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溟，李 宏
(1.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2.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应急管理教研部，辽宁 大连 11601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收入分配给予了重点关注，并明确指出“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事实上，经济公平与分配正义，历来都是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分支，所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而我国自建国以来也一直饱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的困扰。以最具代表性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例，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这也就是说，相较本世纪初期一度高达3倍以上的巨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呈现出了逐步缩小趋势，但是当前仍然高达2.69。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如何经由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待遇水平的持续提升，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调节，自始至终都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等主体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重要实践领域。然而，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之中，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否真的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与公平收入分配的实际效果？应当说，对这一问题的有效回答只能是以经验研究的结果作为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证据。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Feldstein(1974、1979)[1]的系列研究可以看作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开端，其研究认为社会保障计划的施行有较为显著的“资产替代效应”，并使得美国的个人储蓄减少了大约30%～50%。然而，尽管这方面效应的存在或许是普遍得到承认的，但关于这种效应的强度究竟有多大，则始终没有较为一致的结论。例如，Kotlikoff(1979、1989)[2]和Crawford等(1981)[3]等的研究，就认为社会保障计划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程度并不大。不过，较近的国外研究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重要性方面，出现了逐步取得一致的趋势。例如，Korpi等(1998)[4]针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着重要的影响；
Jesuit等(2004)[5]基于财政支出绩效的研究也表明，相较于税收手段，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效果显然更为显著；
Kristjánsson(2011)[6]针对16个OECD成员国的研究也表明，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在再分配政策中的贡献度是最高的，并且也使得基尼系数实现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国内有关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却开始表现出分野的趋势。例如，高文书(2012)[7]通过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缩小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降低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王延中等(2013、2016)[8]和邓大松(2014)[9]等研究也认为，基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的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日益增强；
然而，谷成等(2004)[10]、唐钧(2010)[11]与蔡萌等(2018)[12]等研究，则普遍倾向于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由于水平偏低或结构性缺陷，事实上是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即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现象。为此，基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收入差距调节，对于当前改善民生和提升安全感与满意度的极端重要性，究竟社会保障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是否起到了积极作用，依然需要继续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实证检验。下文即拟从相关基本理论分析入手，尝试以改革以来社会保障支出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关系的检验，来对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进行一个讨论和验证，以期给当前的收入再分配调节机制建设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步显现出了其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种种不足。经济效率和收入公平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在整个20世纪中可以说是出现了逐步趋于激烈化的态势[13]。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从建立之初就展现出了其在公平收入分配和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重要功能。众所周知，从福利经济学理论出发，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内在逻辑，其实就可以被概括为一种资金由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支付过程，由于两者在边际效用水平上的差异，所以可以通过这种转移支付，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14]。
从政府的角度看，为了解决市场运行所带来的其自身无法解决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本着公平与正义原则，从全社会的范围内征集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有关的社会保障计划，在具体的安排上通常都会考虑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差异，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累进效应”[15]。然后，政府再根据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实际，以社会保障支出或补贴等方式，将社会保障资金转移给被保障的对象。在社会保障待遇的享受方面，由于有各种具体的区分与限制条件，从而能够实现向困难和弱势群体倾斜的效果。无论是社会保险制度安排，还是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都能够从这个角度进行具体地观察和分析。所以，社会保障作为“减震器”或“稳定器”，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从个人或家庭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起到了纵向的调节作用，即对其与他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同时也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个人生命周期之内的收入流调节，以及非常重要的代际之间的收入调节效果。例如养老保险计划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年老实际上并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风险，但是在青年时期以一定的方式进行一定量的储蓄，能够为年老失去劳动能力之时，提供收入与消费方面的保障[16]。这就是典型的对个人收入流的平滑与调节，可以避免个人在不同时期出现非理性消费的情况。同时，在不同的模式下，养老保险计划又会涉及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17]，例如在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模式下，整个计划的维持其实就是靠青年一代的收入，来维持业已退出劳动领域人口的消费，从而实质上成为了代际之间的交换。
所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具备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显然是毫无疑问的。并且，由于不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会产生极为不同的调节效果，所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如何，既需要依据具体的制度安排进行研究，同时也更需要结合具体的指标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个涉及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的规范性理论问题，同时更应是一个实证性的经验问题[18]。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对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显然不能无视以往经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得到的结果是否具有相应的阐释性意义。除前文综述部分已经交待的内容外，就收入分配调节而言，我们发现过去的一些研究其出发点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例如有人指出城乡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直接就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化[19]；
