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宝祥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一带一路”的概念形成于2013年，主要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过去的9年里，“一带一路”的概念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的视域不断延伸，人们对于“一带一路”的关注已逐渐从理论研究的层面转向实践探索的层面。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介入，是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征。”[1]这意味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其实需要文化产业的有力维系，2014年国家提出的“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价值与意义即在于此：从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原则出发，从开放、包容、均衡的精神理念出发，坚持文化多元性的同时，亦增强文化认同度，从而寻求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在“一带一路”的视域下，沿线中心城市的支撑至关重要，例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辐射下的兰州和庆阳。如果说甘肃地处整个丝绸之路的“黄金段”，那么兰州和庆阳便分别处于这一“黄金段”的中间与东端。过去两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兰州和庆阳是甘肃GDP排名前两位的市州。而今，兰州作为甘肃省会、中国陆域几何中心，其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但对于甘肃东端的庆阳，该如何予以定位、加以发展？则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将甘肃推向我国扩大开放的前沿，这对连接陕甘宁三省区的庆阳而言无疑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从经济上讲，庆阳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充足，能源化工产业潜力无限。但基于“一带一路”的视域来看，文化层面的深化与转化才是对庆阳地区、庆阳人民更为重要的理论课题。“一带一路”建设之目的在于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而要想实现这一切，促使沿线国家实现和平发展、和谐合作与互利共赢，首先需要从观念上、思想上尽可能地获得一种价值的共识，充分理解一地、一国的文化、历史与风俗，因此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主张“文化先行”，方可谓明智之举，于中国而言如此，于甘肃而言如此，于庆阳而言亦是如此。
庆阳地处黄河中下游，属黄土高原沟壑区，位于甘肃省最东部，故而又称“陇东”。陇东是中华民族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即出土于此。陇东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中医鼻祖岐伯出生于此，“中华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的《黄帝内经》亦创作于此。陇东地势南低北高，高原风貌可谓雄浑，有世界上面积最大、土层最厚、保存最完整的黄土塬。陇东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常刮西北风，地表较为干旱。陇东的民俗文化在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可谓独树一帜、独具一格，形成了香包、刺绣、剪纸等极富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产品。陇东历史文化悠久、思想底蕴深厚，汉代思想家王符及其哲学著作《潜夫论》即诞生于此。以上种种，可谓构成了陇东文化的基本轮廓，亦可说是陇东文化的主要内容。
陇东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乃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子午岭和六盘山为东西界，因在历史上相沿和传承的行政管辖关系，在文化上形成了诸多具有同质性和内聚力的地域性文化”[2]。陇东文化主要由农耕文化、岐黄文化、民俗文化三部分构成，除这三者以外，便是王符的《潜夫论》最为引人注目。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地域文化得以形成、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孕育出了伟大的思想人物与思想作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想将农耕文化、岐黄文化、民俗文化纳入到陇东文化的整体氛围之下，就必然要诉诸于蕴含着厚重历史性与深刻思想性的经典文本。对于陇东文化而言，王符的《潜夫论》即是连接各个文化侧面的思想焦点，这也就意味着要想深化陇东文化的思想内涵，理应先从王符的《潜夫论》着手，换而言之，对于王符《潜夫论》及其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的研究，或将成为深化陇东文化的重要契机。
《潜夫论》是东汉思想家王符的代表性著作，共36篇，内容涉及彼时之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等多个方面。通过《潜夫论》之文字内容，可见王符在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领域的深度分析与自在运思。王符(公元85年—公元163年)，字节信，陇东镇原人。据史料记载，王符与彼时之大学者马融、张衡颇有交情，然而他不苟于俗、不愿求人引荐，因此难获升迁。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认可与重用，王符可谓愤懑不已，于是隐居于家乡镇原著书立说，终生不仕。“特殊的人生机遇，造就了王符正直孤傲的特性。”[3]虽然王符半生隐居，但他与现实世界并未完全割裂，就性情而言，王符也是“眼冷，故是非不管；
