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炳 心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焦裕禄精神高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展现了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的务实精神、践行了立足大局的奉献精神。焦裕禄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建设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精神丰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学习践行焦裕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要在实践中真正弘扬焦裕禄精神的价值,凝练其内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显得非常重要。焦裕禄精神能走进广大人民心中,除了其自身价值合理性外,还具备沟通大众文化心理的民族文化属性。换言之,焦裕禄精神中是否蕴含着融入中华民族血液里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心理习惯?从焦裕禄精神的系统结构分析来看,仁学思想蕴含其中,这是广大人民理解、认同焦裕禄精神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
(一)乡土文化对焦裕禄仁学思想的孕育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旧为博山县)的山村里,故乡礼俗的教化、家庭的熏陶是焦裕禄做人做事的最初思想之源。在历史上,博山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人杰地灵。齐鲁文化孕育了博山深厚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孙廷铨等名人,成为全国有名的孝文化发源地。在仁学思想中,孝是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重信守礼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的孝文化对焦裕禄影响深远。在焦裕禄的人生历程中,我们都能看到他讲信用、忠诚党的事业、爱民亲民的自然流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礼乐文化与乡土文化相互作用,构建了雅与俗相融的中华民族基本生活方式。年轻的焦裕禄在成长中最先汲取的精神食粮来自他耳濡目染的民风民俗。在故乡上学期间,少年焦裕禄曾写过一篇作文《阚家泉的风景》,其中写道:“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钦佩那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令我喜爱的,就是岳阳山南山脚与崮山西山脚交汇处的阚家泉。”[1]18在这篇文章中,焦裕禄对仁人志士的崇敬、对故乡的深深情感已经跃然纸上。焦裕禄早期生活经历正值国家社会动荡变迁之际。博山在清末民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矿产地,外来文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淄博最早属于德国的租借地,老家多矿产,1904年就有了张博火车,在八陡设站。这使得当地信息快捷,货运发达,新思维和新式生活被引进”[2]15。新思维和新式生活为年轻的焦裕禄开阔眼界、锻炼思维提供了客观条件。在焦裕禄精神中,既有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君子仁德,又有现代科学求证、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与当时社会生活处于中外多元文化撞击有关。
(二)焦家家风对焦裕禄仁学思想的孕育
家庭往往是最能影响一个人人生发展的载体,父母家人的言行如春风化雨,更容易融入儿女的心灵。焦家良好的家风对于焦裕禄的基本价值观形成有着明显塑造作用。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是一个聪明能干、世事练达、有经济头脑的人。他有着传统仁学中勤奋质朴的品质、灵活变通的思维以及开阔的眼界,这对焦裕禄接受教育、少年立志有很大影响。祖父在当地拥有的威望、魄力与品质都默默影响着焦裕禄。在整个大家庭中,对焦裕禄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曾写道:“父亲堂堂正正的一生,受齐鲁文化影响深远,更直接受到我奶奶的言传身教。”[2]219人的思想形成不仅仅是从认知上懂得道理,还要在情感、意志、行为方面感同身受,才能逐渐形成稳定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价值观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理性认知、讲道理仅仅能满足理性上对于价值判断的需求,人的价值选择还需要情感、信念、意志的综合作用。而塑造人的情感、磨砺人的意志、培育人的心理则需要日久天长的实践浸润。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
