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紫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广州 510420)
苏童，江苏苏州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当代先锋派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妇女系列”四本小说，虽然反映的是不同时代女性命运的变化，但其中仍含有许多共通的东西。“我对女性的关照主要是人性上的关照，虽然有时候她是阴暗的，但她是高大的。”[1]在这些故事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这些生活在阴暗面的女性的自私和原欲描写出来,直面了人性的黑暗与丑陋。通过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的生存困境描写，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女性的悲剧生活图景。
(一)封建家族制里的妻与妾形象
封建制度下和封建家庭里的女性总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对象。她们命运多舛，却又殊途同归，充满着悲剧性。由于封建社会所给予女性的低下地位，她们往往遭受着不平等的对待。身处封建大家庭中，她们往往身不由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妻妾成群》中，通过一个“老爷”和几个“太太”的故事，深刻地表现出女性在封建家庭中如何一步一步丧失对自己命运的主宰。该故事没有着力渲染“老爷”陈佐千对几位女性的戕害，而是从女性心理对大环境认同度出发，通过女性之间的“雌竞”来表现封建家庭背后的封建制度是如何“吃掉”几位女性的。
故事以一位“四姨太”的嫁入开始。四位太太性格不一。大太太毓如虽然是正房，但年老色衰，已经失去了宠爱；
二太太卓云外表温婉清秀，但内里暗藏心机颇为狠毒；
三太太梅珊倾国倾城，性格泼辣，最后因偷情被捉，被家仆投井而亡。主人公颂莲算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上了一年学后由于家庭情况被“卖”进了陈家。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是自由、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并未沁入骨髓。她在嫁进陈家之后，逐渐被环境所同化，逐渐融入甚至屈从于这个大环境，最终踏上了封建大家庭女性的悲剧之路。早先几位太太明争暗斗，颂莲还能独善其身，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最终颂莲也被卷入争宠的洪流。压抑、阴冷的生活环境，在陈家大宅里，一切都由陈佐千说了算，一切都由他的恩宠决定。于是女人们费尽心思地讨好，太太们是这样，丫鬟们又何尝不是。颂莲对丫鬟雁儿的所作所为让她彻底地从一个被害人变为加害人，雁儿的惨死加重了颂莲的心理压力。作为情欲追求对象的飞浦却对女人没有兴趣，在家庭里受到的排挤再加上院子里那口井带来的鬼气，都如同骆驼背上不断叠加的稻草。而压死她的最后一根则是她亲眼目睹了梅珊因为偷情被人丢进井里，于是颂莲疯了。结局是陈佐千又娶了五姨太文竹，文竹看着疯疯癫癫的颂莲，听着她嘴里一直念叨：我不跳井。文竹的进门正是封建制度顽强生命力的体现。死了一个，疯了一个又怎样，还会有无数新的女人走进这个家，再也走不出去。通过几位女性的遭遇，探讨了女性受压迫的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二)过渡时期的妓女形象
过渡时期，即解放初的新社会。处在这个时期的女性，一方面，新的思潮和社会变化已经冲击到了她们；
另一方面她们自身又还保留着旧社会的思维和习惯。两种矛盾的力量作用于她们身上，使她们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又难以完全适应这样的改变。
