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海峰 吴兴柏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是在“三农”问题延伸和衍化下产生的,从乡村振兴的视阈来看,重视留守儿童的教育,帮助他们成长与成才,进而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促进区域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心系少年儿童的成长与未来,提出“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2]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湖北西部山区巴东县X乡为案例进行实地调查,分析现状、探究原因,并从乡村振兴的视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途径提出一些建议。
改革开放后,为加速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政府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赴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并于上世纪90年代进入高峰且持续至今。与此同时,在户籍、就学等制度的限制和影响之下,逐渐衍化出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2004年教育部召开会议,启动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大力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工作,为从源头上解决儿童留守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随后“留守儿童”问题又被写入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8年民政部对留守儿童进行重新定义,即“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当时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697万[3]。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应当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巴东县委、县政府重点关注青少年群体,尤其是留守儿童群体的成长问题。笔者作为全国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响应团中央的号召,赴巴东县X乡开展支教服务工作,并对当地留守儿童问题开展调研。
上世纪90年代起,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逐渐进入社会视野,引起专家学者、社会人士的关注。进入21世纪后,国家召开留守儿童的专题会议并出台相关政策,学术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研究进入第一个高峰期,有了较为全面且丰富的成果。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研究成果逐步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阶段,专家、学者们进一步创新研究的方式方法,对其症结所在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也提出了更具有科学性、实效性、长远性的对策。
图1 2002-2022年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相关发文量(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1.留守儿童问题成因分析
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各类问题的原因探究,主要从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教育场所,留守儿童缺失父母陪伴,致使所处家庭的结构功能不完整,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本来源。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指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来自家庭结构的拆分和亲情的缺失。将未成年子女留在户籍地是流动人口迫不得已的选择,留守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孩子不能与父母保持日常的、近距离的沟通和交流[4]。
由于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问题不够重视,关爱机制不成熟、教育资源不充足,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难以通过校园生活来弥补所缺失的家庭关爱。潘璐、叶敬忠指出,农村学校存在的成绩导向性的应试教育思想逐渐强化,限制了儿童发展潜能,留守儿童更加难以从学校教育中获得全面的支持与关爱,使农村学校难以成为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和关爱不足的重要力量[5]。孙文中、孙玉杰指出学校在资金、专业教师尤其是心理咨询教师等方面非常短缺,很少有针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培训,因而难以满足对留守儿童的特殊关爱[6]。
近年来,多地政府已经落实了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但在相关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不全面、难落实等问题。王悦悦指出,法律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规定不全面不系统,许多重要的制度存在立法空白,比如,对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权益至关重要的委托监护制度、委托监护的监督制度以及留守儿童专门经费划拨制度等还未建立。部分地区将工作重点放在建设留守儿童之家,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受教育权的保障、生命安全等问题没有出台具体的办法[7]。
