去找陈垣，只好又找到傅增湘想办法，傅增湘将此事转告了陈垣，陈垣随即将启功安排到了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从此以后，启功视陈垣如恩师，加上自己的勤奋，一直认真在辅仁大学教书。他从陈垣身上学到了很多版本目录学、书画鉴定学的知识，陈垣后来还将自己收藏的许多书籍都送给了启功。1938年后，启功改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陈垣又推荐启功去故宫博物院做了兼职评审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所以启功对于中国古代书画的知识结构、鉴别眼力都是在那以后逐渐积累起来的，经过他的努力，终究成为一代宗师。在启功晚年回忆时，他还不忘记傅增湘对他的引荐以及陈垣恩师对他的帮助。
傅增湘作为一代教育家，他不仅对当时的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于后生晚辈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若是没有这样一位提携后辈的教育工作者，恐怕近代艺坛也会损失两位健将吧！论及徐悲鸿与启功的成就，虽不能说傅增湘对他们的成就有头等之功，但也应该对他们有提携引路之劳吧！
在1949年傅增湘的葬礼上有这样一副挽联：“万家爆竹夜，坐十二重屏华堂，犹忆同观《平复帖》；
卅里杏花天，逢两三点雨寒食，不堪重上倚云亭。”这就是张伯驹平生所作最广为流传的四副挽联之一。张伯驹回想起当年，由于傅增湘的帮助，他才有机会从溥儒手中买下书法神品《平复帖》，并成为他“丛碧山房”的镇室之宝，所以他有感而发，作此联哀悼傅增湘。《平复帖》流传到清末，原本是收藏在溥伟手中，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溥伟出逃，《平复帖》就辗转到了溥儒手中。溥儒是满清皇室贵族，所以家中收藏了历代以来的很多名贵字画，其中就包括陆机的《平复帖》。
在湖北的一次赈灾书画会上，张伯驹首次见到《平复帖》，他断定这是陆机《平复帖》真迹，于是心心念念地想收购下来，以免流失海外。所以他托人找到溥儒请求转让，但溥儒要价20万银元，这对于张伯驹来说根本无力收购，所以这次张伯驹未能收走这幅国宝。次年张伯驹又请张大千出面帮忙求购，愿意用6万元收藏，但是溥儒依然坚持要价20万元，所以仍未能如愿。1937年腊月二十七，张伯驹从天津到北平过年，在火车上遇到了傅增湘，傅增湘提到“溥太夫人去世了，心畲正急着用钱，《平复帖》可以……”但张伯驹说：“《平复帖》我两次相求，心畲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母丧，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点儿……”“我知道你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必顾虑，我去和心畲说。”张伯驹又说：“心畲急需用钱，我就先借给他1万元吧，至于《平复帖》，那就作为抵押吧。”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来了。傅增湘说：“心畲葬母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但仍无力出殡。要价4万，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还是一次买断较为简便。”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元，请傅增湘送去，其余2万元分2个月付清。这时，将溥儒所藏韩干《照夜白图》转卖给日本人的白坚甫，得知溥儒急需用钱的消息，也想把《平复帖》转卖给日本人，并一口答应付款20万元，但已被傅增湘先行取来为张伯驹买断。其间傅增湘对《平复帖》题跋，把《平复帖》途经元、明、清三朝的递藏情况也交代得很清楚，同时也将民国后的流传讲得很清晰，一直题跋到张伯驹购得。从此《平复帖》被张伯驹收藏，避免了流失海外，所以傅增湘对于挽救国宝有垂世之功。
傅增湘 楷书 《独上还将》联 选自 上海书画出版社《梅斋藏书画集（中）》