心肠热，故感慨万端”[4]之人。王符在《潜夫论》一书中不仅论述历史，而且针砭时弊，对于彼时之政治现状、社会问题皆有直接之回应、敏锐之解读。从地缘的角度讲，在王符整个生命轨迹的展开过程中，在《潜夫论》的书写历程中，所流露出的厚重、深沉与耿直、畅快的思想性格与精神气质，即得益于陇东大地的塑造与陇东文化的熏陶，毕竟他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居于家乡镇原，亦生于兹、长于兹、逝于兹，无论是他的身体、他的命运，还是他的思想、他的著作，都与这片土地深深地连在了一起。因此，当我们以“一带一路”的视域、以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眼光回溯和反观陇东大地、陇东文化时，王符的《潜夫论》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我们最为倚重的思想资源。那么，透过王符的《潜夫论》及其所展开的思想生命，我们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它的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的深刻性与卓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够借助它实现对陇东文化的进一步深化？这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和论证的问题。
对王符《潜夫论》所折射出的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之思想内容加以诠释，无疑是从中国古典哲学的层面深化了陇东文化的基本内涵。《后汉书·王符传》对王符其人其书的评价是：“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5]。这表明王符的政治哲学既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又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就思想性而言，王符可谓承继诸子之遗风，正如汪继培在《〈潜夫论〉笺·序》中所述，“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6]。总体而言，王符乃持儒家之价值立场，但在其书其文之中，亦可见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刑名法术思想之色彩，基于体用关系之角度，我们可将王符的思想形态概括为“以儒为体、以法为用”。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法”不单单指先秦法家，还指向先秦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透过《管子》《黄帝四经》以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等文献资料，可知“道”“法”结合的思想趋势自战国中后期开始，到西汉初期达到高峰，这对两汉的经学、哲学、美学、文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符及其《潜夫论》也不例外。因此，后世关于王符及其哲学就有了不同的定位，《隋书·经籍志》仍将其看作“儒家”，《文心雕龙》则将其归入“诸子”序列。
王符哲学以儒为体、以法为用的思想特征，表明其学问、其精神是自由的、自在的、畅快的。我们知道，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以来，整个汉代的思想空气总体上是严肃的、密闭的、压抑的，而反观王符隐居之后所创作的《潜夫论》，可说基本上摆脱了汉代政治儒学及其冷峻氛围的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讲，我们几乎可以说王符及其《潜夫论》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甚至可以说王符的哲学在精神气质上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如前所论，王符及其《潜夫论》之所以凸显出如此独特的精神气质，恰与其所生长的陇东大地、其所承载的陇东文化有关。王符推崇“遂道术而崇德义”之文章，强调作文之关键在于言事、明理、传道。王符对彼时兴起的“骈丽之文”与“虚无之风”十分反感，其在《潜夫论》一书中对此种文风、此种导向进行了猛烈地批评。王符在文字创作、思想书写的过程中，亦始终践行着他本人所提出的“遂道术而崇德义”的价值观念。虽然在文章的形式上，王符的《潜夫论》仍旧延续了东汉后期政论散文的骈化趋势，但在内容的表达上，王符的《潜夫论》可谓惊世骇俗。
王符哲学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整合了先秦以来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思想资源，一方面又汲取了陇东大地、陇东文化的朴拙、淳厚之地域气象。王符主张“邪不伐正”，反对迷信之说与谶纬之学，这与陇东民众身上所流露出的耿直之气十分契合。在《潜夫论》一书中，王符明确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的政治主张与教育理念，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先秦儒学的传承与发展。王符虽然终身不仕，但他仍旧倡导士大夫的担当责任，认为“国以贤兴”而“以谄衰”，强调“尚贤”的必要性，这又是对墨家政治哲学的吸收与发挥。在宇宙论、本体论层面，王符更多时候坚持二元论的观念立场，关于“道”与“气”的关系，《潜夫论》曰：“道者，气之根也；
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
必有其使，变化乃成”。在此，王符对先秦儒、道两家的自然观做了一定程度的统合，既指出“道”与“气”的属性差异，又判定它们在逻辑上构成二位一体之关系。王符在《潜夫论》中还提出“人道中和”与“气运感动”的思想观点，较之王充所论“且凡言遣告者，以人道验之也”(《论衡》)，少了些压迫之势，多了几分贤者气象；