乡村地区存在人力、财政资源不足等问题,缺少社会力量的支持,仅依靠政府是难以保障留守儿童之家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建设和运营。张学浪指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专项保障基金来源渠道单一,多以政府的财政拨款为主,缺少其他社会组织,比如企业、福利机构、爱心人士等途径的广泛支持,且审批落实程序繁杂,以致保障的时效性不强。另外,有些地区民政、妇联、村委会等留守儿童主要保障部门机构混杂,彼此间没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又缺乏必要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以致出现保障管理工作混乱、不规范等现象[8]。
2.留守儿童问题对策研究
在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关心关爱的对策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也针对家庭、学校、政府及社会等层面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秦敏、朱晓提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减少发展代价,同时要强化家庭责任,联结多方资源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友好支持环境[9]。边慧敏、崔佳春、唐代盛等提出,加强留守儿童配套公共政策体系建设,比如水及空气的质量管理、营养政策等,完善向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适度倾斜的健康投资体系;以社区、学校为平台,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信息和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构建信息搜集与动态追踪机制;强化农村留守儿童的医疗卫生救助机制,完善民政、卫计、医保、医院等相关部门分工和协作机制;加筑多层次的健康防护网络和社会支持网络,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联系帮扶体系,发挥妇联、民政、共青团等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的优势,确保每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健康都得到关注[10]。
3.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从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层面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在研究对策上,学界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意识、完善学校针对留守儿童的特殊关爱制度,联合多方资源搭建关爱留守儿童服务平台。如今,我国留守儿童问题得到各方较大关注,留守儿童所享受的福利政策、教育资源已有较大改善,但从留守儿童个人角度出发,一些成长需求仍旧无法得到满足,例如兴趣爱好培养、心理健康培育、社交能力提升等等。目前学界多从宏观层面提出建议,对于当前社会环境下留守儿童的实际需求以及困难缺少更深入的认识与研究。尤其是近些年来,受网络环境的影响以及现实生活的压力,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当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价值观念、心理需求进行重新审视,改进完善方式方法,搭建一个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1.X乡概况
X乡地处鄂西山区,地势东高西低,南北起伏,最高海拔1400米,最低海拔175米,平均海拔800米,距离县城28千米,面积264.59平方千米(2019年)。辖33个行政村,301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45241人(2019年)。由于远离经济中心,布局空间分散而难以聚集利用各类资源,再加上生态环境和地形限制,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单一,仅有茶叶和柑橘产业较为出名,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此背景条件下,X乡多数青壮年为改善经济条件,选择前往浙江、广东、上海、重庆等省市务工,造成该乡出现大量留守儿童。
2.调研对象与调研方式
当地政府儿童留守的标准定义为,一是因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而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二是外出务工必须是离开县境,且连续外出3个月以上的。据统计,全乡现有留守儿童623人,占全乡0～16岁儿童总人口的7.1%,其中男生315人,女生308人,分布于31个行政村。在团县委、乡政府的帮助下,笔者选择毗邻及远离乡镇中心的13个村,对其中326名留守儿童进行抽样调查,并通过访谈调查,走进留守儿童家庭面对面交流,利用问卷调查进行线上线下交流访谈,最后运用统计分析法,对有关留守儿童的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
3.调研数据分析
(1)家庭监护情况
由于父母的监护缺失而导致的家庭功能不完整,是留守儿童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其根本区别在于因异地造成的沟通联系的频率、方式和内容的差异。因此我们根据不同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针对他们与父母的见面频率和聊天内容进行了调研。
结果显示,在就近地级市或其他县城务工的父母与留守儿童见面频率多在3个月以内,占比达到30%。因外出务工地较远,有50%以上的留守儿童与父母超过半年以上才可见面一次,这虽使得留守儿童的独立能力强于非留守儿童,但因缺少父母关爱易在心理方面产生问题,在家庭功能长期缺失以及亲子关系逐渐淡化的影响下,留守儿童的思想观念、行为品格、学习习惯等方面缺少长期有效的监护和指导。
图2 外出父母回家探望留守儿童的频率
在当前网络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联系较为频繁,但网络异地沟通与面对面交流的效果仍有较大的区别。调研显示,从学前阶段到中学阶段,交流内容主要包括学习成绩、身体健康与衣食住行,其中对学习成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心理情绪、人际交往方面的关注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尤其是进入中学阶段后,关注度分别仅有58.9%和68.6%。中学阶段进入青春期,心灵发展也迈入重要阶段,学生也开始更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际圈,接触吸收各类思想文化。在这一环节,如果缺少父母的指导,对培养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树立正确的三观是不利的。
表1 父母与留守儿童的主要谈话内容
