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凤霞
钟 乐*
公共健康对应的英文术语为“public health”，它也常被译为“公共卫生”，二者同源同义，只是由于“公共健康”更能体现出现代社会对生理、心理、社会等全维度健康的追求[1]，而逐渐被广泛采用。事实上，在近代时期，“公共卫生”才是更普遍的用法，还曾掀起过公共卫生运动的热潮[2]。
追求公共健康是近代风景园林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当前已有研究讨论了近代公共卫生运动背景下的西方风景园林学学科的演变与发展[3-4]。这一趋向也影响了中国，针对中国近代公园展开的多项研究，无论是从社会生活[5]、造园理论[6]、体育运动[7]等单一视角入手，还是从整体视角探讨公园的变迁[8]，都指出了公园建设中对公共健康的追求。这一理念也明确反映在广州[9]、武汉[10]、南京[11]等地的近代风景园林实践中。新冠疫情暴发后，更涌现出一批专门从公共健康视角分析近代中国风景园林发展的研究[12-13]，同时也出现了从应对传染病这一新的角度探究风景园林建设策略的研究[14]等。
整体来看，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时空局限，研究的空间范围多数局限于某一城市，较缺乏对整个近代时期、中国国土范围内公共健康导向下风景园林发展的系统梳理。产生局限的主要根源在于中国地域广袤，近代时期战乱频繁，给史料搜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利用《申报》数据开展本研究，是打破上述局限的可行途径。《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社会影响广泛、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报刊，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自1872年(创刊)至1949年(停刊)的中国近代发展历史的完整写照，其数据曾被用于中国近代的都市变迁[15]、娱乐生活[16]等各类研究中。鉴于此，本文以《申报》数据为核心资料，对近代时期中国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关系进行挖掘，回答如下问题：1)中国近代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关联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2)中国近代风景园林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公共健康，又是如何促进的？
本文以如下检索条件对《申报》全文数据集展开检索：1)时间跨度涵盖申报创刊至停刊的全时间段，即1872—1949年；
2)确保检索词同时包括表征“风景园林”和“公共健康”的关键词，最终以A、B 2组共10个关键词搭配检索，A组为公共健康类关键词，包含“灾、疾、疫、病、卫生、健康”，B组为风景园林类关键词，包含“公园、园林、绿化、植树”，每次各从2组中抽取1个关键词组成检索词；
3)剔除在“专栏”中出现“广告”的记录。共检索到20 373篇报道(图1)。
图1 各关键词组合检索得到的报道数量统计图
通过人工审阅剔除重复或相关性不大的报道，最终得到440篇相关报道，并展开如下分析：1)对发表时间、地域进行归类统计，并关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分析时空演变特征；
2)对主题、内容进行分类，归纳中国近代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关联，同时结合其他近代资料，举以相关案例进行阐述说明。
总体而言，相关报道在时间维度上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滞缓期3个阶段，在空间维度上由东南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渐扩散(图2、3)。
图2 报道时间分布图
图3 报道地点数量统计图
2.1 萌芽期：1872—1911年
本阶段的近40年间，仅有20篇报道(占报道总量的4.55%)，年均报道0.51篇，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尤以上海最多。报道内容可分为3类：一是有关美国、日本灾后于公园避难的报道；
二是有关古代植树减免水旱之灾的介绍；