谈及傅增湘书法，多因他是一代藏书宗师而书名被掩，然而傅增湘在书法上的造诣也很深，不仅在当时与张伯英、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在今天也被列入“民国书法百家之一”，由此看来傅增湘的书法也并非徒有虚名。从现今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其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种，包括信札题跋、中堂对联以及题刻。而作品书体也多以楷书、行书为主，偶有其他书体。傅增湘的楷书主要是中堂、对联、题跋形式，取法以欧阳询、柳公权为主，中间参以魏碑而成一家之法，字态端庄典雅，展现出一种新面貌。行书以信札为主要形式，以“二王”为根基，多参以碑派笔意，转折之处方中寓圆，俊秀中增加了几分豪气。
关于傅增湘书法的渊源，首推其家学。其祖父傅诚曾是河北通判，父亲傅世榕也曾任直隶淮安的知县，所以其家学对他的书法是有一定影响的。其次是青年时期跟随吴汝纶在莲池书院学习时受其影响。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挚父，安徽省桐城县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于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桐城学堂，与马其昶同为“桐城派”后期主要代表作家。吴汝纶当时作为曾国藩门人，曾国藩对其曾作出高度评价：“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吴氏擅长写帖派行书，而傅增湘行书亦是宗“二王”法脉，如此，吴氏对傅增湘行书应当有一定的影响。在吴汝纶之前的书院院长是碑学大师张裕钊，因此莲池书院有着浓厚的书法氛围，这一批青年才俊也应该有书法造诣较高者，相互间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在莲池书院这段时间，个中氛围对于傅增湘书法也有一定的影响。
傅增湘 行书 致子眉信札 选自四川美术出版社《民国书法（中）》
傅增湘作为藏书大家，与杨守敬、沈曾植、康有为是藏书同道，其书学思想有可能会受其影响，故其书作有碑派之风。傅增湘与沈曾植关系可谓至深，据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记载：“在上海期间，遍交了沈曾植、杨守敬、莫棠、徐乃昌、张元济诸公，裒集古籍，千有余册，临归时，沈曾植赋诗赠行：傅侯眠山精，嗜书剧食色，顾野马群空，下簧鹰眼疾，年少诚不廉，雄成邃无匹。”[1]由此诗可以看出沈曾植对于一位后生晚辈的赞扬，而傅增湘对于一些藏书方面的校对问题，也会请沈曾植、杨守敬等人题跋，比如：“傅增湘访宏远堂主人赵估，出百二十金购得《南齐书》，展览竟夕，宋本占十之九，元补板占一，明补板无一。可谓至宝。缪荃孙、杨守敬为此书撰写题跋”。[2]“在购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直解》后携至上海，相示于杨守敬、沈曾植和缪荃孙，撰写题跋于书后。”[3]“后又在厂肆收得明刊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时，杨守敬见之，视同宋本，并撰长跋于卷首。”[4]“在1920年春，傅增湘南游上海，携宋刊《东莱诗集》残秩见示沈曾植，沈曾植欢喜赞叹，留置几案考订源流，并题古诗十二韵于书后。”[5]凡此种种，可见两位碑学大家与他的交往之深，同时也说明他们对傅增湘有很大的影响。沈曾植对傅增湘行书有较大的影响，沈曾植既能写碑，又善书帖，是晚清碑帖融合的书家。傅增湘行书，多具“二王”风貌，转折处刀痕明显，显然受到沈寐叟的影响。而且沈曾植曾以行书自作诗赠予傅增湘，其内容为：“频年蜀本费冥搜，忽漫辽镌得话头。误有可思期一适，慧还兼福定双修。解题已录长恩祭，山水方滋访客游。精舍龙龛聊发祝，要须龙藏助研求。”款识：“余属君求敦煌经之散出英、法者，沅叔得龙龛手鉴徐兴公所藏辽题，为辽刻者绝品异书也，既属雪堂题斋额，复要余著语，欢喜赞叹遂成此诗。寐叟。”可见沈曾植与傅增湘的交情非同一般。
傅增湘与杨守敬之间因为藏书而交往甚密。在那个以书信手札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年代，每每请对方校对书目或是甄别题跋，都会有书法上的交流，长此以往，杨守敬对傅增湘的书法必然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两位碑学大师外，还有一位碑学巨擘也对傅增湘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尊碑抑帖”的大师康有为。傅增湘早年参与保国会，暗中给“戊戌六君子”提供方便，探讨救国之方，“六君子”被害后又为其在刊物上发报，由此断想傅增湘早期就与康有为相识。据《傅增湘年谱》记载：“在1915年中秋节晚，康有为来访于西湖小万柳堂，并书陶诗一幅相赠。”[6]康有为是碑学大家，是戊戌维新的领导者，他的新法思想也为傅增湘接受，而他的碑学思想与其新法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故而他尊碑抑帖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傅增湘。不仅如此，傅增湘还精于收藏，据他后代的遗产案中可知，他收藏了北魏到唐宋的拓片有77件之多，其中包括《朱元静墓志》《杨大眼造像记》《秦公敦》等。而这些拓片，自然会对傅氏产生影响，故其楷书铁骨铮铮，刚劲有力，多有魏碑遗风。
