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斌
2021年以“鲁迅的道路”为主题的鲁迅生平陈列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展。
毫无疑问，世间先有翻译，然后有译论；
有了译论，然后有“翻译腔”。但是“翻译腔”作为一个译论中的名词出现，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从历史维度看，不论是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还是明清耶稣会士的“洋译华述”，抑或是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中文翻译的高潮都与文化输入的高潮同步，也成为社会变迁的别样注脚。这期间，译论也在发展变化，三国时期的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最早提出的直译理论和文质之争，到了唐代，玄奘以“五不翻”（秘密、多含、此无、顺古、生善）的音译论来避免曲解，再经明代徐光启“求真”和李之藻“创译”的实践真知，最终由晚清严复提出著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指意思不悖原文，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不要随意增减原意；
“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畅明白；
“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信”“达”“雅”的标准实际上代表着翻译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和谐与统一，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后来中文译论的金科玉律。
不过，严复三难中的“雅”，原意所指应为古雅，古雅追求是文言时代的崇古雅韵，这大致可以解释，为何在白话文运动来临之前，译论中只有文质之争，没有对翻译腔的质疑和批判。毕竟在华丽的文言面前，白话文只有风格，没有腔调。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来临，受胡适“文学改良”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影响，白话文学与白话翻译日渐成为主流。文学翻译的热潮之下，文言与白话的论争之中，“翻译腔”终于作为一个翻译的“问题”出现。
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直译派的代表人物鲁迅为例。早在上世纪之初，“林译小说”风靡全国之时，鲁迅与周作人有感于林纾不恪守原著，任意取舍割裂情节，并采用传统章回体敷衍成书的译风，两人合力于1909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册，共16篇，均为“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短篇作品，其中鲁迅自德文转译3篇，余者皆为周作人自英文翻译或转译。两人坚持采用直译法以文言译出，但鲁迅认为其直译有别于依据字典逐字对翻的“死译”，而是保存原文精神和力量的“正译”。多年后在针对赵景深主张的“宁错而务顺”时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之所以执着于直译，除了求真求信之外，还站在改革中文语言以求新的高度上。在他看来，思想启蒙时代的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还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这点与他的文学思想如出一辙。
与鲁迅相对的，是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忠、顺、美”3条标准的林语堂。但其所谓的“忠”不是“信”，不是绝对忠实原文，不是字字对译，而是句譯。“忠”的基准是句子的总意象而非字义；
忠实不仅求达意，还须传神，即忠实原文的言外之意。其“顺”即当时主流和风行的讲求“归化”，一切按照中国人的行文心理翻译。其“美”则要求译文能引起读者如临其境的审美冲动。在如此原则下，林语堂允许语言的游离，给译者极大自由。同样，这样的译论和实践也与林语堂文学上一贯所主张的闲适与性灵相似。
鲁迅竭力保持原汁原味和异域情调，不可避免地造成很多译文的生硬难懂、晦涩不通，就连他自己多年后再版时都以“佶屈聱牙”自谓，更何况这还是在文言范畴，等到白话文大行其道后，这场始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也逐渐升级，让“翻译腔”日益问题化。
林语堂尽管后半生几乎全部以英文创作，且向西方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和思想著作，有极大的文化普及之功。但倘若仅从翻译角度来看，“林译”的中国经典往往在抛开原文结构，采取大量变通手段的同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简化处理。对英文读者而言，也未尝不算新的“翻译腔”问题。我曾逐字逐句对照过“林译”的《道德经》和西方较早的保罗·卡卢斯译本（1898年），林译的“Tao，One，Two，Three”等，和后者的“Reason，Unity，Duality，Trinity”等相比，不能说高下立判，也足以让中译英的“翻译腔”问题浮出水面。
福建漳州，芗城区天宝镇林语堂文化园内展示林语堂相关物品。
这一时期，“翻译腔”尽管仍未作为名词出现，但作为问题的存在可算俯拾即是。以我童年时颇爱读的一本文法及习作书《文心》（夏丏尊、叶圣陶，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为例，不仅有专章从教学相长角度进行相关阐述，还多次举例说明。如“他在读本中摘出一句‘A camel must be killed.的句子来叫我们翻译。有一个人说‘一匹骆驼应该被杀，他摇头说不像中国话。别一个人说‘一匹骆驼该杀，他沉吟了一会，似乎还不以为然。后来有一个人起来说‘非杀一匹骆驼不可，他才点头。”前两种即是显而易见的“翻译腔”。