(2)心理健康问题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最大的区别在于与父母长时间的分离。儿童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各种心理问题也就越突出,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学前阶段的留守儿童对于心理状况的认知较为浅显,我们主要针对当地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的留守儿童心情状况进行了调研。
数据来源:三峡大学第四届研究生支教团调研成果
图3 留守儿童面临心理问题时首要选择的诉说对象
结果表明,X乡的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的孤独感最高,占比达到37.3%,在中学阶段的焦虑感最高,占比34.8%。在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缺乏独立性,依赖性较强,亟需父母的陪伴和关爱,而父母的外出使得他们产生极大的孤独感。中学阶段留守儿童在学业压力增大的同时,缺少父母的开导和陪伴,对于生活目标、规划也缺少明确的定位,因此对未来产生了焦虑。14.5%的小学阶段和16.9%的中学阶段留守儿童有自卑感,这会使得他们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等个性特征,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能力、交往能力。26.9%的中学阶段留守儿童具有抑郁感,短期会导致心境低落、思维迟缓,长期则会影响认知功能和身体健康,严重者患有自残自杀倾向。当面临学习生活产生焦虑和压抑时,有41.4%的留守儿童选择自我调节,45.2%的人选择向同学或朋友进行倾诉,父母、其他监护人及老师的总占比仅有13.4%,但由于留守儿童自身及同龄人均缺少生活经验和社会认识,判断力不足,容易受到负面导向的观念驱使,走向歧路。在进入青春期和叛逆期的阶段,再加上其他类型监护人的监护不当容易造成心理出现偏轨。随着教育竞争日趋加强以及中考分流政策、就业严峻形势的影响,以及网络环境、信息舆论的冲击,我国青少年群体的焦虑、抑郁、孤独、自卑等心理现象也越发突出,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须进一步关注。
(3)网络沉迷现象
由于缺乏父母的直接监管,其他类型监护人往往存在监护不力等问题,则留守儿童的网络沉迷现象更为严重。因大量时间耗费在网络上,参与其他兴趣爱好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参与率也偏低。根据年龄段,我们针对X乡留守儿童在寒暑假期间的电子设备使用时间进行统计,并对他们的课外兴趣爱好活动的参与率也进行了调查。
表3 留守儿童假期网络使用时间
表4 留守儿童课外活动参与情况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学前、小学和中学阶段的留守儿童在假期使用电子设备时间每天超过6小时的分别高达11.2%、25.9%和36.7%。这反映出由于缺少父母的严格监督教育而缺乏自律能力,农村留守儿童的网络安全知识缺乏,缺少监管,自律性较差,且难以明辨是非。他们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一些暴力、血腥、色情等低俗内容充斥网络世界中,对留守儿童正确三观的建立极为不利。
一些村小组位于山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交通不便利,这导致当地农村留守儿童的环境单一,阻碍了他们与其他同龄伙伴的交流来往。当地多数留守儿童的课外兴趣爱好参与率较低,学前、小学阶段参与度最高均为益智类,分别达到68.7%和64.8%,中学阶段参与率最高的为体育类占比57.4%,但总体参与率仍偏低,不利于留守儿童塑造健康体格和开朗性格。在阅读方面的参与率在中学阶段最低,仅有35.2%,缺乏阅读量不利于培养高尚的品格情操,造成知识的匮乏和视野的狭窄,同时还有16.7%的留守儿童未培养任何兴趣爱好。这使得多数留守儿童仅关注学业和网络世界,不符合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的人的理念。
1.家庭监护不力
家庭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替代的,小到生活习惯的养成,大到道德精神世界的构筑,其意义相当深远。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务工虽能够有效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但会破坏完整的家庭结构,难以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成长不利。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席使儿童缺乏爱与关怀的亲密体验,亲子分离的留守经历致使许多儿童内心孤独、自我封闭,甚至对其人格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建立产生极其不利之影响。
由于留守儿童在家里缺乏必要的教育、监管与关爱,加之部分留守儿童自身学习积极性不高、自律意识不强、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成绩下滑,很容易产生不遵守纪律、厌学、旷课甚至辍学等现象;部分留守儿童也会因为时刻想念父母,影响其在课堂的注意力,听课效率也不佳;受其外出务工父母“读不读书都一样,希望子女尽早和他们一起打工赚钱”负面思想的影响,助长了这些孩子的厌学情绪。父母缺乏作为家庭核心的责任意识,他们虽重视家庭教育,懂得加强与留守儿童的联系,但存在一些无效沟通,仅仅关注日常生活,却忽视了留守儿童的精神需求,对于他们的情感变化、观念变化缺乏了解。语音或视频联系,难以达到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所能营造的深入谈心的氛围,这会导致留守儿童难以从父母身上获取精神上的关爱,一些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儿童就更难以表达他们的需求,因此就会逐渐产生隔阂。留守儿童的精神无处寄托,就会阻碍其心理发展。根据调查,缺少父母的情感关爱与心理交流,留守中学生比曾留守中学生和非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都差,人际交往能力下降,人际焦虑与孤独感易、冲动倾向上升[11]。
贫困山区留守儿童问题往往和贫困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贫困所导致的婚姻不稳定与家庭破裂使留守儿童面临更加严重的亲情缺失,部分贫困留守儿童面临更艰难的生存环境。这些中小学生正处于由少年儿童向成人角色转换的关键时期,生理与心理情感的发展、人际交往的变化、生活事件的更迭等等极易使其产生角色转换中的迷茫与困惑,因而更加需要父母的关爱。
2.校园关爱不足