除此以外，傅增湘还是一位题刻书法较多的书家。“1920年6月，傅增湘与张孟嘉游九华山、黄山，在山上留下了大量的书作。9日，雨天在寺休息，写楹联分别赠狮林寺李法周居士、本慧(狮林老衲)和本宣，手校陈伯玉诗十余页，寄函于傅忠谟、白栗斋和林子有。13日，浴汤泉，写数联，慈光寺、紫云寺和文殊院各一联。14日，写赠云谷寺僧定青一联，又赠李法周黄山图，始下山，至潜口宿。”1922年12月9日，傅增湘在龙完精舍为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撰写对联留念：“岭纡曦轩夕枉月驾，川交樵隐江阅渔樵。”[7]1932年9月14日“傅增湘又偕侄婿张悦甫，始劳山游，观洪颖之故居、攀双石崖、游靛缸湾、享食蔚竹庵并题名。15日，观白云洞、明霞洞和上清宫并题名，宿下清宫，赏月海岸。16日，游华严寺和大劳观并题名，返青岛，劳山之游，历时三天”。[8]“10月10日，相偕周养庵、江翼云、其弟越凡重游红螺崄，在上方山兜率寺题名。11日，抵上方山，并在接待庵题名。12日，游览红螺崄，在翠竹庵题名。另在朝阳洞题名。”[9]“1934年11月1日，抵济南，观大明湖、灵感祠，览龙洞和佛峪并题名，然后返驾城中。2日，上午访图书馆长王献唐，观汉魏石刻、碑碣佛像百余品。下午攀千佛山麓，并在千佛山、开元寺和开元寺秋棠池上题名。3日，抵万德，遍游宝塔峪灵岩胜景，得六十余通碑碣，时间为从唐到金元。4日，游滴水岩并题名、览后山绝顶诸胜，并在黄茅岗、滴水岩、藏龙洞、千丈碑、白云洞、功德顶和灵岩寺题名。”[10]“1935年4月傅增湘重游黄山，在半山亭、松谷寺、下刘门亭、狮林精舍等地题名，并在始信峰摩崖上题名。”[11]“1936年4月攀郎山并题名，云蒙山题名。”[12]此外，傅氏还为直隶第四初级师范学校（今邢台学院前身）题了校名，在天津盘山元宝石上留下刻石，又在云水洞题壁等。傅增湘不仅“腹有诗书气自华”，而且还“胸中有丘壑”，他一生的交游，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虽然其书法多是闲时之作，但皆是以气养书，由此可见傅增湘在当时的书法成就不可小觑，应该是一代名家，能够有这么大的传播、影响也自在情理之中。
傅增湘不仅在书法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其篆刻的见识能力也是非比寻常，通过傅增湘藏书用印，可知其至高的印学鉴赏力和对篆刻的研究。其所用藏书印端正而不失潇洒，极具文雅之气。据说傅增湘有几方印，是日本一位名叫松丸东鱼的篆刻家所作，而这位日本篆刻家在其24岁左右就开始接触篆刻，先后师法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诸家，后通过努力摹刻和研究，追溯秦汉古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不仅是日本东方书道会理事，还主持过知丈印社，创办了红白社,可以说他的篆刻在日本乃至中国，都是有一定艺术地位的。傅增湘与其多有书信来往：
东鱼先生左右。昨承惠临，蒙赐印谱一函。披观竟日，韵格超浑，笔力古劲，汉白尤为朴厚，佩服无似。特撰小诗一章，录以奉贻，敬希哂纳。别呈石章二对，求公奏刀。一为弟钤书所用，其晋生一对，乃大儿奉求者。儿子善刻竹，他日令其扇骨，以奉教也。弟本当专访，并送行旌，乃前日忽患病，已卧三日，今甫强起，不能远出，故作书，亦殊孱弱不支也。手此。敬请文祺。傅增湘拜启。六月四日。
附上旧笺一幅，奉求平尾先生法书，前日曾面恳者。敬祈转致为幸。规矩斯冰得妙诠，雕虫游戏特精妍。新翻海外东鱼谱，留作金石学古编。庚辰夏五录奉东鱼先生方家吟定。沅叔傅增湘。[13]
由此信函，我们可以看出傅增湘在篆刻艺术方面颇有见识。傅增湘当时的藏书印，不仅仅只有这位日本书家刻赠，根据傅增湘给陈汉第的信中所述：“弟藏书印无当意者，拟由荣宝斋寄请王福庵兄为治数印。”当他收到后又说：“北方刻印绝少名手，且福庵年龄渐高，趁其精力尚强，故多求几方。”在当时的北京，篆刻方面人才辈出，怎么可能像他说的那样“刻印绝少名手”？这也正说明傅增湘眼光很高，他对篆刻可以说是有一定的了解。根据他与这两位篆刻家的交流也可得知，傅增湘确实在篆刻艺术方面颇有研究，并对篆刻有很高的鉴赏眼光。他的这种鉴赏眼光与他长时间进行校书、藏书有关，因为很多古籍版本都是经过一些收藏家收藏后题跋钤印，而这些收藏家很多都是精通书画的高手，他们的藏书印就更是一些有名的篆刻者所作，所以傅增湘有这样的鉴赏力也符合常理。