三是提及公园有益健康和卫生的报道。随着时间发展，提倡建设公园以促进卫生的报道逐渐增多，体现出近代中国风景园林中公共健康思想的萌芽。
19世纪80年代后， 以“欲以园林之爽气调摄神思”[17]为代表的相关报道，是申报中有关风景园林与健康最早的一批报道，它们体现了以园林环境调适精神、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传统养生思想。至20世纪初，公园促进市政环境卫生的作用被进一步认识，公共健康思想开始萌芽，相关报道渐多，如“园中水木明瑟，空气最饶……是有益于卫生也”[18]“以公园为士夫、学子、军人、商旅优游休息之区……于卫生植物各学均有关系”[19]“公园不备，呼吸滞矣”[20]“皇城帝都者……空气少而炭气多，无公园以疏泄之，则不适于卫生而疾病易起”[21]。
此时的“清末新政”(1901—1911年)中所包含的市政改革内容，直接促进了公园与公共卫生的相融。一方面，“清末新政”促进了私园向公园的转变，1906年，端方、戴鸿慈等出洋考察后所提出的新政改革建议中，包括了修建公园、万牲园等公共设施的倡议[22]，慈禧将他们带回的狮子、大象、斑马等珍奇动物饲养在三贝子亲王的花园里, 命名为“万牲园”，2年后宣布向公众开放，这是由清朝政府向公众开放的第一个皇家花园。另一方面，“清末新政”从政策上明确了公园与卫生的紧密联系，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将公园列为城市自治的“卫生事宜”之一[23]，一些城市以此为依据，认为“公园为卫生之必要，卫生为自治之本”[24]，开始兴建公园。
2.2 发展期：1912—1937年
这一时期发表报道340篇(占77.27%)，年均报道13.08篇，无论是总量还是年度报道量均大幅攀升。报道地点较上一阶段得到很大扩散，主要位于中、东部地区十余个省份的发达城市，有关上海的报道占总量的1/3。本时期的报道内容丰富多元，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特点。
1)在市政改革运动的推动下，以公园促进城市卫生的思想和实践得到广泛发展。辛亥革命后，董修甲、孙科、朱启钤等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市政学者和官员，呼吁按照西方先进理念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并逐渐在20世纪20—30年代兴起了市政改革运动的热潮。在此背景下，各大城市纷纷将公园视为市政建设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掀起了公园建设的热潮，如南京《首都计划》[25]、上海《大上海计划》[26]、广州《广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等[27]都将公园建设作为城市计划中的重要篇章，多个负责城市管理、市政建设事宜的专门机构也做了大量实质性工作，如京都市政公所的成员认为公园为“都市之肺腑”[28]，在北京兴起了“公园开放运动”；
广州市政公所称“市民借公园以救济健康，犹人身借肺腑以呼吸空气”[27]，并制定了第一公园的规划设计方案。
2)公园中逐渐增设正当娱乐、体育锻炼、卫生科教、灾后避险等的相关设施和场地，以供人们开展活动、促进健康。首先是娱乐活动被广泛提及，认为公园是联系正当娱乐与健康的媒介：“欲谋都会之健康，宜有高尚之娱乐，以故东西各国于都市所在无不建设公园”[29]，至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说法更加频见报端，提倡人们摒弃其时流行的赌博、打麻雀等“不正当”的娱乐，而应通过花园、运动场、草地等开展“正当”的娱乐，来助长精神、使人身心康健[30]。此时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都市计划中，都将调节卫生和精神视为公园的基本功能[25-27]。其次，强调依托公园开展体育运动，民国期间，运动促进健康的作用被上升到“强身、强种、强国”的高度[31]，此时建设的公园中不仅大多都开辟了体育运动空间，还为体育竞赛提供场地，如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体育竞赛——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的前身)即在上海虹口公园内举行[32]。再者，公园的卫生科普宣教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扬。清末时已有 “公园有益于民智”的认知[18]，民国时更利用市政运动的契机，在公园中设立“卫生陈列所”[33]，举办卫生展览活动，以提升民众的公共健康观念。最后，公园还常举行游园赈灾会，并成为灾后避难场所，一方面，公园为流离失所的灾民提供暂时起居、躲避灾难的场所，保障灾民身心健康，避免其遭受二次伤害；