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处于亲子分离状态,使这一群体丧失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引发焦虑情绪,对学习、生活、健康和心理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负面情绪极端化则易导致当事人行为失范和违法违纪现象[12]。因此留守儿童对校园教育理念、学习生活氛围更为渴望,希望从校园中得到精神寄托和心情释放。而现实情况是农村地区的教育理念、教育资源仍落后于城市地区,在学习生活上给留守儿童造成更严重的成长负担。在偏远农村地区,增加课程数量、调整在校作息是提高学习成绩的普遍措施。尤其是进入中学阶段后,“朝五晚九”更是常态。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交通不便、睡眠时间不足,在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下,更易产生心理问题以及安全问题。
在校园日常管理中,仍缺少对留守儿童的特殊关爱。例如,未制定或坚持实施常态化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难以定期地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相关活动或提供相应的帮扶工作;学校未建立健全留守儿童的档案制度,难以对他们的家庭背景、心理状况、学业成绩进行持续观察和分析;学校缺少心理专职教师,多由其他科任老师兼职,这不仅会导致其教学专业性不够强,同时也不利于心理健康课程的发展和创新,无法适应新时代下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和需求,也没有余力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关爱。学校教师与留守儿童的主动交流甚少,很少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难以打破隔阂去做到亦师亦友,使得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成为健康成长的隐患。
3.体制机制不全
以城市为中心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强化加剧了农村的空心化和农村教育资源的抽离,引发了更严峻的教育缺失与成长困境。在此环境下,社会支持对于留守儿童的成长尤为重要,但多流于短期形式,未能建立起长效化的关爱服务体系。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基层政府及干部为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重心始终放在经济发展上,鼓励农村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支持能够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的行为措施,但却忽视了在年轻劳动力流失的影响下,伴随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基层干部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监管问题缺少重视,对其长远的影响缺乏认知。因此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工作上,存在监管不力、推动不足、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多数乡村地区已经完成“希望工程”“阳光之家”等留守儿童之家项目的建设,且硬件设施较为完善齐全,但由于相关主管部门未建立健全运营机制,缺乏专职管理人员,对其他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整合利用,导致留守儿童之家的功能陷入停滞,部分场所长期处于空闲状态。因此,留守儿童之家也变成“面子工程”,无法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与此同时,资金的短缺也是留守儿童之家建设无法持续推进的阻力之一,无论是设施的完善,还是内容的更新,或是人力资源的支持,都离不开财政投入,无法得到社会资金的保障和支持,留守儿童的成长也难以得到长期有效的支持与关爱。
4.社会关爱薄弱
乡村人口的不断流失,造成乡村地区的“空心化”,致使在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方面缺乏人力支持。基层政府部门人手不足、工作繁杂,难以有效承担和开展留守儿童相关工作。大量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妇女和老人则同属于弱势群体,无法提供直接协助。在政府部门分身乏术的状况下,缺少社会公益组织机构来承担枢纽功能,与其他机关部门、社会组织协同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也未将青年高校学生、社会志愿者、五老乡贤、退休教师老干部等人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利用,致使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缺少最为关键的人力支撑。
部分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处于闲置废弃状态,无人管理、无人问津,一些处于长期开放状态的公共设施也存在问题,例如农村图书馆的书籍不全面、农村影院的影视资源不足、篮球场地的长期损坏等问题。在政府人手、财政不足的情况下,缺少社会力量的支持,会使得各类社会公共服务无法持续性运营,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需求,只能通过进入网络世界来度过假期课余生活。
1.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意识,构建和谐良好家风
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打造良好家风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化和道德氛围,留守儿童因缺少了父母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用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风尚和作风也无法顺利形成,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难以体现,这份精神力量的缺失使得留守儿童的家风建设深受阻碍,因此需要强化父母的监护责任意识,尽可能地促使建设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家风。