《红粉》里的小萼和秋仪同是妓女出身，解放后政府对其进行改造。在前往改造营的路上，秋仪跳车逃跑。开始了她颠沛流离的人生。一开始她对这样的社会改造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欢逛窑子，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么？”似乎女性总是作为一种“替罪羊”的形象，背负着“过错”一方的责任。秋仪的疑问深层次的展现了女性心理下女性对于社会的一种质疑。离开妓院之后，她投奔了自己以前的老相好老浦，但最后对老浦灰了心，无路可走之下进了尼姑庵。再经历了离开尼姑庵—回家—被嫌弃之后，最终秋仪嫁给了鸡胸驼背的冯老五。秋仪的漂泊流浪一方面体现着她敢爱敢恨的性格，老浦后来求过她，她也绝不回心转意；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即使已经进入了新社会，人们对于“特殊职业”女性的鄙夷态度也是难以更改的。“老尼姑在里面咔哒上了一条门闩，她说，我们已经用水清洗了庵堂，你不能再回来了，你已经把玩月庵弄得够脏的了。”[2]而另一个妓女小萼则走上了与秋仪截然不同的路，她进入改造营，却依然好吃懒做。在她的心里，实则是更喜欢在喜红楼的生活，可以用“我天生就是个贱货”作为借口，犹如催眠一样固化自我认同。结束改造之后，小萼阴差阳错跟老浦结了婚。虽然生活拮据，但她改不了大手大脚的习惯，与老浦争吵不断，又跟楼上的张先生暧昧不清。最后以老浦挪用公款被枪毙，她把孩子托付给秋仪，和另一个男人私奔去了北方作为了她的结局。相比较于秋仪，小萼的人生选择总是充满了被动和依赖性，步步都在依靠着他人才能继续存活。通过这两个“特殊职业”女性艰难生活经历的书写，表现出了新时期初期女性对社会的摸索以及进入社会却不被社会接纳的艰难处境。
(三)新时期家族里的女性形象
到了新时期，随着女性地位的上升，她们身上比前两个时期多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意识。但是家庭和传统社会的部分旧思想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她们。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她们对生活和生命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通过对新时期两个家庭里的女性琐碎生活的描写，反映出女性对生命和情欲的突破和掌握，生活的独立性也有所提高。
《妇女生活》将时间线从1939年拉到了1979年，写了三代女性娴—芝—萧的命运。娴原本是有几分姿色的，但她贪恋富贵生活，被孟老板包养，做了他的情人。后来怀孕因为年纪大怕疼放弃了打胎，最终被孟老板抛弃。生下女儿芝，年老色衰。芝不听母亲的劝告与邹杰自由恋爱仓促结婚，但是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如她的意，她开始后悔不该那么匆忙嫁给邹杰，两人住回了母亲家。芝因不能生育，担心失去邹杰的爱，神经紧张，最后两人领养了女儿萧。邹杰对养女产生欲念最终羞愧卧轨自杀，芝也随之精神失常。萧和小杜交往结婚，怀孕四个月后小杜出轨，两个人最终离婚分开。这个小说通过对三代女性的生活化书写，凸显了生活琐碎、灰暗的一面。三代女性的爱情之路都异常坎坷，仿佛带着血缘里的宿命。故事里的男性几乎都是灰色形象，在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减弱，凸显了女性愈加独立的光芒。
《另一种妇女生活》则是刻画了旧时的大家闺秀在新时代的生活。简少贞、简少芬两姐妹住在酱油店的楼上，几乎与世隔绝。因为早先家大业大，姐姐少贞总是觉得外人是贪财才来提亲，久而久之也把妹妹少芬耽搁了。两姐妹相依为命，与酱油店的三位女店员的生活大相径庭。少芬无意与一位女店员顾雅仙搭话之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顾雅仙撮合她与一位老师结合。妹妹嫁人之后，姐姐怨恨顾雅仙，认为是她拆散了姐妹两个，绣了一副顾雅仙的人像，用剪刀撕烂了她的嘴，最后用绣花针刺破动脉自杀身亡。姐姐对妹妹的病态占有欲也是她封闭心灵的表现。少贞死于自我禁锢，少芬则融于市俗，甚至学会了脏话。情欲的涌进轻易就瓦解了姐妹的亲密关系，呆在楼上，还是走下楼梯，这也是女性对自我命运的一种选择。
(一)女性生存困境
1.权利的压制
尽管四本小说的时间线是逐步递进的，但是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女性在社会环境中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以男性为中心，从官方到民间，似乎都默认了女性处于两性关系里附属品的地位，是依附男性生存的。男性一贯将女性视为附属品，所导致的后果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轻视与不尊重。新婚之夜，陈佐千就被梅珊的“病”勾引走，未经颂莲同意就烧了她的萧，产生不快之后，“陈佐千用手去抚摸她，仍然得不到一点回应。陈佐千说，你太过分，我就差一点给你下跪求饶了。颂莲沉默了一会，说，我不舒服。陈佐千说，我最恨别人给我看脸色。[3]陈佐千提出过分的性要求，颂莲不愿意之后，陈佐千十分不屑，“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没见过你这种女人，做了婊子还立什么牌坊？”犯了错的人反而恨别人给他看脸色，将自己的姨太太称为“婊子”，这也侧面表现出了男性心理和权利的惯性支配地位，相较之下，女性地位则低至尘埃。但是想要在陈家大院生存下去，又必须得到陈佐千的宠爱，厌倦却又不得不依附，这是女性生存困境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2.情欲的压抑