从人的心理层面分析,父母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所形成的实践场景,把感官触觉与理性抉择有机融为一体,比脱离实际空讲道理的教育更能触动人的心灵。焦裕禄精神中对家乡同胞之爱、重担当、自尊自爱的品格早在母亲的日常生活影响中就扎下了仁爱之根。焦守云回忆道:“父亲无论何时从外面回来,奶奶就会用小笤帚在门外把他从上到下扫一遍,他上学出门前也要被全身扫一遍。家境虽然不好,但全身没有半点落魄相。”[2]17焦裕禄的母亲是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并不一定会讲什么修齐治平的大道理,但是在齐鲁文化的民风民俗中,老人家用自己善良、朴实、坚强的行为教育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数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在学习焦裕禄的事迹中,很多人会被他坚强、无私、仁爱的品质所感染,有时也在想这种卓越品质从何而来?除了他个人自强不息的努力,母亲的人格示范在焦裕禄成长中起了重要作用。焦守云回忆道:“她从来都是这样坚强,当年我父亲去世时,白发人送黑发人,奶奶一滴眼泪也没有掉。直到回到博山,刚下八陡火车站,她放声大哭,惊天动地,拉都拉不起来。后来问她为什么没掉一滴眼泪,她说:‘我是家里的老人,俊雅(我母亲)还年轻,又带着六个孩子。我要是一哭,她还怎么过?’”[2]29我们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个中滋味。老人家的坚强、隐忍与仁爱之心令人动容,也为我们探索焦裕禄精神中的文化心理资源提供了支持。习近平总书记2009年在兰考调研时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从中都能看到家风中孕育的仁学思想萌芽。尽管焦裕禄后来在革命与建设的大熔炉中不断超越自我,但齐鲁文化这种崇尚仁义、敢于担当、仁民爱物的文化精神影响了他一生,这就是孔子所开创的仁学精髓,是超越历史的价值。
(一)时代巨变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
故乡的礼仪风俗、良好的家风给年轻的焦裕禄播下了仁爱的种子,但从焦裕禄当时的情况来看,其仁学思想还是朴素的,与后来形成的焦裕禄精神相比,显然有着本质区别。事实上,焦裕禄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创新与转化,是在革命与建设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红色精神。那么,焦裕禄如何从一个受齐鲁文化熏陶的热血青年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经历了哪些质变?他身上的仁学思想与后来焦裕禄精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分析,焦裕禄生活在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从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焦裕禄经历了从被压榨的底层农民到新社会主人翁的转变,黑暗社会的屈辱及中国革命与建设带来的希望给焦裕禄极其强烈地冲击,这是影响焦裕禄思想发展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实践促使焦裕禄从求生存到有意识地追求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生的根本转变。大浪淘沙般的革命洪流、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让焦裕禄不断成长,思想逐渐成熟,儿时扎根于心中的仁学思想在革命与建设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焦裕禄精神开始萌芽。
从出生到父亲自尽身亡这段时期,影响焦裕禄的主要是乡土文化与家风。艰难时日的折磨使得焦裕禄养成了自强、坚韧、勤奋的品质,与家人四邻的患难与共让焦裕禄对亲人、乡邻有着深深仁爱之情,这种感情持续了焦裕禄的一生,成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公仆情怀的情感心理基础。后来焦裕禄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受尽折磨被送往抚顺大山坑煤矿为日本人采煤,侵华日军对中国人的侮辱、非人折磨深深刺疼着焦裕禄的内心,留下他一生难以抹去的阴影。“这些屈辱,父亲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在此后的工作中,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宣传党的政策时,都会提到这些亲身经历”[2]31。从抚顺煤矿逃回家乡,再辗转到苏北流浪,直到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时期是焦裕禄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段充满屈辱、风雨飘摇的生活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带来的尊严、安全感相比,反差是巨大的。焦裕禄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的亲亲之情逐渐转化为自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阶级觉悟,这为后来焦裕禄精神的形成开启了重要的转折。
(二)实践熔炼中焦裕禄仁学思想的发展