另一方面，公园中开展的游园赈灾会为灾民募集资金，助力其身心恢复。
3)政府通过全国性的植树造林活动促进公共健康。1915年，北洋政府规定清明节为植树节，为了促进人民植树，开始宣传植树的益处，“发出卫生清气、构成地方美景”被认定为植树造林的间接利益[34]，“裨益卫生”的功能得到宣扬。至1920年，树木的“摄生”作用被进一步提出，“人烟稠密之都会，空气混浊，颇碍卫生，若能多种树木，则树木之叶即吸收空中之炭气，而呼出养气，使空气清洁，于动物摄生利益颇着”[35]。此后，由于树木的卫生健康功能被认可，植树活动不再局限于造林场中，而是广布于都市、园宅、道路等地方，如“道旁植树不特爽心悦目，且能清洁空气”[36]“居室左右宜植树木或花草，以保护空气之新鲜”[37]等，使植树促进卫生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1928年，中国近代最早提倡植树造林的政治家孙中山逝世，其逝世日——3月12日被定为全国新的植树节，1930年，政府规定“造林为七项运动之一”，植树造林成为国家重大运动，此后，相关报道不断增加。
2.3 滞缓期：1938—1949年
本阶段报道数量(80篇，占18.18%)和年均报道量(6.67篇)均开始减少，较上一阶段，中部、东南部多个省份已无相关报道，上海仍是报道最多的城市。该时期的风景园林活动呈现出以下变化：第一，建设的公园数量大为缩减，建设主体多为精英人士，或如上海哈同花园一样由政府接收并开放，或如上海康健园农场一样由园主人自行开放；
第二，公园活动及植树造林运动虽仍在继续，但已远不及之前繁荣。
战争是这时期发展滞缓的直接诱因。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城市发展陷入停滞，主要依附于市政建设而展开的风景园林相关活动也逐渐式微。1945年日本投降后，各城市的公园建设曾有短暂复兴，报道数量也暂时性回升，但随后的解放战争又暂缓了这一进程。
3.1 旨在促进公共健康的公园建设
3.1.1 由民国政府主导建设的公园此类公园常依托原有的皇家园林、苗圃、自然山水等改造、建设而成。
北京的公园主要依托皇家园林改建而成。在朱启钤与京都市政公所的带领下，于1914年将具备“天然之美景”的明清皇室社稷坛改建为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中央公园[38]，使其在消夏避暑、促进公共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9]。随后，市政公所又以游赏公园“既可消除疾疠，兼以陶淑性情”[29]为由将皇城三海之一的北海开辟为公园。这些公园的开放章程中都明确提出“以共谋公众卫生，提倡高尚娱乐，维持善良风俗”[40-41]为宗旨。
利用苗圃改建的公园在许多城市都有分布。以上海为例，华界政府受到租界的影响，逐渐认识到“为公众卫生计、为公众娱乐计”[42]，华界必须自建公园。1929年，华界政府利用原浦东苗圃改建成立了华界首座自建的公园——上海市立园林场，市民游览其间赞叹“大有世外桃源之概”[43]。
利用自然山水建设公园的城市以南京最为突出。为使市民“得精神之愉快”[44]，南京于1928年开辟了玄武湖公园，并且计划逐步将总理陵园、清凉山麓等处改建为公园。此外，南京政府还认为森林公园对调节都市气候、促进公共健康尤为重要，提出要利用城市周边的群山建设森林公园，并将其与城内各公园联系起来，形成“公园系统”[45]。
3.1.2 由精英人士主导建设的公园
此类公园主要由著名官员、士绅和富商等精英人士所建。如由魔术师鲍琴轩集资创办的以“增进健康”[46]为原则的上海民营公园康健园，又如许多士绅欲修建“兼有公众卫生之事业焉”[47]的上海西园。再如犹太富商欧司·爱·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哈同花园，曾是旧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景点众多，被誉为“上海大观园”，哈同夫妇去世后，曾有提议将其开放成公园，供市民游憩，以促进健康[48]，上海市政府也曾就此事多次开会讨论，但可惜最后未能实现。
以陈星庚为首的宁波地方士绅也积极地参与建设公园的事务，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开始后，就向宁波市政府提议应在繁盛市区多建公园，达到“疏通空气，以重生命”[24]的目的，并提出由他们自行筹款将府衙后山的官地改建成公园，形成了宁波中山公园最初的雏形。
3.2 促进公共健康的公园活动
3.2.1 休闲游览