作为一向缺失又被压制的社会主体，女性的生命体验与情欲追求是一直被忽略掉的需求。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更是加剧了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男性被允许三妻四妾，而女性要一直以自己的丈夫为中心，将自己的生命和情欲都交托于这个男性。《妻妾成群》里，封建制度和父权交织成紧密的网，将家族里的女人牢牢抓住，直至窒息。梅珊死于偷情，被仆人残忍丢下井。但梅珊不是第一个，“颂莲点了一只烟，猛吸了几口，忽然说，那么她是偷了男人才跳井的？宋妈的脸上又有了讳莫如深的表情，她轻声说，鬼知道呢，反正是死在井里了。”[4]后来，我们的确知道了，她是如何“跳”进去的。男人可以妻妾成群，而女人一旦偷情不忠，下场就难逃一死。《另一种妇女生活》里面杭素玉被人捉到与人偷情，“几天后香椿树街的居民听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街西的老宋用一把菜刀砍死了妻子杭素玉。”“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5]贞洁，是强加在女人身上的沉重枷锁。当男人视女人为所有物之后，占有的心态便会让其加强对女性身体的管控。偷情自是不对，但是在这种男女关系上，往往总是女性承担更为严峻的后果，背负更为难堪的议论。
(二)女性的厌女症
女性之间的相互“厌恶”是普遍存在的。“在性别不对称的社会中，女人的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是不成立的，因为，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有一个分配社会资源、尤其是成员资格的功能。女人欠缺社会资源，若想获得成员资格，(迄今为止)只能通过归属于男人的途径。”[6]《厌女》女人们明争暗斗企图获取资源，《红粉》小萼与秋仪原本是一对好姐妹，但最终因为老浦两人不欢而散。小萼通过老浦获得了物质生活，最终与老浦结婚。在两人的婚礼上，秋仪送了小萼一把伞，看到小萼怀孕后冷笑一声：“怀上老浦的种了？你动作可真够快的。小萼又啜泣起来，我没办法，他缠上我了。秋仪呸地吐了一口唾沫，他缠你还是你缠他？别把我当傻瓜，我还不知道你小萼？天生一个小婊子，打死你也改不了的。”[7]《妇女生活》以娴的故事、芝的故事、萧的故事作为小标题，虽然是三代人，但是少有祖母、母亲这样表示关系的亲密词汇，反而都是原名，加重了三代人之间的疏离感。《另一种妇女生活》里面少芬本来和姐姐相依为命，但嫁人不过半年光景，当姐姐死后，她说：“这个神经病的老x，死也不肯好好地死去，死了还要拖累别人。”[8]姐妹之情荡然无存。而《妻妾成群》里面更是上演一出大戏，几个姨太太甚至还有丫鬟的勾心斗角不断上演。扎小人、陷害、捉奸，女性在这样封闭的环境里相互戕害只是为了争夺老爷的宠爱，巩固自己那不过徒有虚名的地位。原本女性处于弱势群体，应该团结一致互帮互助，但是一夫多妻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女性获取资源的困难，使得女性反而站在对立面，产生“厌女”心态。
苏童作品中的女性大多都是病态的，传统印象中温柔大方的女性绝不符合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泼辣、自私、阴暗，人性的阴毒在她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男性的统治者地位不仅造就了女性劣势的社会文化体系, 而且通过对女性的压制, 使女性产生自我的幻想以及与不同女性个人之间的争斗, 从而更加服从乃至认同于男性统治。女性的“厌女”心态根源是男权影响下的异化表现。
(一)泛滥的欲望
过分强调了性对女性的影响，情欲是正常男女都拥有的生理特点，只是女性这样的生理需要被视为不耻而往往被忽略。正常的情欲追求和需要是合理的，但是在这几篇小说中，或许是为了表现女性在这方面的改变和突破，苏童有意放大了女性这方面的需要，反而凸显了女性对男性生理上的依赖。在《妻妾成群》里，颂莲每逢阴雨就会想念床第之事，梅珊更是直接了当地告诉颂莲：“他只要超过五天不上我那里，我就要找个伴。我没办法过活寡日子。”《红粉》里的小萼宁愿放弃儿子悲夫，也还是要嫁个男人，以前的姐妹瑞凤说起这种事情也是用一种调笑口气，“瑞凤拍拍手，我说你迟早会出来，翠云坊的女孩在尼姑庵怎么过呢？瑞凤嘻嘻地笑了一气。”[9]更不用说《妇女生活》里娴偷窥女儿和女婿的夫妻之事。性的追求在这里被放大，这既是对女性欲望的一种正视和释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意无意渲染了男人在女人生理需要中的重要作用。女性除了要摆脱地位和经济上的依赖之外，似乎又多了一重生理枷锁。