1946年,焦裕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候的焦裕禄由于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理论水平不高,对党的认识非常朴素。“这时对党是干什么的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共产党对穷人好,自己自从共产党来了才有出路了,入党要好好干工作,在各种工作(中)起带头作用”[2]41。与大多数参加革命的穷苦人一样,焦裕禄此时的思想核心还是故乡水土孕育的朴素仁学,是原先乡土社会中重情感、讲礼义、崇尚道德人格的传统心理。仁学的核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中的真情实感之上的,“孔子强调家庭中子女对父母亲人的感情培育,以此作为人性的根本、秩序的心理来源和社会的基础”[4]。当然“仁”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而且是情感的升华、是人性的完善。综合后来焦裕禄的一生,这种对人民发自内心的情感,对党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这是焦裕禄精神中不可忽略的一条心理主线。“也正因为出身艰辛,善于表达,所以父亲很容易就和受苦受难的群众打成一片,开展工作就顺利的多”[2]32。当然,这种对党和人民朴素的情感心理在革命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形势下,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不断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从而产生质的飞跃,成为焦裕禄精神最主要的文化滋养。焦裕禄随部队到河南尉氏县开展群众工作时,已经善于结合百姓的具体情况进行宣传。为了激发群众的热情,焦裕禄用顺口溜动员大家。为了让百姓了解共产党,他教大家唱朗朗上口、通俗简明的词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分了土地又分粮,身上穿着新衣裳。拨开乌云见太阳,穷人盼来了共产党。这些接地气的工作方法,对于争取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这个阶段的焦裕禄已经不是单纯凭着质朴的热情来工作,而是自觉地创新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党的政策用最符合中国大众的语言与实践传递给百姓,用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传递马克思主义,有效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与具体国情、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理论认知那么简单,要做好这些工作,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实践上的可行性缺一不可。“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常新、与时俱进的过程。焦裕禄同志在他的革命工作中,把二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焦裕禄精神的基本内涵。
(三)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焦裕禄仁学思想的创新发展
1953年,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焦裕禄被选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在洛矿的九年时间,是焦裕禄精神形成的重要时期。与战争年代疾风暴雨式的工作相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要复杂得多。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言,除了过硬的政治素质,对于专业能力、思维范式、治理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挑战面前,焦裕禄迎难而上,不断克服困难,提升自我,适时实现了角色转换。由于工作中的出色表现,焦裕禄被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学习。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焦裕禄为跟上教学水平,硬是通过自己的日夜努力,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从而取得可以进行大学教育的机会。由于工作需要,焦裕禄又被派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在此期间,焦裕禄因勤于钻研、刻苦努力而成为“最棒的车间主任”。如何在自身岗位上让自己更加优秀,焦裕禄在业务上攻坚克难,进一步形成了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的求实和作风,“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1956年底,焦裕禄谢绝大连起重机厂的挽留,回到洛矿担任车间主任。他不但善于组织、激发团队的力量发挥集体主义优势,而且他自己也更加努力钻研,成为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仁学中自强不息、愚公移山的开拓精神、传统文化中穷则思变的辩证思维为焦裕禄提供了精神滋养。但在此基础上,焦裕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代视野创新发展了仁学思想。