至于“翻译腔”成为译论中的专有名词始于何时，文化史上目前尚无定论，但其对应的英文条目“Translationese”则被认为是由美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在其1969年的著作《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最先界定并进行讨论，后被收入《翻译学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他将其定义为“通常带有贬义色彩，用来指明显依赖源语的语言特色造成的不自然、费解甚至可笑的译语特点。“正因如此，Translationese早期也被译作“翻译症”或“翻译体”（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以强调其贬义或语体特征。如果细究起来，更凸显病因和结果的“翻译症”程度过重，更带有文体色彩的“翻译体”则相对中性，此时“翻译腔”便成了“Translationese”的中文译名中“翻译腔”最少的那个。
如此，为了便于理解，可拿英译中为例对“翻译腔”给出一个相对明朗的定义：即指在翻译时把英文的语言形式、表达方式和句法结构生搬硬套至中文，所形成的一种不符合语言表达习惯的译文风格。不过，虽然“翻译腔”的译文有失自然和不够流畅，却也不能因此转而陷入反向的认知误区，认为杜绝“翻译腔”就是好译文的唯一标准，那就有些因噎废食了。毕竟“翻译腔”的所谓“原罪”是在求真求信上，而缺少“翻译腔”除了译笔精当之外，或许是译者水平所限而在摒弃原文后的删繁就简。同样，我们从小阅读习惯的那些流畅通顺甚至优美的文学译笔，比如傅东华《飘》中的中式人名（郝思嘉、白瑞德），張谷若在《苔丝》里将英格兰西南乡村威塞克斯方言以山东话译出，无论实际效果多么成功和深入人心，都揭不掉身上“翻译腔”的标签。可见对翻译本身而言，由于人类没有共同的语言，“翻译腔”无处可逃，也无须逃遁。
真正值得和应该逃遁的“翻译腔”，其实不在翻译领域的学术和实践之争中，而在中文母语领域内的过度西化与“哈日哈韩”等文化现象中，而且这种问题的蔓延久而久之会形成潜意识，融入到书写意识的方方面面，让身在其中的作者和读者不知不觉中被影响，最终伤害到中文的美感。
从每年的网络流行语，到日常的发言与对话，从影视剧里的夸张台词，到书籍中的字里行间，“翻译腔”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于许多作家和翻译家都较早觉醒，不断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我读过的这类作家作品中，余光中是论述比较早也比较多的一位，他在1979年集中发表的《论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等几篇针对中文西化的文章，是对这一陋象的有力揭示，并在数年后的《中文的常态与变态》等多篇论述中提出了针对性的扬弃和改进措施，值得借鉴。
诗人余光中将西化视作中文面临的一大危机，但与前述的“翻译腔”一样，他同样不认可西化的原罪，“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只是他认为过度西化必然会破坏中文“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的自然生态，进入繁琐生硬和面目全非的恶性循环。在他看来，英文与中文由于一些语言上的基本差异，为过度西化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比如英文好用抽象名词，弱化与架空动词令其成为繁琐无用的词组，致使名词滥用成灾，即相当于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论“文字的义肢”（Verbal false limb）。这令现代中文也深受影响，将许多简明的动词分解成“万能动词加抽象名词”，如“做出”与“进行”的大量流行（试比较“指示”与“做出一个指示”，“研究”与“进行一项研究”等），不厌其烦。
比如英文里存在的单复数之分，表现在语法上极为明显，但中文名词本身不分数量，复数往往通过数字直接表示，西化之后“们”字与“之一”大量出现甚至滥用，也是较明显的“翻译腔”，前者如“们”与“众”的重复使用（观众们），后者如大行其道的“其中之一”等，都是累赘。
再比如英文词性相同之间多用连接词and，中文则经常省略让多词并列，前者是必不可少，后者是择机使用，这就让“和”“与”“及”等词的使用时机很有讲究，稍有不当一样会破坏美感（试比较“将军和士兵们”与“将士们”）；
介词作为英文的润滑剂承担着动词及物化、词组形容词化以及上下句的逻辑纽带作用，这些通常是在中文不需要额外出现的。现在“有关”“关于”“由于”乃至“因为、所以”的过度使用，实属画蛇添足；
更不要说大量形容词并列时虚词“的”之滥用，动词时态影响下对“了”之多用，以及被动语态下对整个被动式的错用等等。
在我看来，“翻译腔”表面上是语言问题，更深层次则属于文化范畴，随着历史上每一次文化与思想启蒙的大浪淘沙而生，既是披沙拣金般淘漉与沉淀的结果，也是不同语言融合与发展的产物。换言之，“翻译腔”自有其历史成因和时代风貌，本无优劣之分，是沙是金也不能一概而论。正如我们能接受“拿摩温”背后的洋泾浜沧桑，能听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也能梦到“翡冷翠”的爱与夜；
但当我以一个同样深受“翻译腔”影响的读者和作者身份，写下这篇“翻译腔”的自省与自剖时，同样是希望我们在阅读和写作上，能够去芜存菁，反复锤炼，找回属于中文本身的节奏与美感。
（责编：常凯）
猜你喜欢译论林译西化——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晚清民初文学翻译的高峰——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期)2021-12-04——黄忠廉教授访谈录">中国译论通史研究：重识与重写
——黄忠廉教授访谈录山东外语教学(2021年2期)2021-01-28第五届“理论翻译学及译学方法论”高层论坛通知外语与翻译(2020年4期)2020-12-31刍议中医何以西化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杂志(电子版)(2018年32期)2018-01-12林语堂与汪榕培的《庄子·逍遥游》译文对比研究大观(2017年11期)2018-01-08村上春树文学翻译论争背后的译论之辨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12期)2017-02-06近现代中国法律变革中的中西之辩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22期)2016-12-27伊朗关停800“西化”服装店环球时报(2016-09-07)2016-09-07从谭恩美的《喜福会》中聆听当代批判的声音青年文学家(2016年20期)2016-06-30从“三美论”看中国学派译论的先进性与艺术性疯狂英语(双语世界)(2016年3期)2016-02-27
本文来源：http://www.triumph-cn.com/fanwendaquan/gongwenfanwen/2023/0915/1062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