(二)角色的类型化
“我并不觉得自己写女性很出色, 更谈不上懂女人。因为不了解, 有一类女性我从不敢写, 那就是知识分子女性。”[10]正是因为苏童从不写知识分子女性，所以他笔下就几乎未出现过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相似的角色类型呈现出单一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回看他的“妇女系列”，大致就是两种角色，即“依附者”与“徘徊者”。“依附者”将自己的身心依附在男性或者是物质上，她们渴求男性的力量，迷恋权欲带来的富贵，就像《妻妾成群》的四位太太，为了争夺名位和资源，相互算计；
《红粉》里的小萼虽然顺从地接受了改造，但骨子里并未觉得以色侍人有什么不好，在结尾处，她甚至仍想找到翠云坊的牌楼，因为这是她所留恋的生活。这些女性对自己的身份设定早已习以为常，在畸形的男权社会中，她们被教导要温柔顺从，缺乏独立的人格与自我，只能依附男性生存。而“徘徊者”则如泥沙徘徊在命运之海。努力不被淹没，却仍还是不免谱写凄凉哀歌。她们是世纪末的浮华与喧嚣，在时代的洪流中看不到自己的出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红粉》里秋怡漂泊的一生，《妇女生活》里三代人的生活宿命悲剧。新旧交替的时代下，这些女性始终逃不出残酷的命运和自我的毁灭。
(三)阴暗的刻画
苏童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数是病态的，行为举止都偏向极端化。女性的嫉妒、阴狠、自私等人性的阴暗面在他的笔下被过度放大。《另一种妇女生活》里，顾雅仙、杭素玉、栗美仙各自心怀鬼胎，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几个女人不断较量，粟美仙靠捉奸在床打败了杭素玉,最终老宋一把菜刀砍死了妻子杭素玉。粟美仙是狂妄而骄傲的, 丝毫没有“杀人”后的愧疚,这种对人性的恶的过分渲染带来的就是对善的否定。他笔下的女性犹如“斯德哥尔摩”患者，在整个男权社会中，女性并没有协力维护整个群体的利益, 反而是相互排斥、费尽心思地相互诋毁和斗争。当所依附的男性无法达到她们的期许和满足她们的欲望时, 她们就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心理漩涡, 继而将自己的痛苦施压到同性身上以获得满足。《妻妾成群》里，“四个女人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 并且像一颗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以争得一点空气。”她们的疯狂、阴暗, 散发着腐朽的病态味道。对于单独的女性个体来说，她既无法在男权社会找到依靠，又不能完全相信和自己同类的女性群体，因为她们对她来说，半是同盟又半是敌人。将女性之间的敌对夸大书写，是苏童作为男性对女性的文化偏见，也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误读。
苏童的“妇女系列”作品, 都是从勘探女性生存的角度入手, 透过女性生存的悲苦表象, 来揭示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依附性所导致的悲剧。苏童在这几篇小说中，并没有过度的制造男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情爱之间也无过多描写，故事的焦点基本都聚焦在女性和女性之间。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明争暗斗、相依为命、反目成仇，舞台上的聚光灯将这些爱恨情仇投射在她们身上，让这些女性群像更加鲜活。男人堆里的女人与女人堆里的女人，实则拥有完全不同的心理和生存状态。在男人与女人对立中表现女性悲惨命运是传统女性形象塑造的固有思维模式，而以女人与女人对立展现女性心理则是对女性心理的进一步挖掘。苏童从这一角度出发，窥探到了女性如何在女性群体之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作为一名男性作家，苏童对女性形象的描写有他的局限所在，但他用他独特的想象力和描写方式, 叙述了旧时代各种病态又残缺的女性命运悲剧。苏童这种对于人生和文化的反思, 在现在也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男权文化下女性的自省和进步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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