焦裕禄调到尉氏、兰考工作后,这些日渐成熟的思想与思维方法把焦裕禄精神真正推向顶峰。在尉氏担任第一副书记时,焦裕禄又因地制宜地发明了“十六字方针”:“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2]121这个方法在今天依然有用。当上级领导把他调往兰考这个谁都头疼的贫困县时,身体健康已经很不好的焦裕禄二话没说就接了这个烂挑子。这就是焦裕禄面对的残酷现实,尤其在兰考这样的受灾贫困县,风沙、盐碱、内涝是困扰兰考人民生存、阻碍经济发展的“三害”。正是在这种极度困难的环境中,焦裕禄把他一生最后的热量洒在了这片土地上。面对几十万贫困人民,焦裕禄承担起掌舵人的使命,“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面对复杂艰难的工作,焦裕禄深入实际,凡事探求就里;面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焕发出“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在物质奇缺、温饱难以保证的年代,坚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在焦裕禄感人的事迹与伟大精神中,我们能看到穷且益坚的意志、自强不息的气魄、穷则思变的辩证方法、仁民爱物的胸怀、自尊自爱的君子人格,这已经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站在时代前沿的新文化。焦裕禄精神中这种源自中华民族血脉的仁爱精神,是焦裕禄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也是焦裕禄精神能不断焕发活力、深入人心的精神命脉。
(一)仁学是焦裕禄精神的根与魂
在学习焦裕禄事迹时,很多人往往被焦裕禄这种无私的为人民服务行为所感动,但也有不少人存在一些疑虑,焦裕禄无私奉献的伟大人格与我们普通人是否太遥远?这确实是应该面对并要澄明的一个问题。这个疑虑不解决,学习、践行焦裕禄精神就缺乏实践的、人性的基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任何一种思想、价值被人们广为接受,除了其理论上的逻辑性、科学性之外,实践上的可行性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能够可以让人们共同理解的心理、生活体验、价值认同感,理论就是空洞的。换言之,焦裕禄精神所激发的情感共鸣、价值认同、信仰归属的文化心理基础从何而来?显然,中华民族的仁学精髓为焦裕禄精神被广大人民所认同奠定了文化基础。焦裕禄精神鲜明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阐释了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创新者。从焦裕禄精神的文化根脉追溯,才能真正走进焦裕禄的内心,感触真实的焦裕禄,从而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场域中感同身受。
众所周知,人性情感的培育必须以足够时光的积淀才能有效,在日积月累之中渐渐融入。通过理性认知、记忆渗入,情感、意志乃至信念才会逐渐形成。乡土文化的礼俗、家风之所以长期在历史上发挥着心理培育作用也在于此。焦裕禄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英雄、榜样,但是英雄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情感、意志、信念的积淀历程。焦裕禄正是在仁爱精神推动下,实现了人生追求。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6]从目的论来讲,每个人都向往好的生活。当然,由于每个人的出身、环境、教育千差万别,其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任何美好生活的追求都需要依靠人的内在生命成长才能实现。在儒家思想看来,每个人不断完善自己的内在生命与开拓外在功业的生命历程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实现,这个生命历程就是“成仁”,是生命的觉悟与完善,是人生幸福的实现。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通俗来讲,儒家最关心的方面就是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实现完善自己的道德生命。学习做人不是自发的,它要遵循仁道,所以对于小时候的焦裕禄来说,齐鲁文化的熏陶与母亲言行的浸润,使得他从小就种下了“仁”的种子,这一人生选择与信念不断引导焦裕禄如何做人,如何觉醒自己的内在生命。可以说,仁学是焦裕禄精神的营养之源,是焦裕禄精神的根脉与灵魂。正因为焦裕禄精神兼具先进性与民族性,才能深入广大人民心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
(二)仁学精髓是焦裕禄精神的动力之源
从焦裕禄的人生奋斗来看,仁学精髓是其不竭的动力之源。少时的焦裕禄就渴望成为英雄,造福社会。每个孩子心中都曾住着一个英雄,焦裕禄的英雄梦想就是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仁学坚定了焦裕禄的信念,更赋予他追求目标的动力。旧时日趋恶化的环境对焦裕禄的人生构成了几乎毁灭性打击,父亲自杀,家境破落,侵华日军以“共党嫌疑分子”把焦裕禄抓进宪兵队,后辗转送往抚顺煤矿采煤,期间备受折磨羞辱。“我看过父亲所有的档案资料。他在不同时期写的个人经历,对被日军抓去做劳工那段每次都描述得很详细。每个成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委屈的小孩,在父亲心中,这段经历或许是最折磨他的阴影。也只有加入革命队伍后,他才有了现代人尊严的复苏,才有了对时代的控诉。”[2]67这段梦魇般的遭遇对焦裕禄打击是深刻的,但没有摧毁他的做人信念。尽管焦裕禄改变了对于传统君子式成人的幻想,但他把英雄理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新为“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他深深体悟到只有在革命队伍改变历史的洪流中,只有在人民的有机体中才有人的尊严与幸福。从渴望成为拯救天下苍生的英雄式仁人志士到依靠人民才能求幸福的实践努力,焦裕禄逐渐完成了从修齐治平的个人信念到以实践为基础的群众史观的转化。