增强家庭监护意识。家庭是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核心主体。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在于重构家庭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中的地位,强化父母的监护主体意识是发挥核心功能的基本条件。当前很多父母注重家庭经济,追求财富自由,却忽视了儿童的成长发展,事后只能通过物质方式来弥补关爱,但这样会导致留守儿童产生功利思想,注重物质财富却不注重精神财富,不利于树立正确的三观。如果父母责任意识淡漠,亲子教育的缺失加上社会不正之风的浸染,往往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发展困难重重。因此,有关部门或村委干部要引导加强父母对当前留守儿童现象的认识,知晓其中的利与弊,提前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打好预防针。同时也要加强自身的监护意识,提高监护责任意识,在家庭内部做好沟通、立下规矩、形成保障。强化父母的法定责任,建立对监护人的监督和干预机制努力使留守儿童的权益得到及时关注和保护,尽可能减少因缺少“家庭保护”而产生的各种不良影响[13]。
选择有效监护方式。各类研究表明,母爱是儿童人格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母爱的缺失会对留守儿童的情感表达、情绪控制、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农村家庭外出务工模式的选择、外出期间与家人的联系方式、积极的认知和行为等都是人为可控制的因素。因此,在基本条件允许情况下,务必守好这根底线,保证留守儿童的母亲能够留家看守,避免留守儿童初期成长的各类隐患的发生。若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则需要结合孩子自身性格特点,在祖(外)父母、亲戚朋友、托管机构中,为其选择既有能力又有责任意识,且能为孩子提供良好教育和监护的监护人。外出父母要加强与监护人之间的联系,双方要互相监督,互相指导,加强对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尽量选择降低儿童教育风险的外出务工方案,努力构建科学的交流模式、积极进取的家庭氛围是履行家庭责任的应有之义。
2.加强学校留守儿童特殊关爱,推进乡村教育发展
教育兴则国家兴,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当前由于乡村地区教育资源的紧缺以及成绩导向的思维定式,阻碍了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其身心发展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学校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特殊关爱,完善关爱机制,从学习生活、心理健康等方面予以保护和支持,创造公平公正、和谐友爱的教育氛围,推动乡村教育的全面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育人环节提供坚定的保障。
加强关爱保护机制建设。学校作为留守儿童教育工作的主要力量,要坚持以留守儿童为本的工作理念,依据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为其创造充满爱的“家”的氛围。建立留守儿童个人档案,及时掌握留守留意在品德、心理、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动态;建立教师帮扶制度,通过教师与留守儿童结对子的方式,关注其学习、关心其生活;建立安全保护预警与应急机制,避免农村留守儿童安全事故的发生或使其伤害降低到最少。此外,还应加强学校与留守儿童家长的沟通,及时将学生的信息反馈给家长,便于家长有针对性地与孩子建立亲情沟通,以弥补其不在身边的不足。老师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引导与关心呵护,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力量。学校要营造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大力表彰对留守儿童教育做出贡献的教职工。同时,学校要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让关爱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成为一种职业自觉[14]。
优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随着经济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更为活跃多样,传统的心理健康课程已经无法有效地引导和解决心理问题,一些敷衍、简单的课程内容甚至会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进而忽视其重要性。市县级教育部门首先要通过走访家庭、进校检查等方式,听取学生、家长对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真实情况和建议意见,督促学校加强重视,及时改善改进心理健康教育形式方法,以符合学生的成长需求。同时应积极组织开展心理教师专题培训会、交流会,邀请国内知名心理专家开展专业技能培训、课程设计指导、主题经验分享,以提升心理教师心理问题识别、心理辅导与咨询等方面的专业能力。
在新课改背景下,心理教师应当积极转变为课程的研究者和开发者,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之中,创建符合心理健康教育所要求的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心理环境[15],并结合新时代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兴趣爱好、审美情趣,设计形式创新、内容丰富、紧扣热点的课程。既要满足农村儿童的基本学习需求,又要引导他们学会发现并主动解决心理问题的关键,可以通过实践来强化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素质,通过案例分享、角色扮演、分组讨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积极应对人际关系和人生挫折,去体验身边的“小确幸”、提升幸福指数,也可以在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自信自尊、自爱自律、情绪调控等主题实践活动,让留守儿童在团体活动中产生形成积极的心理素质和性格品质[16]。
3.完善留守儿童政策体系,保障农村儿童成长
乡村当前仍面临着劳动力不断流失的形势,农村“空心化”导致乡村社会缺少活力,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在农村青少年群体中占有较大比例,他们也是乡村活力的重要来源,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培养与关爱,以更实际的举措为他们的全面发展保驾护航,为乡村社会注入新鲜活力,同时要推动青年人才流动和引进政策的实施,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动力。