比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少了些神秘主义的成分，多了几分唯物主义的色彩。客观而论，《潜夫论》之思想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突破、扭转了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政治儒学的诸多论说，这可说是王符此书之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突出体现。
由上可见，王符《潜夫论》的问世与流传，除了其本身独特的哲学魅力与思想锋芒，还得益于先秦诸子的思想遗产，尤其是陇东文化的孕育与浸润。而回到“一带一路”的视域下，基于现代性的眼光，则可说王符《潜夫论》与陇东文化其实构成了一种共情、共振、共通的关系。陇东文化朴拙、淳厚的地域气象牵引出了王符其人其书，而今我们透过王符其人其书诠释陇东文化的思想基因、深化陇东文化的基本内涵，这既是人与自然的交互，又是人与历史的重构。
如果说王符的《潜夫论》乃是当前基于“一带一路”视域深化陇东文化的哲学基点，那么作为陇东文化三个主要侧面的农耕文化、岐黄文化、民俗文化，无疑将是我们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寻求陇东文化进一步转化的现实资源。在王符的《潜夫论》中，我们感受到了陇东文化的精神内核：朴拙、淳厚的地域气象，陇上学人“遂道术而崇德义”的价值观念，自由、自在、畅快的求学精神，言事、明理、传道的行文宗旨。从文化诠释的角度而言，对一种文化形态的深化可以反身向后，往历史的纵深处去寻觅，也可以立足当下，对承载这一文化形态的经典文本做现代性的解读，这即是我们通过王符《潜夫论》所获得的价值与意义。但仅有文化的深化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让文化面向未来，寻求文化形态、文化资源的不断转换，从而涌现其更多、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就丝绸之路的文化资源来看，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以世界遗产为代表的文化旅游资源；
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多民族歌舞器乐传统和演艺娱乐资源；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中外交融、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工艺美术资源”[7]。事实上，这三种文化资源在陇东大地上遍地可见，无论是实体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口头的。那么，我们如何借由农耕文化、岐黄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的转换进而完成陇东文化的转化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难题。
事实上，对于陇东地区各个市县而言，最大的转化机遇正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2020年5月，庆阳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新时代庆阳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文化制高点实施方案》。方案中即提到“将庆阳市建设成为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弘扬、创新利用的新高地”，“使农耕文化、岐黄文化、民俗文化成为‘一带一路’文化重要标志和优秀代表”。那么如何实现文化资源的创新利用呢？这便是引导整个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从“观光消费型”向“综合效益型”转化，从经济学的层面讲，即是从追求数量的增长转向追求质量的增长，从哲学的层面讲，即是从追求单一化发展转向追求多元化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农耕文化、岐黄文化、民俗文化这三者不再是孤立的三张文化品牌，而是要纳入到陇东文化的整体产业结构中去。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整体性的产业化发展呢？这就需要我们从“一带一路”的视域出发，借助“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这一重要接续区，不断推出富有陇东文化独特内涵的文化产品，如民俗文化范畴下的香包、剪纸、皮影等。那么，何谓“文化产业带”呢？从概念的内涵上讲，即“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突破传统区域环状分布而代之以线性带状分布，将文化产业的诸多要素进行有机的市场化配置与整合，从而突破行政区划的阻隔和产业门类的分割，最终实现国际化生产、交换与消费的整体共赢的文化产业发展大格局”[8]。由此可知，“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或乃陇东文化及其文化产品、文化产业不断转化的枢纽所在。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可谓“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延伸与拓展，但对于陇东文化及其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转化而言，前者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后者。有了“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载体与通道，陇东文化以及脱胎自陇东地区的文化产品可以一路西去，通过香包、剪纸、皮影等文化品牌的输出进而达到文化交流乃至经济交互的目的。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是典型的以点带面、由线到片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当然，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的，“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通道一旦形成，就意味着我们所输出的文化产品必须是精良的、精妙的、精细的，我们所打造的文化产业是成熟的、高阶的、完整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充分开放的文化交流的国际环境中赢得尊重、获得认同，从而完成文化资源的转化、实现文化行业的振兴。