总体而言,焦裕禄在少年时所形成的仁学信念在一生中是基本稳定的。实现自我、追求人生完善是贯穿焦裕禄一生的,是他不断改造自我的动力。在仁学语境中,自我的实现要通过群己关系的优化而完成。“儒家既不把自我看作一个孤立的原子,也不是作为单一的分离的个体,而是把它看做人类关系中的一个实体。”[7]7在中华传统文化思维中,人是关系中的存在,良序的社会关系是做人的基本背景。“自我的实现,要求我们超越自身的局限。我们通过助人自立而立己。”[7]11所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综观焦裕禄一生事迹,在土改中,他与贫苦农民融为一体;在洛矿,他与技术人员打成一片,帮助技术人员发挥才智,关心他们的生活;在尉氏、兰考县,他统筹兼顾,团结同事、深入群众、扶危济困。他一生不断改善的是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不变的是民胞物与的深挚情感。焦守云在回忆中写道:“其实我父亲喊人民群众爹娘,从来不勉强,他当县委书记之前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2]50这无不体现了焦裕禄对人民真诚的情感心理,当然这里面已经有自觉的阶级意识,但是没有一体之仁的心理基础,单凭理性认知是无法自觉地成为真心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如果从个人主义的逻辑看待焦裕禄,总有些不理解的地方,不明白他这么忘我到底为了什么?但是如果从仁学视野贴近焦裕禄,则能感受到他那自强不息、穷且益坚的快乐。能体会他那愚公移山的壮志情怀,能理解他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幸福。这种跨越时代的价值是仁学的精髓,在焦裕禄思想发展历程中,这种价值始终贯穿在他的精神中。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使得焦裕禄不断反思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朴素的思想逐渐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融入焦裕禄的实践中,成为焦裕禄精神形成的关键因素。“焦裕禄那一代共产党人,把信仰当成生活的最高目标。他们是从战争中活过来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仿佛都承担着更多战友的使命。”[1]41与苦难的旧社会相比,新社会带来的幸福感不言而喻,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是幸福的。对于焦裕禄而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自我价值是最大的幸福,这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趁着我们的假期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光是最美好的。”[2]102从焦守云的回忆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焦裕禄乐观、快乐的生活态度。这种新社会建立带来的幸福感、安全感,是焦裕禄在苦难的旧社会所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在焦裕禄心中是应当的也是幸福的。在焦裕禄心中,他与祖国、人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荣辱与共关系。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责任已经成为内心牢不可破的信念,这种整体关系式的思维就是仁学的本质特征。“当自我被看做关系的中心时,人就有了一种纪律和约束的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人格的修养、同等严格的身体和精神的自律,并且有时甚至表现为同等的精神的自我实现。”[7]113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焦裕禄对传统仁学的继承与扬弃。传统仁学虽然讲究爱民亲民,但其思维范式是承认阶级等次的英雄拯救路径,也即是英雄圣王式的英雄史观。而在革命队伍中,焦裕禄真正接受了群众史观,他是人民的儿子,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公仆。
综观焦裕禄一生思想轨迹,不变的是仁学赋予他的民胞物与的感情与信念,改变的是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可否认,焦裕禄精神实现了对仁学的传承与超越,这种传承创新的仁学为焦裕禄精神提供了不竭动力。从焦裕禄病重到去世后,不断有人民去看望、怀念他,历史从来没有忘记这位为他们奉献的人,这充分说明了焦裕禄精神中仁学精髓的意义与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品格与道德情操,也是中华民族仁学精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创新与转化,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民族性。焦裕禄精神与广大人民在情感上、心理上能产生深深共鸣,很大程度基于共同的民族集体记忆,而这种集体记忆源于仁学。作为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仁学,无疑为广大人民与焦裕禄在情感、心理、思维范式上构建起共同的信念场。在这种交互性的场域中,焦裕禄精神不但崇高伟大,而且极具生活的熟悉与温暖。我们学习焦裕禄,就是把他那种热爱生活、刚健有为、关爱社会的精神传递下去,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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