傅增湘作为一代藏书大家、教育家，对我国现代的图书校勘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为我国学术发展提供了一手资料。并且他在晚年时将所收藏的图书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真可谓为现代的图书研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先决条件。在他任教育总长期间，为我国的女子教育、小学教育开辟了一片天地，成就了我们今天教育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包括徐悲鸿、启功等，他们能够成就辉煌的人生，载入史册，傅增湘是功不可没的。同时傅增湘也收藏了许许多多的文物书画、碑版拓片，帮助张伯驹挽救回了国宝《平复帖》，避免了国宝流失海外。然而傅增湘作为一代文人、学术大家，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在书画收藏鉴赏方面也成果突出。他的高眼界，也成就了他的书法，其作品书卷气浓厚，有一定的自家面目。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所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14]侯开嘉先生在《书法史求真录》中说：“没有一个碑学家不从事学术研究的，他们的书法艺术创作是靠学术支撑起来的，是屹立在坚实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上。”[15]而傅增湘就是这样一位以学术涵养书法的大家。故而在当今书坛，展览风气盛行、个人风貌不断泯灭的时代，了解像傅增湘这样有学问的学者型书家，了解他以游历四方、以浩然之气养书的实践方式，对于我们当今创作确实有所启发、有所借鉴。
注释：
[1]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G]//天津政协文史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71.
[2]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2.
[3]孙英爱.傅增湘年谱[D].保定：河北大学，2012:25.
[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3.
[5]孙英爱.傅增湘年谱[D].保定：河北大学，2012:42.
[6]孙英爱.傅增湘年谱[D].保定：河北大学，2012:32.
[7]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
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8.
[8]傅增湘.藏园游记[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185—192.
[9]傅增湘.藏园游记[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185—192.
[10]傅增湘.藏园游记[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175—185.
[11]傅增湘.藏园游记[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282—287.
[12]傅增湘.藏园游记[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55—61.
[13]稻畑耕一郎.傅增湘的遗稿——致松丸东鱼的书信和绝句[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2):117—118.
[14]刘熙载.艺概·书概[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15.
[15]侯开嘉.书法史求真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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