公园成为市民一年四季均可休闲娱乐、调节精神的良好去处。春秋季节时，人们常到公园赏花踏青，如北京中央公园内的行健会的兰花展览，唐花坞的菊花展览，都盛极一时[49]。盛夏时节，人们常赴公园乘凉、避暑，如上海的文庙、顾家宅、外滩、兆丰、虹口等各大公园在夏天往往游人如织[50]，南京秀山公园、鼓楼公园等皆为“乘凉佳处”[51]。冬日可踏雪、滑冰，北京中央公园、北海公园都建立了滑冰场，北海还曾组织过化妆滑冰大会[52]。
3.2.2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是中国近代公园中的重要功能之一。20世纪初，上海公共租界的新靶子场公园(虹口公园前身)已开展体育运动[13]。至民国时期，上海的胶州公园、虹口公园、汇山公园成为举行各种体育运动和比赛的重要场所，仅虹口公园一个季度内就容纳了2万多人开展各项球类运动[53]。在北京，1915年朱启钤在中央公园发起“行建会”，成为京师第一个“公共讲习体育之地”[49]，设有棋类、台球、网球、投壶、弓矢等体育项目，并聘请武术教师教习拳术、剑术，此后还专设新增了儿童运动场；
1926年北海公园内不仅开辟儿童运动场，还在北岸大圆镜智殿的院内辟建公共体育运动场；
1933年中南海公园修建了北京第一个公共游泳池[52]。
3.2.3 卫生科普宣教
公园中常开展卫生展览、卫生运动大会等卫生科普宣教活动。最早的卫生展览处是1917年内务部在北京中央公园内设立的“卫生陈列所”，长期展览医学标本、解剖图和卫生相关的书报[33]。此外，中央公园还定期举行生理及病理、产妇卫生、卫生习惯、环境卫生等品类丰富的卫生展览大会[54]。南京第一公园[55]、天津中山公园[56]、上海外滩公园[57]等公园内也不乏类似的卫生展览活动。
卫生运动大会是政府主导、定期举办的全国盛事，于1928年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七项运动”之一，于每年的12月开展。卫生运动大会常于公园内举行，内容包括卫生讲演、卫生游行、卫生影片放映、街道清洁大扫除等。《申报》曾报道北京中山公园[58]、上海文庙公园[59]、太原中山公园[60]、成都少城公园[61]等公园中开展卫生运动大会的盛况。
3.2.4 灾后避难及赈灾活动
公园也常成为灾后避难和开展赈灾会的主要场所，近代南京玄武湖公园、北京中央公园都曾多次举办游园赈灾会。以1917年天津水灾为例，灾民流离失所，只能在公园等公共空间处避难[62]，随后，北京中央公园[63]、上海虹口公园[64]、杭州西湖公园[65]等公园相继举行赈灾会。
3.3 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促进公共健康
《申报》记录了上海[66]、江苏[67]、浙江[68]、山东[69]、河北[70]、河南[71]、甘肃[72]等十余个省市的植树活动，尤以上海的报道居多，从1928年植树式创立起，上海就持续性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市政府对于每次造林的地点、时间、宣传标语、行程等都有详细安排[73]。对于全国而言，1942—1947年共种植树木2 330 166 299株[74]，可谓成果丰硕。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风景园林的发展与当时社会对公共健康的追求紧密相关，政策背景、历史事件、社会环境等是推动公共健康导向下风景园林发展的显式主导因素，清末“新政”推动了公园促进公共健康理念的传播，民国政府的“市政改革”拉开了公园大建设的帷幕，孙中山的倡导和民国政府的推动促成了植树造林活动的热烈展开，而这背后决定性的隐式主导因素则是其时社会对公共健康的普遍重视与追求。总体而言，在疫病频发、天灾不断、公共健康欠佳的近代社会，一方面，公园建设、植树造林和依托公园开展的各类活动，确实有效地推动了健康理念的传播，提升了国民的健康认知水平，为近代中国的公共健康事业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另一方面，社会对国民公共健康的普遍关注与追求，也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公园建设的大发展、植树造林活动的全民普及，帮助公园成为国民日常休闲娱乐、体育锻炼、接受卫生科普宣教、灾后避难等的主要场所，推动了近代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致谢：感谢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风景园林系硕士研究生陈钧泽、龚紫怡、周桃对前期数据整理工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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