也有人依据不同国家的数据资料进行了社会保障水平与消费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20]，但是除验证出通常所强调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对于提升消费率有积极作用的结果外，并没有太多的明确结论。也有其他研究采用了国内的统计资料所进行的研究，但是也仅得出了不同制度设计存在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结果[12]。因此，当前仍然需要更进一步地进行深入分析，为找寻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调节的具体效应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
图1 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
图2 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演变
另外，考虑到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集中体现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所以本文还是将城乡收入之比(CRt)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不论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是体制等其他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必然需要作为被解释变量之一，所以我们还考虑把经济增长率(GRt)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被解释变量。社会保障指标我们则考虑用“社会保障水平”(LSt)予以表征，即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上相关指标对应的统计数据，均系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获得，时期均为1978—2017年。
为了更具普遍性地考察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效果，拟建立如下几个时间序列基本回归模型：
ln(CRt)=α1+α2ln(LSt)+ε1
(1)
ln(CRt)=β1+β2ln(LSt)+ln(GRt)+ε2
(2)
ln(CRt)=γ1+γ2ln2(LSt)+ln(LSt)+ε3
(3)
ln(CRt)=δ1+δ2ln2(LSt)+ln(LSt)+ln(GRt)+ε4
(4)
上述四个基本模型所表达的涵义是显而易见的，模型(1)所表示的其实是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协整关系”，模型(2)则增加了经济增长率指标；
模型(3)和模型(4)则是为了验证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类似人们依据库兹涅茨曲线而提出的“先污染后治理”一类的“倒U型”关系：即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逐步提升而出现“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轨迹，是否可以被接受为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一条经验规律。
(二)模型估计与检验
由于所要使用的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所以首先对它们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经过在EViews软件中运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ln(CRt)、和ln(GRt)均为2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运用它们分别进行上述模型的估计和检验。为简便起见，我们将有关的参数估计结果都汇总到了表1中。
表1 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调节效应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注释：表中各个模型的因变量均为ln(CRt)，表中数字为前述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值，括号内为标准误差，而***表示该估计值在95%的水平下显著。
对上述各个模型估计后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各个残差序列均为稳定的，所以上述四个模型均通过了检验，基本模型的参数估计是有效的。这也实质上表明了各个序列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以模型1的参数估计结果为例，社会保障水平对数序列的系数估计值为0.1131，这表明两者之间为正相关，具体地，社会保障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也会相应提高0.1131个百分点。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首先注意到了这种非正常的正相关关系，因为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是有悖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初衷的；
其次，我们也发现了单独作为解释变量的社会保障水平，其解释程度并不高，而实际上的影响程度也不是太大(1)在进行模型估计时，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所使用的是百分点，因此百分点增长1%其实就等于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万分之一，以最近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计算，这大约是在40亿元左右；
同时，目前的城乡收入之比大约为3.23，0.1131个百分点则意味着它会发生0.0036倍左右的变化。。通过模型2我们则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也对城乡收入差距起着“激励”作用，参数估计值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也是极高的。这也就是说，在所考察时期范围以内，经济增长的确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地，模型3的参数估计结果则显然表明，我们预想的“倒U轨迹”并不存在，实际表现出的是“U型”轨迹。同时，各个参数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等结果似乎提示我们，两者间很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最后，在加入经济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4，也依然表明了“倒U轨迹”并不存在。
(三)实证分析主要结论
基于上述模型的估计与检验结果，我们至少能够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是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运用1978年以来的有关统计数据进行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当尝试仅仅采用社会保障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时，发现它能够部分地解释城乡收入之比指标的变化，不过从具体的弹性估计值上看(0.1131)，这种对应变化或影响的程度并不大。当我们增加经济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是显著的，尽管弹性估计值稍有上升(0.1316)。这也就是说，1978—2017年，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并没有对改善收入分配，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相反地，经验分析结果还表明，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是逐步扩大的。
二是“倒U轨迹”的不存在，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不会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首先就否定了人们通常所强调的，随着既定社会保障计划与体系的不断完善，收入分配状况自然会得到改善的观点。换句话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进一步地，运用1978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所进行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在这一期间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构成了“U型轨迹”，并且处于抛物线右侧的正相关部分。图3是根据前文的估计结果进行的模拟，它反映了当社会保障水平从3%开始，以0.05个百分点的速度逐期递增时，城乡收入之比指标的发展变化情况。根据我们的数值模拟，当社会保障水平达到80%时，城乡收入之比会增加到6.9倍左右。
图3 数值模拟的结果
三是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单独或者总是作为能够有效解释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解释变量。我们尝试了将经济增长率单独作为解释变量，但是得到的结果是不显著的，而其连同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一起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则表明了它也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太显著的正向的影响。然而，当我们在验证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时，所增加的经济增长率指标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却并非统计显著的。这或许表明了，城乡收入之比尽管也表现为流量的对比，但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存量因素决定的，因此使用反映流量因素的经济增长率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通常在20%～30%，有的甚至超过了50%的水平[21]。相比较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一直是相对偏低的，这或许也是限制其发挥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重要原因。总之，结合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与现状，以及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认为当前基于公平收入分配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需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调节范围、调节力度，以及主要由制度设计本身所决定的收入调节的具体方向。