那么，如何保证文化产品输出的精良化、优质化呢？这首先需要我们具有文化创新的动力与文化转化的活力。而今，但凡论及陇东文化，必然指向我们引以为傲的农耕文化、岐黄文化与民俗文化，但事实上，除了周祖陵、农耕文化产业园、《黄帝内经》千碑林、中医药文化生态园以及香包、刺绣、剪纸等文化地标与文化产品，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里再未推出更加新颖、更为前沿的文化品牌，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陇东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吸取与挖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在思维上、观念上、方法上需要不断地转换、充分地优化。
基于“一带一路”的视域，尤其是透过“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这一通道与载体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香包、刺绣、剪纸等民俗产品在文化输出时所承载的文化含量要相对有限一些，相反，作为甘肃独有传统戏曲艺术的道情皮影，在当前这样一个影像引领生活的时代，或可发挥更大的文化传播功能。与王符的《潜夫论》一样，“道情”也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只不过《潜夫论》出自陇东镇原，而道情出自陇东环县。唐宋时期，戏曲开始由宫廷流向民间，演出形式逐渐简捷化、表演内容逐渐通俗化，久而久之，道情皮影戏的表演艺术亦由此衍生。道情皮影戏在风格上偏向硬朗、粗犷，唱腔高亢激昂，声线质朴淳厚，跟陇东大地、陇东文化的精神气质内在一致。建国以后，甘肃省文化部门多次组织戏曲工作者对道情的剧本、唱段、曲牌、乐谱进行整理，于1963年汇编完成《陇东道情》一书以及《陇东道情年考谱系表》等重要资料。而今，道情的演出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皮影戏的方式进行表演，二是如京剧、秦腔等传统戏曲一般由真人在台前进行表演。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皮影戏的表演，一方面从皮影本身的镂空、彩绘、装饰手法，到皮影戏表演的造型、动态、细节，构成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场景美学；
另一方面它的整个表演内部充满了巨大的张力，它发生在高亢、悲壮的人声配唱与细致、精妙的皮影演绎之间，给观者以若即若离、似真似幻的审美体验。由此可见，在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中，我们完全可以借助道情皮影唯美、独特的表演形态，将承载陇东文化的人物、事件以戏曲与影像的方式加以再现，这不仅提升了道情皮影本身的艺术特质，而且促进了陇东文化的整体性发展、综合性转化。
基于本文之考察、论证，可知“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必然需要文化产业的支撑。那么对于陇东文化而言，理应坚持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原则与开放、包容、均衡的精神理念，将农耕文化、岐黄文化、民俗文化等各个组成部分纳入到地域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前景之中，从而寻求陇东文化的深化与转化。从哲学上讲，文化的深化往往诉诸于对文化对象的诠释，尤其是对于蕴含着厚重历史性与深刻思想性的经典文本的诠释。在陇东文化的思想背景下，王符的《潜夫论》即是连接各个文化侧面的思想焦点。通过本文的考察与分析，可知王符《潜夫论》及其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文化哲学，诸如“遂道术而崇德义”“邪不伐正”“富民”“正学”之思想观念，“以儒为体，以法为用”之思想特征，所显现的厚重、深沉的精神气质，所展露的耿直、畅快的思想性格，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深化陇东文化的重要契机。王符终生不仕的人生机遇与正直孤傲的特性，在其所创作的《潜夫论》中获得了充分的展露。王符其人其书所显现的厚重、深沉与耿直、畅快的思想性格与精神气质，亦与整个陇东文化融为一体，因此回到王符《潜夫论》之内容本身，即可把握陇东文化的精神轮廓。如果说文化的深化工作多以经典诠释的方式来展开，则可说文化的转化任务多以文化产品、文化资源的不断转换的途径来落实。基于“一带一路”的视域而言，诸如香包、刺绣、剪纸等文化产品的推出，必然需要借助“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这一重要接续区。而要想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首先，我们在理念上、思路上，理应推行以点带面、由线到片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其次，我们要不断输出精良、精妙、精细的文化产品。做到这两点的前提条件在于，要对陇东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吸取与挖掘进行加强，要在思维方法、观念认识层面不断地转换、充分地优化，例如充分发挥道情皮影的文化传播功能，将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影像技术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将陇东文化的思想内容以现代性的手段和方式呈现出来，以此促进陇东文化及其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进一步转化。从“一带一路”的宏观视域来看，要想实现陇东文化的全面振兴，既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也需要民间文化力量的参与，既需要文化资源的充分整合，又需要不断达成价值共识、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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