统筹推进留守儿童事业发展。县委县政府应当提出顶层设计、长远谋划,统筹推动,将留守儿童事业发展融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牵头成立项目工作组,联合教育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多方统筹、协同建设留守儿童之家、儿童福利服务设施建设,为留守儿童提供安全舒适的物理环境,特别是增强娱乐、社交空间和服务设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改善乡村教育教学环境,推进乡村学校信息化、现代化教学,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完善文化服务供给,增强文献资源,特别是多媒体学习资源、在线学习资源等,缩小与城市教育的差距。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加大对留守儿童之家的资金投入,以维持稳定运营,开展常态化管理,切实维护留守儿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努力为留守儿童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推动乡村地区教育人才引进。2021年以来,双减政策的实施以及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不景气,导致教育学专业考研人数激增,报考教师资格证的人数已经突破千万,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合理运用这批人才资源,既能够为乡村教育提供新鲜动力,振兴乡村教育,也能对山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缺失的现象进行有效改善。
基层政府应认真落实好“农村教师支持计划”“国家特岗教师”等政策,将乡村地区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核心人才战略,切实提高农村教师地位与薪资水平,对于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村学校的教师增加额外补助,减轻生活压力,增强工作动力。在城镇学校教师岗位报考招聘的标准中,将具备乡村地区教育工作经验的作为重要招录指标。只有改变农村学校的教育环境与软实力,才能使农村教师单项流动到城市的局面得以改善,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高校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地点由城镇中小学转移至乡村地区中小学。一方面能够培养高校青年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加深对乡村教育的情况认知,增强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使命感,引导他们意识到乡村教育对乡村振兴乃至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通过青年专业人才的流动,来引入更先进的教学理念,改善教学方式,丰富农村儿童的学习生活,培养科学的学习习惯,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尤其是协助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引导和生活关注。
4.搭建留守儿童文化社交平台,传承乡村优秀文化
乡村文化当前面临着衰弱和断档的问题,缺少传承者和弘扬者。打造留守儿童文化社交平台,一方面能够丰富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避免网络沉迷,加强人际交往能力,帮助他们培养活泼开朗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品质。另一方面能够动员五老乡贤、社会骨干、高校青年的力量,帮助留守儿童感受文化底蕴、继承文化基因,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借助公共设施搭建社交平台。随着国家财政的大力投入,我国乡村地区的基础公共文化设施得到广泛普及,但乡村图书馆、文化馆等设施空间未能得到很好利用。文化知识和人际交往对于山区农村留守儿童是重要需求,合理利用公共基础文化设施来搭建学习平台、社交空间既能够弥补文化学习上的不足,全方位拓展知识范围,加深对世界的认知,又能够通过社交来加强沟通能力、提升合作意识,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是一举两得的方式,例如可以将农村基层图书机构从单一借阅功能拓展到支持学习、社交和娱乐、信息等多元功能。农村社区作为主体联合乡政府、学校、监护人开展合作,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与乡镇基层图书馆、文化馆、村级文化中心等文化设施进行联动,广泛开展读书、观影、摄影、书法、绘画、戏曲、音乐、棋类、武术等公益性文化活动。
调动社会力量提供文化服务。社会关爱网络的构建是留守儿童事业的重要推动力,要以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为主体,通过项目化运作机制、有效集聚青少年事务社工、社会组织骨干、大学生村官等力量,加强对留守儿童活动设施机构的运营管理。招募征集青年志愿者,协助开展课后辅导服务,初高中知识衔接服务、素质拓展活动服务,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留守儿童的假期生活。邀请乡村“五老”“乡贤”等德高望重、阅历丰富的老一辈力量来帮助留守儿童增强理想信念、陶冶高尚情操、增长知识文化,例如开展“四史”教育,为留守儿童普及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关知识,深植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社会力量的合理调动,既能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提供有效补充,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综合素质,也能让留守儿童深刻感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是乡村振兴的后备军,他们的成长发展对于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建设和谐乡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反复延宕的疫情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也受到阻碍,山区农村儿童留守现象仍将长期存在。因此,家庭、学校、政府及社会等多元主体应当加强责任意识,加强对留守儿童各类问题现象的关注,协力打造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全方位提供服务保障,满足留守儿童的成长需求,为乡村振兴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朝气蓬勃的人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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