(一)制度覆盖面决定着有效调节的范围
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发挥，首先要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广泛覆盖为前提。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覆盖全体社会成员，或者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成员未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以内，那么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就必然要受到相当程度地限制。例如，当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平均达到了80%以上，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覆盖率也达到了70%左右[22]。此外，我国是长期地面对着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狭窄的局面。如当目前为止除了部分社会保险项目的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的水平，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保障项目覆盖率一直比较低。以1989年建立起来的“统账结合”式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例，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共有2.36亿人参加了该制度，同时农村大约有1.03亿人口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覆盖，两项合计共有3.39亿人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23]。与此同时，2010年我国城乡就业人员总数则为7.6亿人，这就意味着仍有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员没有被该项目所覆盖。如果进行城乡之间的对比，则差距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因为同期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为3.47亿人，而农村就业人员总数为4.14亿人，这就是说人口相对众多的农村地区的覆盖率水平更低。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了9.42亿人，制度覆盖面扩展的效果非常明显，但是考虑到这其中还包括了城乡居民，所以其总体的覆盖率应为70%左右。其他项目也是类似的，如图4给出了2011年以来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率变化情况，根据相关统计资料的计算结果表明，至今该制度的覆盖率依然不足30%(2)作者根据相关年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参保人数”和“全国就业人员数”计算整理得到，该指标衡量了所有的就业人员中被当前的失业保险制度所覆盖的比率。。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并非是短期内完成的，因此短时间内覆盖面的扩大并不一定能够立即纠正以往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所以考察覆盖面的变化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二)支出水平决定着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
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这主要取决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暂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对于逐步乃至是快速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们仍然有着作为的空间。例如对照部分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水平一直严重偏低，如2000年时瑞典的社会保障水平为49.8%，荷兰为46.3%，加拿大为38.9%，美国为42.5%，而日本为32.3%[24]。
同时，结合同一时期上述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情况进行对照，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基尼系数水平较低，如瑞典的基尼系数在上述国家中是最低的，仅为0.25，而美国则为0.408。我们将上述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基尼系数指标结合起来，绘制出的散点图如图5所示。进一步地，趋势分析的结果则表明了，在以上述国家为例的横截面数据中，社会保障水平与基尼系数形成了反比例关系，具体从数量关系上看，社会保障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大约会下降0.0064左右。这或许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保障水平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需要以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水平为前提，所以在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其难以对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有效的调节[25]。当然，囿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我们此处仅能就有限的资料作一个粗浅的观察和思考，但是基于发达国家这方面统计的这类简单分析，对进一步筑牢“安全网”无疑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26]。
(三)制度设计决定了收入分配调节的方向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经历过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财政统包统揽的时代，在向“三方负担”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又出现了过于强调个人责任的倾向，这导致了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制约。例如，1992年推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由于过于专注于财务上的可持续，导致了无力解决自身养老问题的农村居民，并不能加入其中享受足够的待遇，而加入其中的居民其实也并不需要该制度所提供的待遇[27]。这也就是意味着，从制度提供者的角度来说，也出现了“逆向选择”的问题。一直以来，诸如此类的“逆向选择”其实主要都是因为财力方面的制约，而结果则导致了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从而也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收入分配调节的效果。表2是1999—2008年这10年间城镇不同部门养老金替代率水平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到，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明显比城镇企业职工要高出许多，这显然也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马太效应”。
图5 部分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与基尼系数的散点图
表2 1999—2008城镇不同部门养老金替代率水平的比较 单位：元、百分比
资料来源：何立新、梁琳.关于中国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情况，2011(9)：17-27.
与此同时，图6给出了2010—2017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变化，它同样也衡量了该制度所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3)即综合考虑由基金收支和财政补贴共同决定的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然后以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其替代率水平；
国内相关研究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是所采用的养老金待遇和平均工资指标的计算方法，通常有一定的差异，所以会导致最终得到的替代率水平有所不同。。由图6可知，到目前为止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尽快仍在上升，但是受名义费率和实际费率差异较大以及制度设计等的影响，其所能够提供的养老金待遇仍然是相对有限的。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设计，必然也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方向。只有当我们本着类似“锄强扶弱”的原则来进行制度设计时，才能指望其能够对收入不平等进行符合需要的调节，即公平国民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相反地，如果我们仅从制度运行以及体系管理等角度入手，过于强调项目资金的平衡与体系自身的运行，而忽视不同群体在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需求程度等方面的固有差异性，那么其收入分配效应就必然要受到较大的影响。更进一步地，如果某一项目的制度设计远不够合理，比如门槛设置得太高，以及不利于转移与接续等，那么实际上往往也就会形成“逆向选择”的效果，而这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初衷肯定是不相符合的。
图6 2010年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水平变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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